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清明前夕，父亲不幸与世长辞，至今整整10年了，他那熟悉的音容笑貌始终浮现在眼前。10年来，父亲爱国为民的精神与他倡导的家风无时无刻不在教育、激励着我们。我们无法相信，父亲，他已经离开10年了，此时此刻，我们依然对父亲怀思深切，心如潮涌。
　　
　　(一)
　　
　　
　　此外，1945年3月8日，又有一架美军飞机在广东与日军空战，在广西昭平县大广镇沙滩上坠落，仅有的一名飞行员尚生存。父亲接到电话，即刻派人把飞行员接到县府款待，后又将其安全护送往百色基地。
　　父亲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感人义举，沉默了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才公布于世。当记者问父亲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不值得一提。现在我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在这个时候谈论此事，相信会更有意义。”
　　抗战胜利后，父亲得到重庆国民政府嘉奖，积功升任桂林市长。父亲自1949年12月，冲破阻力，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改编，使桂林回到人民的怀抱，为保护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作出了贡献。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给予父亲很高的荣誉，并委以重任：先后在桂林军政大学、武昌中原大学学习；参加湖北溪水县土地改革，担任土改工作队大组组长；1952年，当选广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兼广西救济分会副秘书长；1955年至1988年任广西区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常委兼副秘书长；1980年当选广西区人大第五、第六届常委；1988年至1998年任广西区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兼民革广西区委会主委、名誉主委，民革中央监察常委。还兼任广西书画篆刻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广西诗词学会副会长、南宁中山诗书画印社社长等职。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80年11月，父亲被光荣推选为广西五人代表团中的民主党派代表，赴京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公审“四人帮”大会，体现了党和人民对父亲参加革命后几十年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二)
　　
　　父亲自参加革命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即使身处逆境，也丝毫没动摇过自己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忠诚。父亲一生养育我们兄弟姐妹7人，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就给4个儿子取名排序为“振、兴、中、国”，给3个女儿取名排序为“华、平、宁”。他盼望国家强盛，社会安宁，拳拳爱国心，溢于言表。文革期间父亲被监督劳动，他还对我们说：“我是历史的见证者，旧中国穷困落后，没有一年不受帝国主义侵略，没有一年不打内战，没有一年不饿死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中国才不被帝国主义欺负，我们中国才有今天的繁荣昌盛，共产党真伟大!”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小时候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多，每逢开学，缴学费就成了家里最头痛的问题。组织上知道我们家经济负担较重，每年开学总给补助，多年来从未间断过。说起这些事，父亲总是无不感慨地说：“没有共产党的关怀，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你们兄弟姐妹要感谢共产党的大恩大德啊!任何时候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做好本职工作。”“文革”期间，老三工作调动，中学档案里有高考“不宜录取”的印章，情绪极其低落。父亲知道后，坚定地对老三说，对党要相信，不能怀疑，跟共产党走，决不能动摇！1996年，当父亲知道老六被推选为自治区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他高兴地勉励她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父亲啊!几十年来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我们子女7人大部分加入了共产党。
　　父亲一生历尽沧桑，但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本色。为响应党中央广开门路、多办学的号召，他在70高龄时与黄启汉先生创办“邕江大学”，亲自担任董事长，为报批征地、筹措资金、借调教师四处奔波。1991年他举办个人诗、书、画展，把卖画所得的两万多元分文不留，全部捐献给邕江大学，为邕大的办学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他80高龄时到龙州县响水乡智力扶贫，推广甘蔗良种。作为副省级干部，他每次下乡都不坐专车，只坐班车，我们怕他身体吃不消，每次都劝他不要坐班车了，我们甚至说：“您再坐班车，秘书都不愿跟您去了。”他说，到乡下去扶贫，坐专车像什么话?始终坚持坐班车下乡。1993年父亲光荣赴京参加全国扶贫表彰大会，荣获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扶贫先进个人称号，在全国所有的先进个人中，他的年纪是最大的。记得有一次，孩子天真地问他：“爷爷您从农民家出来，怎么当上副省级干部的?”他笑着回答说：“靠艰苦奋斗的精神。”孙女又问他：“爷爷以后您留什么遗产给我呀?”他笑着还是回答那句话：“艰苦奋斗的精神啊!”
