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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族裔来源上同属生活在古代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伊斯兰教也在很多方面汲取、借鉴了犹太教的精华。近代以来,由于宗教、地域、民族之争,再加上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在犹太民族与穆斯林之间埋下了冲突与仇恨的种子,阿以冲突也因而成为困扰中东地区的死结和举世瞩目的焦点。直到今天,人们仍不相信他们之间曾经有过和平、今后能够实现和平。撇开当前的冲突,回溯历史的长河,有时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的场景:恰恰是在古代中国的开封,两个民族、两种宗教在长达七、八百年的时段里相互宽容、彼此涵化,友好交往、和平相处,成就了世界文化交流史与民族关系史上一段美丽而悠长的佳话。
“蓝帽回回”与“白帽回回”
关于犹太人何时进入中国到开封定居,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多数学者认为,犹太人最迟是在唐代进入中国,宋代定居于开封,因为当时的东京汴梁乃是举世闻名、万邦来朝的国际性大都会。更有学者根据《宋史·真宗纪》的一则史料推断出大约在真宗时期(998~1022年)的某一天,一群无国籍犹太商贾沿丝绸之路来到东京城,拜见了宋帝并“进贡西洋布于宋”,皇帝大悦,恩准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犹太人初到开封,自称其宗教为“一赐乐业教”(即Israel的音译),称其同胞为“一赐乐业教”人。根据《圣经》记载,犹太人为了纪念先祖雅各在雅博渡口与天神摔跤而获胜但也因此扭伤大腿的经历,在饮食上形成一条特别的规定:食牛羊肉时必挑除动物大腿部位的筋。开封犹太人延续了这一风俗,所以当地居民称其宗教为“挑筋教”,称这些人为“挑筋教人”,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挑筋胡同”(后因“挑筋胡同”听起来不雅,慢慢改称“教经胡同”,并延续至今)。
在犹太人入居汴梁大约两百年之后,成吉思汗在西征过程中,收编了大量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归顺者;在完成对宋朝的用兵后,这些穆斯林便落籍于中原各地进行屯田,开封的穆斯林社团也由此产生。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与穆斯林在宗教习俗方面十分相近,当地居民几乎看不出他们的区别,例如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有经书的人,都信奉惟一的“神”;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礼拜,礼拜时都面朝西方;都把宗教场所命名为“礼拜寺”或者“清真寺”;每七天都有一个“礼拜日”,礼拜日里要遵守很多仪礼:守斋戒、行割礼,并有独特的节日规定;都禁食猪肉和动物血脏等。再加上体貌特征的相似性,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本质性差异,而是将他们统称为“回回”。“回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起初一般指回鹘人,后来泛指摩尼教徒、景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教徒,是汉人的一种叫法。所不同的是,开封犹太人履行宗教仪式时头戴蓝色帽子,所以被称为“蓝帽回回”,而穆斯林则头戴白色帽子,所以被称为“白帽回回”。
比邻而居的开封犹太人与穆斯林
犹太人自进入开封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开始繁衍生息。金大定三年(1163年),犹太人在土子街东南兴建了犹太会堂,命名为“清真寺”;根据明弘治二年(1489年)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记》,开封犹太人对“清真”二字进行了独特的解读:“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也许是为了与穆斯林的清真寺有所区别,开封犹太人曾在明正德年间一度把会堂的名称改为“尊崇道经寺”,但在清朝初年又恢复“清真寺”称呼(俗名又称礼拜寺)。一赐乐业清真寺自金、元,至明、清先后存在了800余年,期间曾多次损毁、又多次修复,一直是开封犹太人礼拜、诵经、祈祷、举行宗教礼仪的场所,也是犹太社团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1281年,忽必烈召集散居各地的穆斯林士兵“赴南京(即开封)屯田”,数千穆斯林士兵应召奔赴开封城外居住,并在城外修建了清真寺。