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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时代，在微信等互联网平台的冲击下，传统媒体的渠道垄断被打破。微信对现存媒体中的一些缺陷，进行了补偿和资本再分配，例如媒介形态、生产流程和叙述方式等。社会公众已经不满足于之前“你写我看”的单向度关系，而是在营造“你写我写”甚至“我写你看”超级参与的多元竞争关系。不过，生产者们依据的核心资本并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互联网平台只是提供了赋权的可能性，不同行动者在话语权层面存在差异。传统媒体、政府部门以及拥有优势身份的个人在微信新闻场域中资本结构优良，出现了再中心化现象。在集体凝视围观结构中，主流声音只有及时发声，同时加强对社会中间力量的引导，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更好地激浊扬清，抢占舆论高地。
关键词：场域理论 微信新闻生产 资本分配 再中心化
一、场域中的资本及其赋权
作为社交平台的代表，微信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腾讯官方发布的《2016年微信影响力报告》显示，“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大新闻渠道，其中泛媒体类的微信公众号比例最高，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 [1]这意味着，在互联网技术的赋权下新闻生产主体不再主要局限于专业媒介组织。在微信平台上，不同类型的新闻生产者为争夺关注度和话语权，已经成为常态。
场域权力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场域理论中也夹杂着强烈的权力因素。在他看来，“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2]而这种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结构，恰好构成了行动者的权力斗争空间，即场域。布尔迪厄认为，权力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控制，也不是对某种现实物质的占有，而是场域中行动者之间的多维度力量关系。
为了更好地阐述场域中的权力图景，布尔迪厄引入了资本的概念。“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成为争夺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就成了资本。”[3]其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他认为，决定场域关系结构形式及其背后权力关系的因素，是行动者持有资本类型和资本數量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布尔迪厄把权力建立在资本的不对称关系之上。
实际上，新闻生产过程也是社会力量的一种展现。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作为一种关系结构，所有行动者都在争夺良好的资本分配结构。在相互竞争的背后，是不同生产主体基于资本总量的博弈。生产者凭借的生产资料存在差异，因而其采取的叙事策略、文本内容呈现方式以及最终的社会影响力都不尽相同。事实上，微信平台成为了新闻生产者进行文本生产与意义传播的又一场域。
在新闻信息层面，微信平台中除了传统媒体公众号的专业新闻以外，主要就是用户日常生活中的记录、交流与分享。普通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较为琐碎、平庸和单调，无论从叙述形式还是内容上来看，似乎“不像”新闻。不过，在微信文本中，此前某些处于专业媒介报道范畴外的内容，也逐步成了新闻。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主体泛化所带来的媒介权力分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微信新闻场域中，由于不同叙事主体资本存在差异，话语权的归属存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
“从‘权力’的角度看，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并非永远是人人平等……是差序的还是平权的平台，取决于平台的技术和人为规则。”[4]微信平台上的新闻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现实社会资本情况的影响。
二、作为补偿性媒介的微信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通过研究后发现房间墙壁、窗户、窗帘三者存在依次补偿前者缺陷的现象。他认为人类对媒介的改进，是在理性的驱使之下完成的一种逆转。其未来走向，则是媒介的人性化趋势。也就是说，后期出现的新型媒介由于兼具更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存在媒介的缺陷所做的一种补偿。
作为社交媒体的代表，微信挑战了新闻场域中传统专业媒介组织的渠道权力以及相应的关系结构，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赋予人们媒介接近权的同时，还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虽然不是无限的——权力去阻止不符合我们利益的逆转。至少，我们有权力迟滞这种逆转前进的步伐，以保存和开发我们喜欢的媒介环境。”[5]
（一）新闻生产流程的常规修订
