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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假定存在两种翻译学,即普遍的翻译学和分国别的翻译学,而把建设中的中国翻译学作为终极的普遍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翻译学理应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演进阶段,和中国翻译传统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结果。为之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于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科学而有效的现代诠释,使其顺利地朝着中国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和现代形态这一理想转化,作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