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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这三句话虽然在文献典籍中各有出处，内涵各不相同，却含有同一个精神实质，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充分发动群众和集体的智慧力量”。那么，中国古人是如何“发动群众和集体的智慧力量”的？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这三句话，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的历史源流
《诗经·大雅·板》中有“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的句子，意为：“古代的圣贤们说过，要肯于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相传《板》是西周大臣凡伯为劝谏周厉王而作的诗，可见我国的先民很早就知道广泛听取百姓意见的好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思想由此发端。
战国时期，道家学者慎到在《慎子》中进一步提到：“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然而尧有不胜之善，而桀有运非之名，则得人与失人也。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慎到的意思是，国家的兴衰成败，要看君主能不能妥善使用国内的人才，如果能让臣子各尽其才、各竭其力，就能使国家兴盛。相应地，《荀子·成相》中有这样的话：“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认为君主如果拒绝臣下的意见，下属如果一味附和君主的想法，国家就要遇到灾祸了。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思想家就已经知道，一个人的才智无论如何比不上群体的智慧，只有大家各抒己见、各显其能，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西汉初期，刘邦在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后，曾经询问群臣：“我为什么能胜过项羽呢？”大臣们认为刘邦能让人才为自己尽心竭力是最主要的原因。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出谋划策不如张良，稳定后方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杰，但我能任用他们。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恰当地任用。这是项羽败给我的主要原因。”在这段交谈中，大臣们只看到了刘邦善于笼络人才，刘邦则更深一层地看到了自己能够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让人才发挥恰当的作用。西汉晚期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扬雄针对刘邦战胜项羽一事评论道：“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意思是汉（这里代指刘邦）能够让大家一起想尽各种策略，而这些策略又能彻底发挥众人的能力。这句话正是“群策群力”一词的最初来源。
到了三国时期，名相诸葛亮曾经在给幕僚的一份指令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的职责，就是把众人的智慧集中起来，广泛收集有价值的意见。诸葛亮这样说，目的在于要求幕僚们多提意见、敢于直言，不要怕与长官的意志不符，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葛亮生前，蜀汉政权呈现出欣欣向荣、安定团结的局面，与诸葛亮能够“集思广益”，虚心听取正确意见的做法是有密切联系的。此外，唐太宗也以善于听取群臣意见，能使群臣各尽其用而闻名，著名的“贞观之治”能够实现，固然与唐太宗本身的才智出众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魏徵等大臣尽心补益、直言规谏，唐太宗也乐于接受他们的意见。其实，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大都具有能够虚心听取意见的长处和善于发动众人出谋划策的能力，而专断跋扈、师心自用的人，则罕有能做出成绩来的。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古人也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藉此获得群众的拥护，以求更好地调动群众积极性。《论语》记载，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所谓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指广泛地给人民恩惠，以至使大众都获得周济，其实就是上文提到的“博施众利”。对于得意门生的询问，孔子非常认真地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何止是“仁”呢？已经达到“圣”的境界了啊，连尧舜这样的上古圣王都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做到呢。孔子是极为推崇尧舜的，他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高度评价，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造福百姓的重视。
在历史上，有很多“博施众利”而获得百姓拥护，从而进一步调动他们智慧和力量的实例。最早的大概是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发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很快就获得了苦于纣王暴政已久的人民的热烈支持，为西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除此以外，西汉时期，文帝、景帝两代皇帝执政期间，朝廷经常减免农民的赋税，然而，国家的总收入却没有减少。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经过汉文帝、汉景帝的经营，京城国库里的钱和粮食都堆积如山，使用不尽，甚至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库存的粮食也有变质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位皇帝通过政策调整使百姓得到了实惠，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财富的增殖，这也是“博施众利”的一个显例。至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就更是人人皆知了。
由此可见，“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文化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人们用朴素的语言描述这种思想，总结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等俗语，流传至今，可见其无论是深入人心的程度，还是在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均不可小觑。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应该看到，“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现当代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思想的内涵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集思”是为了“广益”，“群策”是为了“群力”，发动群众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根本目的還是为了推动国家、社会、集体的发展。有一句古话说：“一人计短，众人计长。”但也有成语形容大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的样子，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样是大家一起出主意，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事业的进步，有的却把本来很好的事情弄糟了呢？这是因为，具体的做法不同、宗旨不同，收到的效果也不同。能够促进事业发展的“集思广益”，一定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性，能够通过思想火花的碰撞，形成更清晰的认识和思路，并在讨论后形成合力;而那些争执得脸红脖子粗，还得不出结论的意见，往往是大家各怀利益、各有想法，不懂得妥协，更不知道如何合作，以致在讨论中反而加深了矛盾。所以说，想要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能仅在形式上“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实际却将这些意见置于脑后;更不能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各抒己见”。只有提前理清思路，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让所有人切实参与、献计献策、共进共赢，才是真正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其次，博施众利，也不等于吃大锅饭，更不等于收买人心，而是通過合理的分配制度增进归属感、提升凝聚力，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终极目的仍是促进事业的发展。“博施众利”的思想涉及利益的分配，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理解。有些领导者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美其名曰“改善员工福利”;有些领导者在搞业绩考核时只“奖”不“罚”，员工不管工作成绩好坏，多少拿点儿奖金……这是“博施众利”吗？不，这样只会影响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把工作越做越差。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西汉初期的汉文帝、汉景帝不是削减赋税，而是毫无原则地向全国百姓发放钱财，还会有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吗？身处思想开明的当代社会，我们当然不必耻于言利，但利益的分配必须是合理、有制度依据的，这样才能有效起到鼓舞人心、调动集体力量的
