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多了，陈伟在周围人眼里慢慢变成一个另类。但他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如果大家对我的认知是因为我评论社会现实，而不是因为写了很好的学术著作，那我作为一个学者就是失败的”。
　　当今的中国，一个人无论自觉或被动地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就会被这一身份“强制”发言。
　　陈伟认为自己不是“公知”，因为他的言论时有时无，更强调遵从内心的有感而发。
　　翻看他的微博，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更新，而他的微信公号“陈伟时刻”，在采访当日也已经超过半个月没有推送。这种停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正在经受一些麻烦。
　　他认为现实中到来的窘迫，是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公共责任的坚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在预期之中的。只是，接下来在说与不说之间，还是有些尴尬。
　　他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同事半开玩笑地提醒说，小心成为“终身副教授”。
　　“镜中”的陈伟
　　“唉哟，我的天哪！”当人民大学一名行政老师了解到我此行的采访对象为陈伟时，一句感叹脱口而出。显然，他对公共参与的兴致成了让一些特定岗位上的人头疼的问题。
　　陈伟影响最广泛的言论，是在2011年对学生会官僚作风的批评，而这名行政老师很不认同他的做法。
　　“学生会毕竟也是由学生组成的，即便存在一些问题，作为老师还是要以关心爱护为主。你觉得哪些方面做得不对，可以指出来，没必要直接诉诸社会舆论。学生是无力通过社会舆论来还手的，这让人感觉就是在捏软柿子嘛。”
　　那时，陈伟的批评扩散之后，被搜狐邀请去参加一场辩论交流，在座的一位知名时评人对陈伟的反对，理由也是一样。
　　不过陈伟认为，这种论辩逻辑实在不可理喻。“你指出一些核心事实，他们避而不谈，然后从外围出发搅浑水。比如在这件事上，你说是非，他就说态度和方式。”
　　是非无疑最重要，但对一部分人而言，呈现是非的方式也是同等重要。方式是否考究，反映的就是人与人的性格差异。
　　陈伟所在的国际关系学院一名老师说，等你见到陈伟，你会发现真实世界里的他和舆论空间里呈现出来的样子有很大的区别：写文章的时候，想象中的作者是活跃的、爽朗的、明媚的，而真实生活里的陈伟，却沉默寡言，甚至相当内向。“他和本院系的其他老师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交流，我在院里工作，也很少能见到他。”
　　在陈伟看来，这不能简单看作是性格内向，更重要的是反映着个人方寸之间的价值取向。他说，自己和同事们的来往确实很少，和学院领导一年见一次面，有时一年也不见一次。
　　“没事我不跟他们交往，因为我要把时间用在科研上。我不知道其他老师之间的横向交流是不是很多，如果你想当领导，想要升官，那才有必要这么做。”他说，自己与人交往从不使用技巧，而是以双方的真诚为基础。
　　我想，不使用，也可能是不具备，至少不擅长。
　　说话者的困惑
　　陈伟租住在人大东门外的一套出租屋里，因为承受不了太昂贵的租金，这是一套狭窄的陋室。楼房老旧，电梯里还有已经难得一见的“电梯司机”。他的那间回旋余地很小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书房，还是客厅、餐厅。
　　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他已经在等待着我的到来，只是也并没有做一些“必要”的准备，比如刮一刮胡茬子，整理一下冲冠的怒发。环境语言似乎在替他说了一部分话：看吧，我就是这样。
　　一张折叠桌，两张没有靠背的小椅子，摆在小房间仅剩的空间里，我们就这样坐下来谈话。其间为了配合拍照挪动了位置，各自的茶杯便混在了一起，我没有注意，拿起他的茶杯喝了一口。陈伟仔细端详了一下两个茶杯，也不说话，默默地把我刚喝过的那杯拉到了自己面前。
　　至少从习惯性的社会学思维出发，我感觉到了他在生活中的确并不那么外向，对现实的小节也不太在意。
　　在他话语里，“不影响科研”是一个目标，一条底线。曾经，他以为公共发声是不会影响科研的，但现在则难以自信了。
　　因为发了某一条微博，或者微信公号发了某一篇文章，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经常要给他打电话沟通。后来他就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本来我在看书心情挺好的，你一打电话把人的心情都搞坏了。
　　自那以后，陈伟确实没有再接到对方的电话，因为对方认定跟陈伟“没法沟通”。只是，学院领导的电话却忙了起来，因为那里成了一个中转站。
　　他的自媒体发言，并不讨论格外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往往是就事论事，或者推送一些自己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从学理角度解释一些问题。
　　陈伟把微信公号定位为“中国大学生的共同平台”，向大学生征集稿件，目的是给大学生思考和讨论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出口。他心想，说本校的事情太多麻烦，说说其它高校总可以吧？
　　然而，因为高校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会造成麻烦。“最好就是什么也不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