根据现存的碑刻和其他一些史料分析,宋元以后,有大量穆斯林从周边、乃至西域等地移居开封,因生活和信仰的需要,穆斯林社团将清真寺迁入开封城内,距犹太人清真寺仅有千米之隔,这就是位列开封清真十三坊之首的东大寺。该寺后因王朝更迭、河水泛滥多次遭毁,后又多次重建修复。众所周知,“清真寺”是中国伊斯兰教礼拜寺的名称,“清真”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与内涵,而开封犹太会堂也以“清真寺”命名,充分说明了两大少数民族群体、两种宗教文化在开封的交往与影响。开封犹太人与穆斯林不仅礼拜寺相邻,而且数百年间都在教经胡同及其周围地区比邻而居;后来在犹太会堂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犹太后裔仍然居住在这片区域,与穆斯林互为邻里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在中文史料中,有关开封犹太人的独特宗教和民族身份并无太多直接的记载,即使在他们所留下的碑文谱牒中,也缺乏对自己与当地穆斯林交往深入的描述,仅有的一些零星资料存在于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中。1724年,法国传教士孟正气写道:“开封犹太人的古《圣经》或《摩西五书》来自他们在陕西省的宁夏(原文如此)遇到的一位伊斯兰教徒,即在他们的第一座犹太教会堂遭火灾之后,这名伊斯兰教徒又从一名犹太人处获得,那个犹太人在广州临终时把经文作为珍贵的抵押物而交给他,并经其手而入藏开封犹太教会堂。”元时,犹太人和穆斯林同属色目人种,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因为是异族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元代末期,蒙古人对色目人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不少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入朝为官。清朝以后,在犹太人不断同化于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一些零星的史料也描述了他们与穆斯林通婚的现象。
同样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结局
生活在开封的犹太社团和穆斯林社团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生存环境,都因黄河水患而导致人口大减;都面临主流文化的影响与消解,特别是元代以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特征。但处于同样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两个社团,却有着迥然相异的历史命运:开封犹太社团在19世纪中期以后趋于解体,而同期的穆斯林社团却不断壮大,成为开封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原因何在?众所周知,犹太教是封闭性的民族宗教,不对外族传教,也不接受外族的皈依。与外界的联系日益中断之后,开封犹太社团人口越来越少,族内通婚难以维持,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普遍通婚,导致犹太习俗的淡化以及对汉文化的接纳。特别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有着非凡的吸引力,许多犹太家庭的子女从小便学习四书五经,走读经入仕的道路,乃至最后完全被儒化。不仅如此,其社团的宗教活动只能依靠少数懂得经文和教义的教职人员来维持,到后来懂希伯来文的人越来越少,在19世纪初最后一位掌教去世后,社团的宗教活动无以为继。尽管还保留着一些经卷,却无人能够识读,犹太教及其传统逐渐沦为开封犹太后裔有关先祖的记忆。
开封的穆斯林社团则不同,虽说自明朝实行“海禁”以来,他们与海外穆斯林社团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并没有消沉,而是掀起以自立图存为目的的自救运动,以期通过强化民族传统与宗教意识延续社团发展。他们主要通过经堂教育、汉译阿文经典、用汉文著述等方式,使教义深入普通教众,使中国社会更加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顺利完成本土化的进程中,不仅保证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吸纳了儒学的精华,从而避免了被汉文化同化的命运。在开封犹太社团消亡之后,众多的“白帽回回”仍然在此繁衍生息,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解放后,教经胡同及其周围被划定为“开封市顺河回族自治区”,具有穆斯林特征的门面店铺随处可见,他们的民族礼节、饮食风格以及沿街叫卖皆成为开封市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抚今追昔,“蓝帽回回”与“白帽回回”共同见证了开封近千年的兴衰浮沉。虽然金碧辉煌的犹太礼拜寺已不复存在,犹太举人儒士的风光也已尘封于记忆之中,但人们依旧可以从这里追寻到历史所残留的若干踪迹。如今在南教经胡同21号,生活着一位年逾80的崔淑萍老人,她的丈夫是犹太后裔赵平宇先生,她家中依然珍藏着犹太会堂的模型、她的女儿根据《圣经》故事所做的剪纸以及来访者赠送的各种犹太文化标识。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崔老太太的对门正是一户穆斯林家庭,门牌上挂着已经掉漆的清真文。崔老太太家的古老门楣对应着同样悠远的清真文,默默地在诉说历史,也似乎在启示未来……