作用。
最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还具有民主色彩，它反映出的对百姓意见的重视，对集体能力的肯定，都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民主观。“集思广益”“博施众利”与“群策群力”的相同点是什么？相同点是都强调了“群体（或集体）”这个概念。毛泽东同志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群众则将一事无成。”这是对群体力量最恰当的评价。领导者只有与下属同心同德、共同面对问题，并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不是高高在上，独断专行，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工作和事业的不断进步。
总之，“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执政理念。善于运用这种思想，对于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将起到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的当代意义
《国际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最好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反复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事业，要建设社会主义，除了群众自己，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逐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无往而不利的“法宝”。从历史上看，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敌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明白了这一点，“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就显而
易见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我国“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我们依靠发动群众和集体这个法宝，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最终比较顺利地度过了难关，获得了发展;而依靠发展获得的红利，我们又逐步实现着“博施众利”的目标。可以说，我国的国家建设成果根本上是依靠群众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获得的，这正是“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在当代的实际应用。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类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分工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往一个人可以制造的简单生产工具，现在变成了需要成百上千人合力制造的精密机械设备;从前的发明创造往往是某个“天才”灵机一动产生出来的，现在却要依靠无数相关实验室在长期的研究、设计、实验中找出方向。也就是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越来越深化，生产和科研已经由“单打独斗”变成了系统工程。因此，如何依靠集体的智慧，激发众人的工作热情，集中群众的力量办好事、办大事，必然是当代领导者面临的重要
课题。
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他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同志把群众路线放到“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高度来看待，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作详细分析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把如何处理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发动集体的智慧放在重要位置，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的历史源流
《诗经·大雅·板》中有“先民有言，询于刍荛”的句子，意为：“古代的圣贤们说过，要肯于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相传《板》是西周大臣凡伯为劝谏周厉王而作的诗，可见我国的先民很早就知道广泛听取百姓意见的好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思想由此发端。
战国时期，道家学者慎到在《慎子》中进一步提到：“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然而尧有不胜之善，而桀有运非之名，则得人与失人也。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慎到的意思是，国家的兴衰成败，要看君主能不能妥善使用国内的人才，如果能让臣子各尽其才、各竭其力，就能使国家兴盛。相应地，《荀子·成相》中有这样的话：“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认为君主如果拒绝臣下的意见，下属如果一味附和君主的想法，国家就要遇到灾祸了。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思想家就已经知道，一个人的才智无论如何比不上群体的智慧，只有大家各抒己见、各显其能，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西汉初期，刘邦在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后，曾经询问群臣：“我为什么能胜过项羽呢？”大臣们认为刘邦能让人才为自己尽心竭力是最主要的原因。刘邦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出谋划策不如张良，稳定后方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杰，但我能任用他们。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恰当地任用。这是项羽败给我的主要原因。”在这段交谈中，大臣们只看到了刘邦善于笼络人才，刘邦则更深一层地看到了自己能够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让人才发挥恰当的作用。西汉晚期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扬雄针对刘邦战胜项羽一事评论道：“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意思是汉（这里代指刘邦）能够让大家一起想尽各种策略，而这些策略又能彻底发挥众人的能力。这句话正是“群策群力”一词的最初来源。
到了三国时期，名相诸葛亮曾经在给幕僚的一份指令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的职责，就是把众人的智慧集中起来，广泛收集有价值的意见。诸葛亮这样说，目的在于要求幕僚们多提意见、敢于直言，不要怕与长官的意志不符，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葛亮生前，蜀汉政权呈现出欣欣向荣、安定团结的局面，与诸葛亮能够“集思广益”，虚心听取正确意见的做法是有密切联系的。此外，唐太宗也以善于听取群臣意见，能使群臣各尽其用而闻名，著名的“贞观之治”能够实现，固然与唐太宗本身的才智出众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魏徵等大臣尽心补益、直言规谏，唐太宗也乐于接受他们的意见。其实，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大都具有能够虚心听取意见的长处和善于发动众人出谋划策的能力，而专断跋扈、师心自用的人，则罕有能做出成绩来的。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古人也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藉此获得群众的拥护，以求更好地调动群众积极性。《论语》记载，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所谓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指广泛地给人民恩惠，以至使大众都获得周济，其实就是上文提到的“博施众利”。对于得意门生的询问，孔子非常认真地回答道：“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何止是“仁”呢？已经达到“圣”的境界了啊，连尧舜这样的上古圣王都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做到呢。孔子是极为推崇尧舜的，他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高度评价，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造福百姓的重视。
