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岭南大学的附属中学毕业的，陈寅恪先生1949年到岭南大学时，我正好升入岭南大学。他在政治历史系任教，我读的是历史专业。我们班只有三个同学，我、胡景钊、张观呼。有一个学期，是1950年，陈先生讲唐代乐府，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修了这门课。陈先生是用诗证史，例如，他讲《秦妇吟》，讲这首诗里看到的唐代末年的情况：皇朝、节度使、交通路线等等，竟讲了差不多半个学期。

　　我本应是1953年毕业的，后因为肺病，休学了一年。1954年毕业后我留在了中山大学（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一直到现在。刚毕业的时候我没教书，被学校安排给陈先生和其他先生做助手。
　　请陈先生来岭南大学的，是校长陈序经（1903-1967，教育家，社会学家）。他们两个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认识了。抗战胜利后，牛津大学请陈先生去任教，他去了，顺便到伦敦一个医院治眼睛，开刀，结果没治好，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1948年回国后陈先生还是在清华大学任教。
　　平津战役打响后，国民党要把一些大知识分子“抢救”出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陈雪屏（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训导长，西南联大教授）喊了几次，要陈先生坐飞机去南京，陈先生拒绝了。后来胡适喊他一起离开北京，他觉得胡适还比较可靠，就和家人把他的书收拾了，和胡适一起飞到了南京。胡适到南京就被蒋介石请到府上去了，陈先生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到上海去了。陈序经就是在上海请到陈先生的。
　　岭南大学是个教会办的大学，学校发的薪水是美基金会发的港币。当时还在打仗，国民党政府发的钱不抵钱，港币好些。岭南大学好多教授生活都困难，陈先生的薪水是岭南大学最高的，他的生活一直蛮好。他二女儿和小女儿都在岭南大学的附属中小学读书。
　　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1928年的时候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所分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陈先生是历史组的组长。傅斯年一直很欣赏陈先生，1949年，傅斯年当台湾大学的校长，给陈先生写信、拍电报要陈先生去台湾。陈先生一直拖着不去，讲“广州的天气好”敷衍，他和傅斯年是很好的朋友，不好讲别的。
　　国民党撤到台湾后，傅斯年让国民党给陈先生准备了一架专机，要陈先生也去台湾。陈先生不肯走，他讲 “我反对的是俄式的共产主义，我不反对共产主义”。
　　我从当陈先生学生开始到他去世，从没听他讲过后悔留在大陆。
　　1953年，陈先生病了一场，交代我们历史系的同学到图书馆借了些弹词小说给他，其中就有《再生缘》。陈先生不能看，是黄萱读给他听的。陈先生听了后对《再生缘》及其作者很感兴趣，口述“写”了篇《论再生缘》。
　　《论再生缘》“写”出来后，陈先生坚持自己油印，不拿给出版社出版。1960年，香港一家出版社把《论再生缘》出版了，华裔知识分子余英时在香港写了篇文章，说《论再生缘》没在大陆公开出版是因为书里谈到了思想自由。
　　事实是，三联书店重版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编辑曾要求他改改某些地方，例如把安禄山叛乱改为起义，当时认为任何反政府的行为都是革命，要改为“起义”。这个事情让陈先生不放心，怕再碰到這样的编辑，才自己油印《论再生缘》，和思想自由无关。这点，当时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很清楚，他说香港方面的一些言论“无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的挑拨得逞”。
　　1957年，大批判，有学生讲陈先生误人子弟，还有人讲陈先生研究《琵琶行》时很无聊，讲陈先生的考证就是一部“妓女春秋”。其实不是这样的，陈先生认为这首诗反映了唐代的历史，他的教案是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去分析这首诗的。这些人讲陈先生是假权威、伪科学。陈先生气不过，跟校长说坚决不再开课了，还要马上退休，搬出学校。陶铸（时任广东省第一书记）很关心这件事，中山大学下不来台，后来陈先生让了一步，没搬出学校，但只做学问，没教课了。
　　陈先生是大知识分子，不仅陶铸关心，周恩来总理也关心，在说要团结一切爱国人士时特意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要有关部门给陈先生“考虑科学家待遇”。三年（1959-1961）经济困难时，陈先生的白面、牛奶供应都很好。
　　1969年陈先生去世的时候，是全国政协发的讣告。陈先生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当时请这些大知识分子加入政协，是要经过他们同意的——中山大学的教务处处长去征求陈先生的意见，陈先生没反对。
　　附注：本文口述者胡守为，1929年生于广东东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