“蓝帽回回”与“白帽回回”
关于犹太人何时进入中国到开封定居,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多数学者认为,犹太人最迟是在唐代进入中国,宋代定居于开封,因为当时的东京汴梁乃是举世闻名、万邦来朝的国际性大都会。更有学者根据《宋史·真宗纪》的一则史料推断出大约在真宗时期(998~1022年)的某一天,一群无国籍犹太商贾沿丝绸之路来到东京城,拜见了宋帝并“进贡西洋布于宋”,皇帝大悦,恩准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犹太人初到开封,自称其宗教为“一赐乐业教”(即Israel的音译),称其同胞为“一赐乐业教”人。根据《圣经》记载,犹太人为了纪念先祖雅各在雅博渡口与天神摔跤而获胜但也因此扭伤大腿的经历,在饮食上形成一条特别的规定:食牛羊肉时必挑除动物大腿部位的筋。开封犹太人延续了这一风俗,所以当地居民称其宗教为“挑筋教”,称这些人为“挑筋教人”,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挑筋胡同”(后因“挑筋胡同”听起来不雅,慢慢改称“教经胡同”,并延续至今)。
在犹太人入居汴梁大约两百年之后,成吉思汗在西征过程中,收编了大量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归顺者;在完成对宋朝的用兵后,这些穆斯林便落籍于中原各地进行屯田,开封的穆斯林社团也由此产生。生活在开封的犹太人与穆斯林在宗教习俗方面十分相近,当地居民几乎看不出他们的区别,例如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有经书的人,都信奉惟一的“神”;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礼拜,礼拜时都面朝西方;都把宗教场所命名为“礼拜寺”或者“清真寺”;每七天都有一个“礼拜日”,礼拜日里要遵守很多仪礼:守斋戒、行割礼,并有独特的节日规定;都禁食猪肉和动物血脏等。再加上体貌特征的相似性,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本质性差异,而是将他们统称为“回回”。“回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起初一般指回鹘人,后来泛指摩尼教徒、景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教徒,是汉人的一种叫法。所不同的是,开封犹太人履行宗教仪式时头戴蓝色帽子,所以被称为“蓝帽回回”,而穆斯林则头戴白色帽子,所以被称为“白帽回回”。
比邻而居的开封犹太人与穆斯林
犹太人自进入开封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开始繁衍生息。金大定三年(1163年),犹太人在土子街东南兴建了犹太会堂,命名为“清真寺”;根据明弘治二年(1489年)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记》,开封犹太人对“清真”二字进行了独特的解读:“然道必本于清真礼拜。清者,精一无二;真者,正而无邪;礼者,敬而已矣;拜下,礼也。”也许是为了与穆斯林的清真寺有所区别,开封犹太人曾在明正德年间一度把会堂的名称改为“尊崇道经寺”,但在清朝初年又恢复“清真寺”称呼(俗名又称礼拜寺)。一赐乐业清真寺自金、元,至明、清先后存在了800余年,期间曾多次损毁、又多次修复,一直是开封犹太人礼拜、诵经、祈祷、举行宗教礼仪的场所,也是犹太社团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1281年,忽必烈召集散居各地的穆斯林士兵“赴南京(即开封)屯田”,数千穆斯林士兵应召奔赴开封城外居住,并在城外修建了清真寺。根据现存的碑刻和其他一些史料分析,宋元以后,有大量穆斯林从周边、乃至西域等地移居开封,因生活和信仰的需要,穆斯林社团将清真寺迁入开封城内,距犹太人清真寺仅有千米之隔,这就是位列开封清真十三坊之首的东大寺。该寺后因王朝更迭、河水泛滥多次遭毁,后又多次重建修复。众所周知,“清真寺”是中国伊斯兰教礼拜寺的名称,“清真”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与内涵,而开封犹太会堂也以“清真寺”命名,充分说明了两大少数民族群体、两种宗教文化在开封的交往与影响。