　　父亲一生艰苦朴素，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深深地教育着我们。他经常告诫我们子女，生活要简朴，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要，在经济上绝不能犯错误。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民革工作了几十年，即使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也从未领过民革的工资和津贴，说自己在政协领工资，民革的钱一分也不能要。为此民革一些年轻人开玩笑说，韦老是“外星人”，不食人间烟火，难学啊；有一次父亲到某贫困县视察工作，县里设宴招待，当父亲知道县里财政相当困难，已经拖欠两个月工资了，心里非常难过，把酒杯倒盖过来，任凭县领导怎么劝，就是不喝酒；在我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父亲几乎未买过什么新衣服，他所穿的大都是母亲为他缝制的，所用的布料都是一些很便宜的“大路货”，一些衣物补了又补，没几件好的；家里的摆设也再简陋不过了。记得几十年来父亲只买过一次家具，那是解放初期，全家从桂林搬到南宁，他带着全家人到平等街交易场，共花不到10元钱，买了一张吃饭用的矮圆桌和几张小木凳。除此之外，屋里的家具不是公家配置的，就是我们子女更新换代丢下的旧家具。难怪有位负责过他保健的女医生感慨地说，我们去韦老家看望韦老，家里没一件好东西，但韦老总是乐呵呵的，他也满足了，真难得啊！
　　
　　不与胭脂争艳色，
　　甘持耿洁独精神。
　　长同松竹成三友，
　　破腊齐开报春早。”
　　这幅妙文美画，展现了主人不畏艰难，淡泊名利的人格胸襟，既给人美的享受，也令人肃然起敬。
　　父亲博学多才，集诗、书、画于一身。199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父亲举办个人诗书画展，将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创作的1150首诗、90幅书法和30帧国画作品展出，深受群众欢迎，自治区政府原主席覃应机等领导还到场祝贺。1994年出版的《韦瑞霖诗书画选集》，更是父亲多才多艺的真实记录。父亲还博古通今，精通历史。父亲幼年通读二十四史，任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多年，对中国历史各朝代的重大事件、历史人物说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从小是听着他讲一个个历史故事长大的。他对新旧桂系更是了如指掌，在自治区政协工作40多年，主要负责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工作。他亲聆过周恩来总理的教诲、李瑞环主席的指示；深入八桂大地及时抢救文史资料，事必躬亲，为挖掘广西文史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1996年父亲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文史资料工作者”。父亲啊，博学的知识才能，大部分是在一生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锲而不舍，自学成材的。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而他一生学而不倦的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
　　
　　敬爱的父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父亲的人格、品质，精神多少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教育、影响、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奋发努力。尽管生活道路并不平坦：文革期间，我们兄弟姐妹7人，4人下乡插队，2人支边。但是经过党的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现在我们7人，全部本科毕业，其中3人研究生毕业、1人获博士学位、5人获高级职称、2人获自治区劳模称号、1人获国务院津贴。大家都成了单位的领导或骨干，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孙(外孙)辈也很争气，3人考上名牌大学，6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8年春节，父亲曾给我们每个子女都写了一封信，盼望我们做到“五点”。我们怎会想到，他这“五点”发自内心感人肺腑的话语和希望，竟成了留给我们宝贵的临终遗言。我们是含着泪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些遗言的。这“五点”遗言，概括起来是8个字：“爱国守法，艰苦奋斗”，这8个字是父亲一生历练的总结；这8个字是父亲人格的精髓；这8个字更是父亲倡导的家风啊!我们一定要把父亲倡导的家风代代相传。
　　我们敬爱的父亲，1998年，走完了他87年的人生旅程。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来电、来信，给予父亲很高的评价。时任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亲笔唁函中写道：“韦老生前为民革事业做了诸多工作，爱国敬业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也在亲笔回信中提到：“令尊瑞霖先生4月4日因病逝世，是国家和广西最大的损失。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爱国的一生。敬养桑梓，贡献殊多。回顾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昭平县长，四面受敌，形势严峻，他支持《广西日报》出昭平版，并对当时避居昭平的革命元老何香凝、欧阳予倩、梁漱溟、陈劭先等予以生活的照顾”，“在1944年他两次营救了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后一次在1945年)，凡此业绩，永垂史册”；自治区党委原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赵富林的挽辞是“革命诤友，为人楷模”；香港广西同乡会原会长、香港著名教育家戴中先生也赋诗悼念：
　　“八七春秋动地诗，
　　肝胆相照天下知；
　　坦荡襟怀随风去，
　　瑞雪甘霖最得志。”
　　父亲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的一生；是爱国为民、艰苦奋斗的一生；是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一生。父亲倡导的“爱国守法、艰苦奋斗”的家风，是留给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无价之宝，已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明灯，照耀着子孙们前行的道路。
　　我们敬爱的父亲，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