补偿之后，在新闻稿件撰写层面，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之前“你写我看”高度信赖的单向度关系，而是在营造“你写我写”甚至“我写你看”超级参与的多元竞争关系。实际上，职业记者正在逐渐地“让渡”新闻文本的部分写作权。在新闻文本编辑层面，微信用户自主性内容的叙事形式与表达较为随意，多以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在新闻生产周期上，新闻活动进入了即时性生产的阶段。只要出现相关事件，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最新动态。微信平台的存在，大大缩短了事实信息在社会中的传输时间，也扩大了传播空间以及运作范围。
这些新闻生产流程的修订，不仅仅体现了互联网元素对媒介生态的影响，更体现了微信文本背后的权力争夺以及其中的资本再分配。这些变化了的内容，转移到了其他新闻生产者手中后，将会演化成为其再次进行生产的资本。
补偿，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重新分配。人们对微信越来越依赖，相应的资本增量则越多。这就意味着，经过技术赋权后，新闻媒介的部分使用权已经延伸到了社会公众手中。社会个体拥有资本的目的不仅只是为了存储。资本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彰显其威力和社会意义，并获得再次分配、生产和增值的机会。近年来，相当部分热点事件均发酵于微信平台，例如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家洲与学生断交事件、2016年罗一笑事件、2018年王凤雅事件等等。
职业媒体的客户端，虽然承载了大量新闻，但伴随性较差，很多人通常是在有新闻需求时才点击。微信平台作为国民级的社交应用，用户打开频次和停留时间均较长，因而各方都非常重视微信上的内容。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新闻中的普通社会个体
互联网是一种集体凝视围观结构。当事人发布内幕信息、网友对事件提出质疑、官方回应并介入调查、当事人对处理结果反馈……各方主体在舆论事件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同的作用。叙事，是不同主体通过语言进行的较量。在聚光灯下，只有积极地“说话”才能更好地争夺相应的资本。
在布尔迪厄看来，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交换市场。“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沟通手段，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种中介。”[6]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除了交换意见和看法外，其中还贯穿着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对比、妥协和再分配，而且这种关系直接取决于言说者的资本总量和结构。
行动者在微信上从事的新闻性活动，本身也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交换行为。在新闻生产中，谁最先在“舞台”出场“说话”，谁某种程度上就最先承担了“主要解释人”的角色。在媒介权力场域的竞争中，权力的获得往往优先取决于信息的拥有者。充当了事件当事人或者见证人角色的普通社会个体，在最初发布阶段往往具有先发优势。此时新闻场域竞争的天平，向社会公众倾斜。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多的信息需要通过官方渠道才能获取。此时作为个体的用户显得较为弱势。因此在后续的大量报道中，文本内容更多的是传统媒体的深度挖掘以及政府部门的调查进展情况。此时，新闻信息最初由谁发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中提及的事件本身以及由此引发的关注程度。除了一些深度调查报道外，那些最开始发声的普通社会个体往往变成了新闻由头，在文本中“说话”的机会并不多，甚至没有。
个人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并不具备微博等平台呈现出开放的姿态，而是具有一定封闭性。因此，我们很少看到舆论事件发酵过程中，涉事主体临时注册新号进行表态或者细化某些环节。而此现象在微博或今日头条上则较为常见。
（三）不断兴起的中间力量
在微信平台中，相当部分个体生产的新闻同样也具备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低信任度的自媒体环境中，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与阅历，使得他们成了微信平台的中间力量。
社会中间力量的微信新闻生产活动，表面上看似系用户个人的行为，但实际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团队来完成。他们在微信平台上从事的信息生产，带有一定的职业属性，而非普通社会个体偶然性的爆料。这种介于用户生产与职业生产之间的微信新闻内容，具有贴近生活、专业性强、敢说话等特征，自然也获得了广大微信用户的认可。
布尔迪厄指出，“由于没有正式宣布的委任和制度保证，个人权威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持久，这类行动必须符合集体认同的价值标准，在实践中对该权威加以再确认。”[7]比如翻阅“呦呦鹿鸣”公众号的介绍信息我们发现，鹿鸣君（黄志杰）具有原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执行主笔、无界传媒主编等头衔，也经历过党报、都市报、新闻周刊、学术刊物、新媒体机构、自媒体等媒体形态，可谓从业经验丰富。黄志杰现实中的这些优势身份，有利于公众号微信粉丝的累积和新闻信息的扩散，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影响力。
简而言之，微信平台成了公众讨论社会事务的“议事堂”。但互联网只赋予了行动者一种“权利”而非“权力”，新闻内容想要产生显著的持久的社会效果，还需借助具有优势身份生产者的多次传播。
三、微信新闻生产再中心化
