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余华的《兄弟》(上)和东西的《后悔录》是以身体经验为中心书写"文革"记忆,所承续的依然是"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首先,文章通过《兄弟》(上)中偷窥、《后悔录》中围睹的情节,分析了"文革"时期普通中国人荒诞的身体经历。根据现在的身体经验,用带有夸张、反讽意味的调侃笔调描写身体可笑可悲的处境,以揭露"文革"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戒律压抑摧残人性的"罪恶",是两位作家共同的旨趣。其次,文章通过"文革"特殊的呈现方式,分析两位作家经由荒诞的身体经历进入"文革"政治的特殊途径。支撑"文革"政治的是其历史理性即阶级理性。余华和东西并不属于没有历史的失忆一代。在切己的身体经验中回忆"文革"政治如何渗入、控制身体,这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反思"文革"。在阶级理性和道德戒律的支配下,运用政治化的身体修辞,性基本上被社会化或阶级化了,性关系基本上被革命友谊或阶级情义所取代。这无疑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最后,文章通过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传统的清理,对两部作品中启蒙因素的概括,分析了两位作家与这一传统的精神联系。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然而,他们的先锋或叛逆姿态遮蔽了这种精神联系。他们重视艺术而不反启蒙,并未抛弃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人的认识,后现代的消解意义的文学游戏与他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