开封犹太人与穆斯林不仅礼拜寺相邻,而且数百年间都在教经胡同及其周围地区比邻而居;后来在犹太会堂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犹太后裔仍然居住在这片区域,与穆斯林互为邻里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在中文史料中,有关开封犹太人的独特宗教和民族身份并无太多直接的记载,即使在他们所留下的碑文谱牒中,也缺乏对自己与当地穆斯林交往深入的描述,仅有的一些零星资料存在于西方传教士的记载中。1724年,法国传教士孟正气写道:“开封犹太人的古《圣经》或《摩西五书》来自他们在陕西省的宁夏(原文如此)遇到的一位伊斯兰教徒,即在他们的第一座犹太教会堂遭火灾之后,这名伊斯兰教徒又从一名犹太人处获得,那个犹太人在广州临终时把经文作为珍贵的抵押物而交给他,并经其手而入藏开封犹太教会堂。”元时,犹太人和穆斯林同属色目人种,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因为是异族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元代末期,蒙古人对色目人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不少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入朝为官。清朝以后,在犹太人不断同化于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一些零星的史料也描述了他们与穆斯林通婚的现象。
同样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结局
生活在开封的犹太社团和穆斯林社团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生存环境,都因黄河水患而导致人口大减;都面临主流文化的影响与消解,特别是元代以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特征。但处于同样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两个社团,却有着迥然相异的历史命运:开封犹太社团在19世纪中期以后趋于解体,而同期的穆斯林社团却不断壮大,成为开封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原因何在?众所周知,犹太教是封闭性的民族宗教,不对外族传教,也不接受外族的皈依。与外界的联系日益中断之后,开封犹太社团人口越来越少,族内通婚难以维持,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普遍通婚,导致犹太习俗的淡化以及对汉文化的接纳。特别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有着非凡的吸引力,许多犹太家庭的子女从小便学习四书五经,走读经入仕的道路,乃至最后完全被儒化。不仅如此,其社团的宗教活动只能依靠少数懂得经文和教义的教职人员来维持,到后来懂希伯来文的人越来越少,在19世纪初最后一位掌教去世后,社团的宗教活动无以为继。尽管还保留着一些经卷,却无人能够识读,犹太教及其传统逐渐沦为开封犹太后裔有关先祖的记忆。
开封的穆斯林社团则不同,虽说自明朝实行“海禁”以来,他们与海外穆斯林社团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并没有消沉,而是掀起以自立图存为目的的自救运动,以期通过强化民族传统与宗教意识延续社团发展。他们主要通过经堂教育、汉译阿文经典、用汉文著述等方式,使教义深入普通教众,使中国社会更加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顺利完成本土化的进程中,不仅保证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吸纳了儒学的精华,从而避免了被汉文化同化的命运。在开封犹太社团消亡之后,众多的“白帽回回”仍然在此繁衍生息,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解放后,教经胡同及其周围被划定为“开封市顺河回族自治区”,具有穆斯林特征的门面店铺随处可见,他们的民族礼节、饮食风格以及沿街叫卖皆成为开封市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抚今追昔,“蓝帽回回”与“白帽回回”共同见证了开封近千年的兴衰浮沉。虽然金碧辉煌的犹太礼拜寺已不复存在,犹太举人儒士的风光也已尘封于记忆之中,但人们依旧可以从这里追寻到历史所残留的若干踪迹。如今在南教经胡同21号,生活着一位年逾80的崔淑萍老人,她的丈夫是犹太后裔赵平宇先生,她家中依然珍藏着犹太会堂的模型、她的女儿根据《圣经》故事所做的剪纸以及来访者赠送的各种犹太文化标识。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崔老太太的对门正是一户穆斯林家庭,门牌上挂着已经掉漆的清真文。崔老太太家的古老门楣对应着同样悠远的清真文,默默地在诉说历史,也似乎在启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