微信新闻生产者的身份，是现实社会资本的一种延伸。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传统媒体、政府部门以及拥有优势身份的个人能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其生产的微信新闻文本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近几年，经过各类生产者“跑马圈地”之后，现如今的微信平台从开放式广场，回归到集聚效应的模式，出现再中心化现象。
（一）新闻信任中用户的选择
2019年1月17日，腾讯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政务及媒体类公众号粉丝总量达到35亿，相当于平均每个微信用户关注2.3 个政务号和1个媒体号。[8]
在当下，对于远离新闻事件中心的其他用户来说，新媒体平台成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在信任度层面，社交网络的得分仅为18.6%，远低于资讯类APP（75.2%）、电视台（65.5%）、报纸杂志（37.9%）。[9]由于信息源的可信性较弱，微信自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说服力自然也较低。
在低信任度中，为了获取更为权威的资讯，相当部分用户会前往传统媒体或者官方机构新媒体号查看。在谣言极易泛滥的网络环境下，人们依旧需要依靠权威信息进行判断。职业化的新闻生产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微信平台虽然给普通社会个体提供了生产自主性内容的渠道，但文本内容传播效果通常较为有限。
“在新型传播技术的使用上，这些弱势身份是积极主动的，并能够在网络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未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10]在现阶段，就新闻信息层面而言，微信自媒体还处在寻求“合法化”和被社会各界高度认可的发展过程中。中介式生产的传统媒介组织，则掌握着大量权威的事实信息。
（二）职业化生产的主导地位
现如今，虽然媒介权力不断趋向社会共享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职业媒体在微信平台中依旧掌握着大量的新闻生产资本。2018年9月10日，马化腾在2018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上透露，“在机构运营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媒体号尽管数量占比不足1%，但粉丝总量却高达近23亿。”其中，《人民日报》凭借2000多万的微信粉丝量位居榜首。这充分体现了专业媒体在微信平台中的巨大影响力。
专业媒體生产的新闻，依旧具有强大影响力。在我国，传统媒体信息来源比较权威。多数情况下，政府部门在传递信息时通常将传统媒体作为重要发布渠道，其他新闻生产主体则丧失了首发优势。此类新闻，起着很强大的引导作用。
同时，在我国未取得记者证的组织和人员不能进行新闻采访活动，而专业记者具备了身体化文化资本的优势，这种内化于职业生产者身体中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指导着他们的新闻再生产以及确保生产的可持续性。 作为母媒体在微信平台的延伸，微信公众号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了传统媒体的这些资本优势。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传统媒体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其生产的微信新闻自然成为了人们的刚需。在迅速增长的专业化需求中，这些资本最终演化为一种专业的象征，然后得到推广和传播。
（三）政府部门对信息的把控
政府是社会信息资源的最大生产者、拥有者和使用者。随着政务微信的开通，政府成为多元化传播主体中的又一主力成员。从诞生之日起，政府部门就拥有着新闻场域中极为有利的要素——象征符号，相关内容因而具有极强的权威性。
在微信平台中，某些政府部门的官方账号，无论阅读量还是粉丝活跃度，均高于同一地域的职业化媒体。“个人资本的生产、再生产与复制，就是透过这些客观的、制度化的中介机构来完成。”[11]此类机构，主要包括权力机关、教育机构等。其中的“政治权力就是作为这种资本再分配的仲裁者和控制者而存在的，其中心任务便是把各种资本再转化成象征性资本，以便使其自身接受某种看不见的和隐藏的隶属关系。”[12]
舆论事件不可能无休止地发展下去，其最终的走向需要社会公认的裁决者进行评断。此时，政府部门便扮演了正当化程序仲裁员的角色。作为事件的最终盖棺定论者，政府部门主要依靠基于政治权力产生的象征资本。传统媒体、自媒体等新闻生产者在转载、引用官方话语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认同了该言论的正当性，同时也间接强化了政府部门的优势地位。
现如今，微信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池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之一。在再中心化的微信舆论圈中，及时发声的主流宣传依旧起着主导作用。
注 釋：
[1]2016年微信影响力报告[OL].http：//www.199it.com/
archives/451833.html
[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9.
[3]宫留记.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12.
[4]彭兰.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1.
[5] 彭兰.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57.
[6]宫留记.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20.
