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苦心孤诣发明的儒学到了东汉末年，算是走进了一个怪圈。皇帝是左一道圣旨右一通诏令，提倡学习六艺经典，举荐孝廉贤良，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听者藐藐”，人们是越来越不把朝廷的那一套真的当作一回事。东汉儒学的中衰，固然有儒学理论本身的原因，但是，其中衰没落更重要的标志，当是当时儒林人士的分化与异化。东汉末年的儒林异化，真实地标志着儒学的“载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再也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
　　当时社会上异化中的儒林人士，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欺世盗名之徒。这类人来源复杂 ，数量最多。他们之所以有热情，有功夫崇拜孔子，攻读经书，动机十分单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类人从儒学传统中诞生，借重儒学的仁义礼乐口号说事，然而又在精神实质上从母体中剥落游离出去，反过来恩将仇报，反戈一击损害凌辱母体，成为母体的异化力量，当了可耻的“叛徒”。
　　有人被强盗抢劫后再将剩余的财物追送给强盗而成为著名的“义士”；有个名叫赵宣的家伙，母亲死了，为了标榜“孝道”，在墓道中服丧20年（比正常的三年守丧多了近七倍时间），偷偷地生下五个白胖儿子，但却成了遐迩闻名的大“孝子”，成为州郡竞相礼聘的对象；还有个许宣做得更绝，侄子杀人犯案，仇家寻上门来，他居然臉不红，心不跳，在仇家跟前侃侃而谈所谓的“礼”“义”，弄得仇家蛮不好意思，反倒要叩谢被杀似的。许宣拿它作资本，给自己混了个“孝廉”的头衔，享受上不干活白取一份干薪的处座待遇。
　　另一类儒林人物，目睹了黑暗肮脏的社会现实，并且意识到儒学原则在当时被歪曲、被庸俗化的趋势，但是自己又没有什么法子扭转和改变这一现实，于是“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试图远远地躲开这一切，以不与丑恶事物同流合污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大名士郭太，太常赵典察举他为宰。这本来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睡着时做梦也要笑醒的美差，郭太身边的朋友纷纷奉劝他抓住机会，谋个一官半职，混个出人头地，顺便也提携各位兄弟一把。可是郭太却不这么看，冷静地说：本人夜里仰观天象，白天俯看人事，朝廷的好日子走到尽头了，这是天意，而天意是不可违逆的，“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于是不管什么人征召，他都不出山，找各种借口把送上门来的官帽推辞掉。
　　这种士林风气的弥漫，说到底，仍然是对贯彻儒家政治理想的巨大冲击。儒家原则上虽然也主张在人生进退问题上采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态度，可是从根本上讲，它是主张积极入世，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东汉末年儒林中这股明哲保身风气的弥漫，表明相当一部分儒生对儒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继续贯彻，已经不复抱有信心了。面对丑恶的现实、混乱的世态，他们软弱地闭上了双眼，撒手不管，临阵脱逃，忘却了自己肩头所承担责任与义务。可以这么说，当时儒林的异化已经到了深层次的境界。
　　如果把郭太等人看作是黑暗政治的消极妥协者，那么，像李膺、陈蕃、李固、范滂、孔融等，则是一群有其志而无其才的狷介儒士，是当时黑暗政治的悲壮牺牲者。他们既不像赵宣等礼教异化者那样的虚伪卑鄙、猥琐下流；也不像郭太等隐世独善者那样的委曲求全、软弱消极，而是想实实在在做些事情，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振纲常于瓦解。只可惜，他们思想僵化，白白富有善良的愿望而不具备底定乾坤、重整山河的本领，终究无法改变严酷的事实。
　　这些人的最大特点，一是思想的僵化。像大名士杨赐，曾在灵帝熹平、光和年间，分别就青蛇出没，虹蜺现身等自然现象上书给皇帝，尽自己一份“文臣死谏”的职责，但是我们若通观全篇，就会发现那上面统统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那一套鬼话，这样的老生常谈，皇帝陛下的耳朵都快听出了茧子，他若有兴趣来理会你，那才怪呢！
　　这些可敬的“笨伯”们除了思想僵化，在具体办事的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空疏迂阔的。他们对于借以安身立命的儒学之“爱”是出乎真诚的，这一点不必有任何怀疑，也力所能及做了些表彰儒学的工作。像跻身于“八及”之列的刘表曾在荆州推广儒学，招纳贤士，开创荆州官学。又像大名鼎鼎的孔子后裔孔融，在当太守的时候，也曾经开办学校，表彰儒术，还着力荐举了郑玄等第一流大学者给朝廷，使社会上的读书种子不至于因国事蜩螗而灭绝，儒家的学统不至于因人事代谢而中断。正是这个缘故，从小聪慧又有让梨情操的孔融在当时社会上名望很高，一度混出诸侯的模样。
　　可惜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这位孔融仁兄，在做青州刺史（大军区一级的司令）期间，袁绍的儿子袁谭统率军队来攻打城池。战况十分激烈，形势非常危急，“流矢雨集，戈矛内接”。你猜猜孔融他此时此刻正在做些什么呢：这位仁兄既没有亲临前线浴血指挥，也不曾镇坐军帐居中调度，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安安稳稳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隐几读书，谈笑自若”！真是怡然自得，潇洒自如，颇有泰山倾崩于前而脸不变色的大家风范、雅人深致。当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城夜陷”。总算他还知道“逃之夭夭”，有逃命求生的本能，在敌军抓捕到自己之前，跌跌撞撞“乃奔东山”去了，只是苦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让袁谭麾下的将士们给一窝端，扣作人质，吃尽了苦头。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孔融，是活生生的一个典型书呆子的形象。因此史书称其“负其高气，志在靖难”。
　　儒林异化的结果，不用说，当然是十二分的糟糕。它的持续，换来的是党锢之祸的发生。而党锢之祸的降临，李膺、陈蕃、范滂等儒家精英人物的被杀，宦官恶势力的无限膨胀，则表明东汉王朝已经腐朽反动到了极点，它已不再有任何的勇气，来倾听（更谈不上接受）不同的声音了。
　　果不其然，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公元184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隽列传》），如烈火之燎原，如激水之漂石，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丑陋的东汉王朝的丧钟撞响了！与之相应，则是长期以来高居庙堂、貌似神圣的儒家名教成为滑稽的笑料了！
　　（摘自《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