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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尔历史较为悠久，据清乾隆年间出版的《盛京通志》和当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记载，在距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绰尔河流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绰尔河，古称啜水、啜河、朔木连河、戮几河、戳尔河。清代始称绰尔河，蒙语大意为“石头多、水流急、波涛声音大”的河流，而鄂温克语意为“穿峡而过的河流”。绰尔河属于嫩江-松花江水系的上游支流，发源于大兴安岭东南麓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境内，流经兴安盟扎赉特旗和黑龙江齐齐哈尔龙江县、泰来县，在泰来县江桥镇西北注入嫩江。古营河是绰尔河上游较大的溪流，溪流两侧山脉绵延，其中一侧为十余公里长、风景俊秀的千峰岭林貌，河谷依山傍水地势平坦开阔狭长，相传为古锡伯族人的营地。
据考证，这里在先秦时属东胡地，西汉初匈奴击败东胡为左贤王辖地，东汉鲜卑拓跋部南迁大泽时为鲜卑部落领地，隋属辽西室韦部落领地，唐归河北道室韦都督府管辖，辽时归上京道东北路招讨辖，金归蒲与路辖，元为合赤温·额勒赤封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纳入行省，归中书省泰宁路辖，明归卓尔河卫辖，清归布特哈总管衙门辖。自秦汉时期至清朝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大兴安岭大森林和紧密相连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狩猎、游牧民族。山戎、东胡、匈奴、鲜卑、室韦、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几个狩猎游牧部族，或在此厉兵秣马，或在此转徙、征战、割据，胜出草原，溃遁森林，创造了灿烂的狩猎游牧文化，这里也被誉为中国北方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
从远古到清嘉庆年间，大兴安岭始终处于原始森林状态。明清时期，统治者把大兴安岭划为禁伐木、禁采矿、禁农耕、禁放牧的“四禁”区域，长期实行移民封禁政策，大兴安岭及浅山地区，只有土著少数民族居住，因而大兴安岭林区一直保存完好，自然天成，生机盎然。直到1880年，随着“闯关东”人群暗潮涌动，清政府被迫宣布东北放荒、废除封禁，东北及内地的人们才开始逐渐涌入大兴安岭谋生。清雍正十年（1732年），索伦（鄂温克族群）等民族从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地区（现扎兰屯市）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同年清政府加强边防统治，在卜奎（今齐齐哈尔市）至呼伦城（今海拉尔南）设10台（驿站）。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贯通大兴安岭通车营运，此后人口渐增，“上兴安”成为继“闯关东”之后的又一波移民潮。尤其是1924-1942年修建中东铁路岔线博林森林铁路支线，自滨洲线博克图东沟口岔出，向密林深处的西南延伸，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铁路沿绰尔河经苏格河至塔尔气，通车线路全长125.1公里，所以塔尔气也称125公里，从此亦开始有大批人流进驻绰尔。
绰尔古营河，之所以开发建设之初称古营河，是因为相传这里曾为古锡伯族人的营地。据考证，锡伯族的族源，有鮮卑说，有女真说，也有起源于高车人色古尔氏，发源于贝加尔湖南部的苏古尔湖之说。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远征高车后，始迁嫩江流域。锡伯国原是金朝所封之国，都城在今吉林省长春双阳区，元末没落，于明朝再次称国号，明末衰退。从金天辅六年（1122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双阳锡伯国共存在466年。锡伯部族强盛时，永吉、磐石、桦甸、伊通以及长春、吉林的边缘地带，皆为其领地。12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人同女真人一起抵抗蒙古军，不少人因躲避战乱逃入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森林，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绰尔河、洮儿河流域锡伯部族人的生产生活遭受很大破坏。元代泰州等地的锡伯人重新回到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生产生活，明末渐渐为蒙古人控制。
康熙年间锡伯族人移防至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1764年，乾隆帝为平定新疆准噶尔贵族叛乱，痛下决心，下令调迁英勇善战并懂得农业生产技术的锡伯军人屯垦戍边。从盛京（今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连同他们的家属四千余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至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指定目的地。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至此，这一人口不多的民族被人为分到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
由锡伯族人的繁衍迁徙史可以看出，锡伯族人在历史上曾经驻留生活在绰尔河谷是完全可能和可信的，尤其是明清以来，部分锡伯族人为躲避战争祸患散居在绰尔河畔具有极大的确定性，近百年来有关绰尔锡伯族古营河的传说并不是子虚乌有。2017年9月，由国内著名锡伯族研究学者关嘉禄、吴元丰、韩国纲等组成的专家组根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结果，确认绰尔林区为锡伯族原住地。