[7]鲍建竹.作为社会技艺的语言：布尔迪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147.
[8]2018微信公众平台政务、媒体类账号发展报告[OL]. https：//www.chinaxwcb.com/info/549679
[9]企鹅智库：2018新媒体趋势报告[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804544.html
[10]方玲玲，韦文杰.新媒体与社会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6.
[11]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67.
[12]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51.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
关键词：场域理论 微信新闻生产 资本分配 再中心化
一、场域中的资本及其赋权
作为社交平台的代表，微信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腾讯官方发布的《2016年微信影响力报告》显示，“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大新闻渠道，其中泛媒体类的微信公众号比例最高，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 [1]这意味着，在互联网技术的赋权下新闻生产主体不再主要局限于专业媒介组织。在微信平台上，不同类型的新闻生产者为争夺关注度和话语权，已经成为常态。
场域权力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场域理论中也夹杂着强烈的权力因素。在他看来，“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2]而这种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结构，恰好构成了行动者的权力斗争空间，即场域。布尔迪厄认为，权力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控制，也不是对某种现实物质的占有，而是场域中行动者之间的多维度力量关系。
为了更好地阐述场域中的权力图景，布尔迪厄引入了资本的概念。“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成为争夺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就成了资本。”[3]其可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他认为，决定场域关系结构形式及其背后权力关系的因素，是行动者持有资本类型和资本數量的总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布尔迪厄把权力建立在资本的不对称关系之上。
实际上，新闻生产过程也是社会力量的一种展现。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作为一种关系结构，所有行动者都在争夺良好的资本分配结构。在相互竞争的背后，是不同生产主体基于资本总量的博弈。生产者凭借的生产资料存在差异，因而其采取的叙事策略、文本内容呈现方式以及最终的社会影响力都不尽相同。事实上，微信平台成为了新闻生产者进行文本生产与意义传播的又一场域。
在新闻信息层面，微信平台中除了传统媒体公众号的专业新闻以外，主要就是用户日常生活中的记录、交流与分享。普通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较为琐碎、平庸和单调，无论从叙述形式还是内容上来看，似乎“不像”新闻。不过，在微信文本中，此前某些处于专业媒介报道范畴外的内容，也逐步成了新闻。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主体泛化所带来的媒介权力分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微信新闻场域中，由于不同叙事主体资本存在差异，话语权的归属存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
“从‘权力’的角度看，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并非永远是人人平等……是差序的还是平权的平台，取决于平台的技术和人为规则。”[4]微信平台上的新闻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现实社会资本情况的影响。
二、作为补偿性媒介的微信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通过研究后发现房间墙壁、窗户、窗帘三者存在依次补偿前者缺陷的现象。他认为人类对媒介的改进，是在理性的驱使之下完成的一种逆转。其未来走向，则是媒介的人性化趋势。也就是说，后期出现的新型媒介由于兼具更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存在媒介的缺陷所做的一种补偿。
作为社交媒体的代表，微信挑战了新闻场域中传统专业媒介组织的渠道权力以及相应的关系结构，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赋予人们媒介接近权的同时，还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虽然不是无限的——权力去阻止不符合我们利益的逆转。至少，我们有权力迟滞这种逆转前进的步伐，以保存和开发我们喜欢的媒介环境。”[5]
（一）新闻生产流程的常规修订
补偿之后，在新闻稿件撰写层面，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之前“你写我看”高度信赖的单向度关系，而是在营造“你写我写”甚至“我写你看”超级参与的多元竞争关系。实际上，职业记者正在逐渐地“让渡”新闻文本的部分写作权。在新闻文本编辑层面，微信用户自主性内容的叙事形式与表达较为随意，多以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在新闻生产周期上，新闻活动进入了即时性生产的阶段。只要出现相关事件，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最新动态。微信平台的存在，大大缩短了事实信息在社会中的传输时间，也扩大了传播空间以及运作范围。
