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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编年谱，我们知道，吴宓诞生于1894年阳历8月20日（阴历甲午年乙丑月甲午日），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作为吴宓最后20多年生活、工作所在之地——西南某高校——的一名教员，我想通过这篇短文，表达对他的缅怀与纪念。
历经磨难与波折，《吴宓日记》（十卷）及《吴宓日记·续编》（十卷），分别于1999年和200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从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日记跨越65年，虽然损毁、残缺得厉害，但仍有800余万字，而且全是文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绝对独一无二，其特点、价值与意义，用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中的话说，就是“其道人之善，省己之严……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
在1910年日记的卷首，吴宓写了一段自勉的话，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60多年坚持下来，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然而，就《吴宓日记》来说，并非有了毅力就能完成。吴宓1949年4月底由武汉飞往重庆，此前的数十年间，他就读清华、留学美国、任教东西南北多所大学，曾主编《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并到欧洲进行学术访问等，可谓辗转各地，加之时局动荡，逐年累积、数量可观的日记之保管、迁移，势必成为一大问题。但和当年众多学者一样，吴宓也有珍藏、搬运图书及日记的办法，随身携带的两口皮箱就是最便捷的保险柜。
时光荏苒，到了“文革”初期，吴宓此前的全部日记被抄走，且美其名曰“主动交出”，这让他无比痛心疾首，在当年的除夕之夜，他回忆说：“经过此次‘交出’，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大半年之后，他居然发现被抄去的书物无人看管，几次冒险“乘间私自取回”一小部分。自此以后，他不得不想尽办法将写好的日记东存西藏，为此付出不菲的金钱代价，还因为所托非人而损毁不少。最可恨的是，1966年冬天，中文系某学生强行拿去近三个月的日记，并以其中“有错误的感情及言论”相要挟，勒索吴宓400元之巨，相当于他二级教授一个半月的薪资。尽管吃尽苦头，但他仍然不顾所谓“惩前毖后”的劝阻，继续书写，致使诸多亲友不敢同他往来，害怕被写入日记而遭受牵连。这种冥顽不化的坚持，直到因目盲、足膑而难以为继的1974年春天为止。
在吴宓的同代人中，鲁迅、胡适的日记最受关注，影响也最大。胡适早年日记的目的，一是帮助记忆，二是与好友共同分享，成名之后，日记则被当作传记的材料与依据，显然是写给别人看的；鲁迅自谓他的日记是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吴宓与胡适、鲁迅之禀性、际遇、交往都大不相同，不过，奇妙的是，从内容上看，他的日记前十卷与同一时期的胡适日记正好相互补充，比对着阅读，就能呈现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而后十卷则与鲁迅日记颇为相似，但除了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之外，还包括具体的人事交往、复杂的情感纠葛与细腻的心理郁结，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社会史、经济史、人性史来阅读，但这些都统摄于更深层次的个人“心灵史”，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之时代背景中，一名岌岌可危却又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独特的心境与命运。这些用以抒怀解困、疗伤止痛、“自读自阅”、“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居然在他逝世20来年之后得以刊布流行，成为传世之作，大概是善于占卜的吴宓也未能预见的事情，“俟河之清”确实超乎他的想象，来得太快了一些。
在日记中，吴宓多次表达对顾炎武的追慕之情，他还曾“拟撰《新悟录》，仿顾亭林先生《日知录》”。《新悟录》自然是没能写成，但他的日记却与《日知录》尚有一比。这种比较的基点当然不是所记之人事，而是所发之感想，对此吴宓有过议论：“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书写此段日记的时间，是1951年初夏，一连串大小不断的运动、学习、会议，让吴宓感觉“劳倦过剩”“不胜惕然”，但对他的冲击与批斗还未开始，他也不妨尚存“证明大道”的宏愿，只是已经觉察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即将“飘忽淜滂、激飏熛怒”，不免悲观绝望，甚至期盼死神的临近。此后的20余年间，历史没有给予吴宓沉思冥想的机会，他不得不周旋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与大是大非的思想改造之中，肉体与精神都饱受折磨，日记中的感想大多因事、因人而发，也就无法与“采铜于山”“稽古有得”的《日知录》相提并论了，即便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些“潜在写作”，如《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无梦楼随笔》等，其证明大道、垂示来兹的效用也比《吴宓日记》更为明显。或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的遗憾与欠缺，才更让我们透过吴宓的痛苦与挣扎感受到历史的怪诞与生命的伤残。
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期许。时至今日，吴宓的事功，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者”“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博雅教育的倡行者”等称谓获得某种追认与肯定，他的诗文、日记、书信也相继得以整理、刊行。至于他的品德，我们从诸多逸闻趣事之中也已获得类似不食人间烟火、不通人情世故的漫画式印象，借用他自我评价的话，就是“温柔敦厚失之愚”。《吴宓日记》，尤其是它所呈现的为了日记而历尽艰难、虽死无悔的吴宓，自然是证实了“迂腐”“糊涂”的印象。但在谋求复兴与重建传统儒家文化与人格理想的当今中国，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宣称：吴宓之所以“不朽”的主要原因，并非其所建之功、所立之言，而是其所树之德！其顽固、其保守、其温柔敦厚，何愚之有？