在历史上，有很多“博施众利”而获得百姓拥护，从而进一步调动他们智慧和力量的实例。最早的大概是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发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很快就获得了苦于纣王暴政已久的人民的热烈支持，为西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除此以外，西汉时期，文帝、景帝两代皇帝执政期间，朝廷经常减免农民的赋税，然而，国家的总收入却没有减少。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经过汉文帝、汉景帝的经营，京城国库里的钱和粮食都堆积如山，使用不尽，甚至穿钱的绳子都烂掉了，库存的粮食也有变质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位皇帝通过政策调整使百姓得到了实惠，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财富的增殖，这也是“博施众利”的一个显例。至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就更是人人皆知了。
由此可见，“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文化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人们用朴素的语言描述这种思想，总结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等俗语，流传至今，可见其无论是深入人心的程度，还是在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均不可小觑。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应该看到，“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现当代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思想的内涵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集思”是为了“广益”，“群策”是为了“群力”，发动群众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根本目的還是为了推动国家、社会、集体的发展。有一句古话说：“一人计短，众人计长。”但也有成语形容大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的样子，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同样是大家一起出主意，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事业的进步，有的却把本来很好的事情弄糟了呢？这是因为，具体的做法不同、宗旨不同，收到的效果也不同。能够促进事业发展的“集思广益”，一定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性，能够通过思想火花的碰撞，形成更清晰的认识和思路，并在讨论后形成合力;而那些争执得脸红脖子粗，还得不出结论的意见，往往是大家各怀利益、各有想法，不懂得妥协，更不知道如何合作，以致在讨论中反而加深了矛盾。所以说，想要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能仅在形式上“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实际却将这些意见置于脑后;更不能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各抒己见”。只有提前理清思路，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让所有人切实参与、献计献策、共进共赢，才是真正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其次，博施众利，也不等于吃大锅饭，更不等于收买人心，而是通過合理的分配制度增进归属感、提升凝聚力，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终极目的仍是促进事业的发展。“博施众利”的思想涉及利益的分配，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理解。有些领导者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美其名曰“改善员工福利”;有些领导者在搞业绩考核时只“奖”不“罚”，员工不管工作成绩好坏，多少拿点儿奖金……这是“博施众利”吗？不，这样只会影响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把工作越做越差。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西汉初期的汉文帝、汉景帝不是削减赋税，而是毫无原则地向全国百姓发放钱财，还会有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吗？身处思想开明的当代社会，我们当然不必耻于言利，但利益的分配必须是合理、有制度依据的，这样才能有效起到鼓舞人心、调动集体力量的
作用。
最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还具有民主色彩，它反映出的对百姓意见的重视，对集体能力的肯定，都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民主观。“集思广益”“博施众利”与“群策群力”的相同点是什么？相同点是都强调了“群体（或集体）”这个概念。毛泽东同志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群众则将一事无成。”这是对群体力量最恰当的评价。领导者只有与下属同心同德、共同面对问题，并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不是高高在上，独断专行，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工作和事业的不断进步。
总之，“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执政理念。善于运用这种思想，对于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将起到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的当代意义
《国际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一段名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最好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反复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事业，要建设社会主义，除了群众自己，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逐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卓越见解，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无往而不利的“法宝”。从历史上看，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敌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明白了这一点，“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就显而
易见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我国“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我们依靠发动群众和集体这个法宝，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最终比较顺利地度过了难关，获得了发展;而依靠发展获得的红利，我们又逐步实现着“博施众利”的目标。可以说，我国的国家建设成果根本上是依靠群众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获得的，这正是“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在当代的实际应用。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类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分工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往一个人可以制造的简单生产工具，现在变成了需要成百上千人合力制造的精密机械设备;从前的发明创造往往是某个“天才”灵机一动产生出来的，现在却要依靠无数相关实验室在长期的研究、设计、实验中找出方向。也就是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越来越深化，生产和科研已经由“单打独斗”变成了系统工程。因此，如何依靠集体的智慧，激发众人的工作热情，集中群众的力量办好事、办大事，必然是当代领导者面临的重要
课题。
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部署。他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习近平同志把群众路线放到“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高度来看待，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需求作详细分析的结果。因此，我们应当把如何处理与群众的关系、如何发动集体的智慧放在重要位置，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