这些新闻生产流程的修订，不仅仅体现了互联网元素对媒介生态的影响，更体现了微信文本背后的权力争夺以及其中的资本再分配。这些变化了的内容，转移到了其他新闻生产者手中后，将会演化成为其再次进行生产的资本。
补偿，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重新分配。人们对微信越来越依赖，相应的资本增量则越多。这就意味着，经过技术赋权后，新闻媒介的部分使用权已经延伸到了社会公众手中。社会个体拥有资本的目的不仅只是为了存储。资本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彰显其威力和社会意义，并获得再次分配、生产和增值的机会。近年来，相当部分热点事件均发酵于微信平台，例如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家洲与学生断交事件、2016年罗一笑事件、2018年王凤雅事件等等。
职业媒体的客户端，虽然承载了大量新闻，但伴随性较差，很多人通常是在有新闻需求时才点击。微信平台作为国民级的社交应用，用户打开频次和停留时间均较长，因而各方都非常重视微信上的内容。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新闻中的普通社会个体
互联网是一种集体凝视围观结构。当事人发布内幕信息、网友对事件提出质疑、官方回应并介入调查、当事人对处理结果反馈……各方主体在舆论事件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不同的作用。叙事，是不同主体通过语言进行的较量。在聚光灯下，只有积极地“说话”才能更好地争夺相应的资本。
在布尔迪厄看来，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交换市场。“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沟通手段，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种中介。”[6]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除了交换意见和看法外，其中还贯穿着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对比、妥协和再分配，而且这种关系直接取决于言说者的资本总量和结构。
行动者在微信上从事的新闻性活动，本身也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交换行为。在新闻生产中，谁最先在“舞台”出场“说话”，谁某种程度上就最先承担了“主要解释人”的角色。在媒介权力场域的竞争中，权力的获得往往优先取决于信息的拥有者。充当了事件当事人或者见证人角色的普通社会个体，在最初发布阶段往往具有先发优势。此时新闻场域竞争的天平，向社会公众倾斜。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更多的信息需要通过官方渠道才能获取。此时作为个体的用户显得较为弱势。因此在后续的大量报道中，文本内容更多的是传统媒体的深度挖掘以及政府部门的调查进展情况。此时，新闻信息最初由谁发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中提及的事件本身以及由此引发的关注程度。除了一些深度调查报道外，那些最开始发声的普通社会个体往往变成了新闻由头，在文本中“说话”的机会并不多，甚至没有。
个人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并不具备微博等平台呈现出开放的姿态，而是具有一定封闭性。因此，我们很少看到舆论事件发酵过程中，涉事主体临时注册新号进行表态或者细化某些环节。而此现象在微博或今日头条上则较为常见。
（三）不断兴起的中间力量
在微信平台中，相当部分个体生产的新闻同样也具备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低信任度的自媒体环境中，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与阅历，使得他们成了微信平台的中间力量。
社会中间力量的微信新闻生产活动，表面上看似系用户个人的行为，但实际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团队来完成。他们在微信平台上从事的信息生产，带有一定的职业属性，而非普通社会个体偶然性的爆料。这种介于用户生产与职业生产之间的微信新闻内容，具有贴近生活、专业性强、敢说话等特征，自然也获得了广大微信用户的认可。
布尔迪厄指出，“由于没有正式宣布的委任和制度保证，个人权威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持久，这类行动必须符合集体认同的价值标准，在实践中对该权威加以再确认。”[7]比如翻阅“呦呦鹿鸣”公众号的介绍信息我们发现，鹿鸣君（黄志杰）具有原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笔、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执行主笔、无界传媒主编等头衔，也经历过党报、都市报、新闻周刊、学术刊物、新媒体机构、自媒体等媒体形态，可谓从业经验丰富。黄志杰现实中的这些优势身份，有利于公众号微信粉丝的累积和新闻信息的扩散，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影响力。
简而言之，微信平台成了公众讨论社会事务的“议事堂”。但互联网只赋予了行动者一种“权利”而非“权力”，新闻内容想要产生显著的持久的社会效果，还需借助具有优势身份生产者的多次传播。
三、微信新闻生产再中心化
微信新闻生产者的身份，是现实社会资本的一种延伸。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传统媒体、政府部门以及拥有优势身份的个人能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其生产的微信新闻文本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近几年，经过各类生产者“跑马圈地”之后，现如今的微信平台从开放式广场，回归到集聚效应的模式，出现再中心化现象。
（一）新闻信任中用户的选择