曾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锡伯族与当地土著少数民族一样，在生息繁衍渔猎生活中必然生成自然崇拜。曾经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在饭锅里，狩猎搜遍山和水，獐狍野鹿满载归”仍然为现代的人们津津乐道；择居绿水青山一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过上世外桃源般的憩静生活仍然是现代人的田园梦。在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实施生态转型战略——“放下斧头”转型为生态建设为主的今天，绰尔人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大兴安岭人如松似桦般的精神品格，热切挖掘梳理传承弘扬森林文化，悉心描摹规划这里的山山水水，让大森林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回归自然，逐渐恢复了古老的森林风貌，使得这片原始自然的森林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据考证，这里在先秦时属东胡地，西汉初匈奴击败东胡为左贤王辖地，东汉鲜卑拓跋部南迁大泽时为鲜卑部落领地，隋属辽西室韦部落领地，唐归河北道室韦都督府管辖，辽时归上京道东北路招讨辖，金归蒲与路辖，元为合赤温·额勒赤封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纳入行省，归中书省泰宁路辖，明归卓尔河卫辖，清归布特哈总管衙门辖。自秦汉时期至清朝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大兴安岭大森林和紧密相连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其丰饶的自然资源孕育了中国北方诸多狩猎、游牧民族。山戎、东胡、匈奴、鲜卑、室韦、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几个狩猎游牧部族，或在此厉兵秣马，或在此转徙、征战、割据，胜出草原，溃遁森林，创造了灿烂的狩猎游牧文化，这里也被誉为中国北方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
从远古到清嘉庆年间，大兴安岭始终处于原始森林状态。明清时期，统治者把大兴安岭划为禁伐木、禁采矿、禁农耕、禁放牧的“四禁”区域，长期实行移民封禁政策，大兴安岭及浅山地区，只有土著少数民族居住，因而大兴安岭林区一直保存完好，自然天成，生机盎然。直到1880年，随着“闯关东”人群暗潮涌动，清政府被迫宣布东北放荒、废除封禁，东北及内地的人们才开始逐渐涌入大兴安岭谋生。清雍正十年（1732年），索伦（鄂温克族群）等民族从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地区（现扎兰屯市）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同年清政府加强边防统治，在卜奎（今齐齐哈尔市）至呼伦城（今海拉尔南）设10台（驿站）。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贯通大兴安岭通车营运，此后人口渐增，“上兴安”成为继“闯关东”之后的又一波移民潮。尤其是1924-1942年修建中东铁路岔线博林森林铁路支线，自滨洲线博克图东沟口岔出，向密林深处的西南延伸，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铁路沿绰尔河经苏格河至塔尔气，通车线路全长125.1公里，所以塔尔气也称125公里，从此亦开始有大批人流进驻绰尔。
绰尔古营河，之所以开发建设之初称古营河，是因为相传这里曾为古锡伯族人的营地。据考证，锡伯族的族源，有鮮卑说，有女真说，也有起源于高车人色古尔氏，发源于贝加尔湖南部的苏古尔湖之说。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远征高车后，始迁嫩江流域。锡伯国原是金朝所封之国，都城在今吉林省长春双阳区，元末没落，于明朝再次称国号，明末衰退。从金天辅六年（1122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双阳锡伯国共存在466年。锡伯部族强盛时，永吉、磐石、桦甸、伊通以及长春、吉林的边缘地带，皆为其领地。12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人同女真人一起抵抗蒙古军，不少人因躲避战乱逃入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森林，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绰尔河、洮儿河流域锡伯部族人的生产生活遭受很大破坏。元代泰州等地的锡伯人重新回到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生产生活，明末渐渐为蒙古人控制。
康熙年间锡伯族人移防至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1764年，乾隆帝为平定新疆准噶尔贵族叛乱，痛下决心，下令调迁英勇善战并懂得农业生产技术的锡伯军人屯垦戍边。从盛京（今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连同他们的家属四千余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至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指定目的地。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至此，这一人口不多的民族被人为分到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
由锡伯族人的繁衍迁徙史可以看出，锡伯族人在历史上曾经驻留生活在绰尔河谷是完全可能和可信的，尤其是明清以来，部分锡伯族人为躲避战争祸患散居在绰尔河畔具有极大的确定性，近百年来有关绰尔锡伯族古营河的传说并不是子虚乌有。2017年9月，由国内著名锡伯族研究学者关嘉禄、吴元丰、韩国纲等组成的专家组根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结果，确认绰尔林区为锡伯族原住地。
曾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锡伯族与当地土著少数民族一样，在生息繁衍渔猎生活中必然生成自然崇拜。曾经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在饭锅里，狩猎搜遍山和水，獐狍野鹿满载归”仍然为现代的人们津津乐道；择居绿水青山一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过上世外桃源般的憩静生活仍然是现代人的田园梦。在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实施生态转型战略——“放下斧头”转型为生态建设为主的今天，绰尔人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大兴安岭人如松似桦般的精神品格，热切挖掘梳理传承弘扬森林文化，悉心描摹规划这里的山山水水，让大森林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回归自然，逐渐恢复了古老的森林风貌，使得这片原始自然的森林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