（作者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经磨难与波折，《吴宓日记》（十卷）及《吴宓日记·续编》（十卷），分别于1999年和200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从1910年10月1日起到1974年1月23日止，日记跨越65年，虽然损毁、残缺得厉害，但仍有800余万字，而且全是文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绝对独一无二，其特点、价值与意义，用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中的话说，就是“其道人之善，省己之严……未见有纯笃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
在1910年日记的卷首，吴宓写了一段自勉的话，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天下之事，不难于始，而难于常，所以毅力为可贵也。日记，细事也，然极难事也。”60多年坚持下来，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然而，就《吴宓日记》来说，并非有了毅力就能完成。吴宓1949年4月底由武汉飞往重庆，此前的数十年间，他就读清华、留学美国、任教东西南北多所大学，曾主编《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并到欧洲进行学术访问等，可谓辗转各地，加之时局动荡，逐年累积、数量可观的日记之保管、迁移，势必成为一大问题。但和当年众多学者一样，吴宓也有珍藏、搬运图书及日记的办法，随身携带的两口皮箱就是最便捷的保险柜。
时光荏苒，到了“文革”初期，吴宓此前的全部日记被抄走，且美其名曰“主动交出”，这让他无比痛心疾首，在当年的除夕之夜，他回忆说：“经过此次‘交出’，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大半年之后，他居然发现被抄去的书物无人看管，几次冒险“乘间私自取回”一小部分。自此以后，他不得不想尽办法将写好的日记东存西藏，为此付出不菲的金钱代价，还因为所托非人而损毁不少。最可恨的是，1966年冬天，中文系某学生强行拿去近三个月的日记，并以其中“有错误的感情及言论”相要挟，勒索吴宓400元之巨，相当于他二级教授一个半月的薪资。尽管吃尽苦头，但他仍然不顾所谓“惩前毖后”的劝阻，继续书写，致使诸多亲友不敢同他往来，害怕被写入日记而遭受牵连。这种冥顽不化的坚持，直到因目盲、足膑而难以为继的1974年春天为止。
在吴宓的同代人中，鲁迅、胡适的日记最受关注，影响也最大。胡适早年日记的目的，一是帮助记忆，二是与好友共同分享，成名之后，日记则被当作传记的材料与依据，显然是写给别人看的；鲁迅自谓他的日记是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吴宓与胡适、鲁迅之禀性、际遇、交往都大不相同，不过，奇妙的是，从内容上看，他的日记前十卷与同一时期的胡适日记正好相互补充，比对着阅读，就能呈现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而后十卷则与鲁迅日记颇为相似，但除了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之外，还包括具体的人事交往、复杂的情感纠葛与细腻的心理郁结，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视为社会史、经济史、人性史来阅读，但这些都统摄于更深层次的个人“心灵史”，让我们深刻体会到“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之时代背景中，一名岌岌可危却又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独特的心境与命运。这些用以抒怀解困、疗伤止痛、“自读自阅”、“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居然在他逝世20来年之后得以刊布流行，成为传世之作，大概是善于占卜的吴宓也未能预见的事情，“俟河之清”确实超乎他的想象，来得太快了一些。
在日记中，吴宓多次表达对顾炎武的追慕之情，他还曾“拟撰《新悟录》，仿顾亭林先生《日知录》”。《新悟录》自然是没能写成，但他的日记却与《日知录》尚有一比。这种比较的基点当然不是所记之人事，而是所发之感想，对此吴宓有过议论：“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书写此段日记的时间，是1951年初夏，一连串大小不断的运动、学习、会议，让吴宓感觉“劳倦过剩”“不胜惕然”，但对他的冲击与批斗还未开始，他也不妨尚存“证明大道”的宏愿，只是已经觉察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即将“飘忽淜滂、激飏熛怒”，不免悲观绝望，甚至期盼死神的临近。此后的20余年间，历史没有给予吴宓沉思冥想的机会，他不得不周旋于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与大是大非的思想改造之中，肉体与精神都饱受折磨，日记中的感想大多因事、因人而发，也就无法与“采铜于山”“稽古有得”的《日知录》相提并论了，即便同一时期的另外一些“潜在写作”，如《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无梦楼随笔》等，其证明大道、垂示来兹的效用也比《吴宓日记》更为明显。或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的遗憾与欠缺，才更让我们透过吴宓的痛苦与挣扎感受到历史的怪诞与生命的伤残。
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期许。时至今日，吴宓的事功，经由“文化守成主义者”“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博雅教育的倡行者”等称谓获得某种追认与肯定，他的诗文、日记、书信也相继得以整理、刊行。至于他的品德，我们从诸多逸闻趣事之中也已获得类似不食人间烟火、不通人情世故的漫画式印象，借用他自我评价的话，就是“温柔敦厚失之愚”。《吴宓日记》，尤其是它所呈现的为了日记而历尽艰难、虽死无悔的吴宓，自然是证实了“迂腐”“糊涂”的印象。但在谋求复兴与重建传统儒家文化与人格理想的当今中国，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宣称：吴宓之所以“不朽”的主要原因，并非其所建之功、所立之言，而是其所树之德！其顽固、其保守、其温柔敦厚，何愚之有？
（作者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