2019年1月17日，腾讯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政务及媒体类公众号粉丝总量达到35亿，相当于平均每个微信用户关注2.3 个政务号和1个媒体号。[8]
在当下，对于远离新闻事件中心的其他用户来说，新媒体平台成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在信任度层面，社交网络的得分仅为18.6%，远低于资讯类APP（75.2%）、电视台（65.5%）、报纸杂志（37.9%）。[9]由于信息源的可信性较弱，微信自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说服力自然也较低。
在低信任度中，为了获取更为权威的资讯，相当部分用户会前往传统媒体或者官方机构新媒体号查看。在谣言极易泛滥的网络环境下，人们依旧需要依靠权威信息进行判断。职业化的新闻生产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微信平台虽然给普通社会个体提供了生产自主性内容的渠道，但文本内容传播效果通常较为有限。
“在新型传播技术的使用上，这些弱势身份是积极主动的，并能够在网络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未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10]在现阶段，就新闻信息层面而言，微信自媒体还处在寻求“合法化”和被社会各界高度认可的发展过程中。中介式生产的传统媒介组织，则掌握着大量权威的事实信息。
（二）职业化生产的主导地位
现如今，虽然媒介权力不断趋向社会共享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职业媒体在微信平台中依旧掌握着大量的新闻生产资本。2018年9月10日，马化腾在2018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上透露，“在机构运营的微信公众账号中，媒体号尽管数量占比不足1%，但粉丝总量却高达近23亿。”其中，《人民日报》凭借2000多万的微信粉丝量位居榜首。这充分体现了专业媒体在微信平台中的巨大影响力。
专业媒體生产的新闻，依旧具有强大影响力。在我国，传统媒体信息来源比较权威。多数情况下，政府部门在传递信息时通常将传统媒体作为重要发布渠道，其他新闻生产主体则丧失了首发优势。此类新闻，起着很强大的引导作用。
同时，在我国未取得记者证的组织和人员不能进行新闻采访活动，而专业记者具备了身体化文化资本的优势，这种内化于职业生产者身体中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指导着他们的新闻再生产以及确保生产的可持续性。 作为母媒体在微信平台的延伸，微信公众号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了传统媒体的这些资本优势。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传统媒体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其生产的微信新闻自然成为了人们的刚需。在迅速增长的专业化需求中，这些资本最终演化为一种专业的象征，然后得到推广和传播。
（三）政府部门对信息的把控
政府是社会信息资源的最大生产者、拥有者和使用者。随着政务微信的开通，政府成为多元化传播主体中的又一主力成员。从诞生之日起，政府部门就拥有着新闻场域中极为有利的要素——象征符号，相关内容因而具有极强的权威性。
在微信平台中，某些政府部门的官方账号，无论阅读量还是粉丝活跃度，均高于同一地域的职业化媒体。“个人资本的生产、再生产与复制，就是透过这些客观的、制度化的中介机构来完成。”[11]此类机构，主要包括权力机关、教育机构等。其中的“政治权力就是作为这种资本再分配的仲裁者和控制者而存在的，其中心任务便是把各种资本再转化成象征性资本，以便使其自身接受某种看不见的和隐藏的隶属关系。”[12]
舆论事件不可能无休止地发展下去，其最终的走向需要社会公认的裁决者进行评断。此时，政府部门便扮演了正当化程序仲裁员的角色。作为事件的最终盖棺定论者，政府部门主要依靠基于政治权力产生的象征资本。传统媒体、自媒体等新闻生产者在转载、引用官方话语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认同了该言论的正当性，同时也间接强化了政府部门的优势地位。
现如今，微信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池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之一。在再中心化的微信舆论圈中，及时发声的主流宣传依旧起着主导作用。
注 釋：
[1]2016年微信影响力报告[OL].http：//www.199it.com/
archives/451833.html
[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9.
[3]宫留记.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12.
[4]彭兰.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1.
[5] 彭兰.社会化媒体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357.
[6]宫留记.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20.
[7]鲍建竹.作为社会技艺的语言：布尔迪厄社会语言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147.
[8]2018微信公众平台政务、媒体类账号发展报告[OL]. https：//www.chinaxwcb.com/info/549679
[9]企鹅智库：2018新媒体趋势报告[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804544.html
[10]方玲玲，韦文杰.新媒体与社会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56.
[11]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67.
[12]高宣扬.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51.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