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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畲族族源研究是我国学术研究上的一桩公案,各家学者说法不一。文章力图换一种研究思路对畲族的形成、发展历程进行研究,以跳出各家各执一词的畲族族源研究路径。文章对“畲民”进行考究,以一个民族形成的主体核心和民族实体为研究主线,打开研究畲族族源的新路径。文章研究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尽力做出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畲民;畲族;主体核心;民族实体
一、何为“畲民”
“畲”字来历久远,其读音有两个,读音为“余”时,指的是新开垦的田地。另一读音为“奢”,指的是刀耕火种,既可意为采取火耕的田地,也可指一种“火烧田”的耕作方式。唐宋以降汉文记载中“畲”主要作为火烧田来解释,很明显这时的“畲”并没有涉及到人或者是某个族群的意思。“畲民”之记载最早出现于南宋末年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中,现在研究畲族大都认同“畲民”是畲族在历史上的被称。认为“畲民”是被称这是无异议的,但笔者认为将“畲民”定义为是现今畲族在历史上的被称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有云:“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疍,在漳曰畲。西畲隶龙溪,就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从“在漳曰畲”,我们可以看出刘克庄在对“溪洞”划分类别上是带有地域性的。“漳州管三县:龙溪、漳浦、龙岩。龙溪县县东十五里至山,险绝无路,西二十里至山,南三里至山,北十六里至山。漳浦县垂拱中析龙溪南界至。”可见刘克庄谓之“畲民”的人群居住的是群山环绕之地。南岳玄泰禅师居住衡山时,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为害兹甚,乃作《畲山谣》。宋代范成大《劳畲耕》亦云:“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此等在山林间烧畲的耕作方式,使得“畲民”与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相呼应。所以把“畲民”当作是“畲族”在历史上的族称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輋民”的出现,有关“輋民”记载的出现的时间与“畲民”相差不久。“輋”与“畲”音相同,“輋”字是广东俗字,土音读“斜”,在山间搭棚而居的群体称之为“輋民”,这是其与“畲”的意义差别之所在,但这大抵只是不同地区人们观察事物角度不同而产生差异描述罢了。“輋民”亦以刀耕火种见长,屈大均《广东新语》有云:“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黎助,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曰火耨。是为畲蛮类。”很明显屈大均是将“輋户”与从事刀耕火种的畲蛮划为同一族群。笔者认为“畲民”与“輋民”皆为被称,所指群体大抵是以刀耕火种为耕作方式且居于山中的这类群体。
二、何为“畲族”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何为畲族”?畲族之形成并非一两天之事,其族称的确定虽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次的民族识别就确定了,但其族群实体的形成确是经过了成百上千年之久,她有其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范畴。必须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
(一)作为他称“畲民”的核心凝聚力。如王明珂所言:“他称族名所表现的,是使用这种族号称他人者的一种主观人群分类,与被指称人群自身的民族认同不见得有关联。……而且,无论民族自称还是他称,在长期的人群互动中,族名所代表人群的内涵与边缘常有相当变化。”所以今之畲族实与最初之“輋民”或“畲民”群体已有相当差别。“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知‘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的民族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表述的观点,笔者认为此观点同样适用于属于历史范畴的各民族形成问题,畲族当然也不例外。当一个民族具备民族意识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民族具备了民族核心。这个民族凝聚力核心是一个民族实体形成过程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主体。畲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时也有其民族核心部分。从民族成员的构成上来看,是外来成员为核心主体,还是土著为核心主体,又或是极端的单一核心主体,我们无从得知,就如同畲族族源问题至今未达成统一的观点一样。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如果要找寻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一样,畲族先民群山而居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是畲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即便现今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分布在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多个省份的畲族居住地主要还是在山区,且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仍广泛的使用与畲族人民的生产中。
(二)“畲民”的自我族群意识形成。唐宋至元时期赣闽粤交界地仍是畲族先民的主要生活区。唐陈元光平定“僚蛮”,被誉为“开漳圣王”,开始了对部分畲族先民的封建统治。唐朝在漳州地区初建郡县且畲族分布在山区内,山多险阻,所以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尚未深入,一旦发生斗争时畲族先民尚有反抗甚至在抗争上占上风的能力。此时,漳州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畲族先民也可较大程度上保持其原有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处于两宋封建统治下的畲族先民反抗斗争也时有发生,宋末特别是元朝时期畲民反抗封建统治迎来了大高潮。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赣、闽、粤地区的人民被划分为最低等的南人,随着元朝封建统治的更加深入化,饱受剥削压迫的畲民困苦不堪,爆发了大规模的抗元斗争。此时抗元斗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畲汉的结合,畲民的斗争是在汉族领袖的领导下发动的反抗,这是畲汉互动的重要表现。联合的抗元斗争虽然反映了畲汉人民反封建的同心协力,但也是在这种接触互动中促使畲民民族意识的萌发。“明代畲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见于史书记载已不如元朝,斗争的规模除个别地区外,也大大不如宋元时期,其主要原因可能与这个时期畲族人民被迫往各地迁徙有关。”清朝也是畲族继续迁移时期,畲民的反抗斗争进一步减弱。虽然迁移到各地,但他们早已在意识上形成了同一民族共同体的族群认知。
(三)“畲族”关于发祥地的族源记忆——“我族”认同的形成。谢重光先生认为“从多元论的民族起源观点出发,畲族应该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里长期酝酿和形成的。在这个广阔的范围里,可以有某一个地区或地点起了关键作用,但是说那么大的,一个民族是在某一个地区或地点产生出来的,或干脆就像《高皇歌》那样说是由某个始祖生育繁衍出来,那只能是神话,而不是科学。”关于畲族发祥地意见分歧的原因及多元论的民族起源观点,笔者十分赞同谢重光先生的观点。但笔者不禁要提出疑问:“这个地区和地点为什么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又是哪个时期开始突现其关键性作用?”
“为什么要把凤凰山作为祖居地的流传,这可能有它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地理上原因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分属于三个省,可是在古代,这只有民族的共同地域,而不存在省界之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使得凤凰山有可能成为闽、粤交界这一地区的一个象征。”迁移到各地畲族族谱,如浙江宋阴县《雷氏宗谱》,昌平县《兰氏宗谱》等都记载其祖先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凤凰山当地畲族还保留一些《祖图》碑文等表明其祖先就在此地。还有一些在畲族人民之间传唱的诗歌以及传说等都有关于其祖先来自于凤凰山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地带正是畲族民族实体形成的重要地带,据其方志及族谱记载的出现大都是明清时期,那么其民族实体形成最晚不会晚于明代。因此,将凤凰山这个地域概念换位成畲族祖籍地“出现”的时间概念来考察为什么凤凰山成为畲族的发祥地,更加有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其原因,且与凤凰山的文化概念并不相悖。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畲族民族实体在这一地域内形成,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是一个具备民族凝聚力的群体,其“我族”认同已形成。至于传说、诗歌及一些相关记载内容有所差异,说其祖先来自凤凰山,可能也只是后人为寻找共同的集体记忆罢了。
三、结语
我们虽不能定论畲族族源究竟为何,但我们可以得知的是畲族在历史上的主体核心部分形成后,这个群体的特点才逐渐明朗化,谓之为“畲民”,但“畲民”仅仅是汉人对其的称呼,是他称。当主体核心向民族实体迈进时,这是畲族在历史上的自觉化过程,这时畲族才谓知我族之所在。这时更多的是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且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及风俗习惯。
参考文献
[1] 蒋炳钊.畲族史稿[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2-187.
[2]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3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费孝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40.
[5] 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174-175.
关键词:畲民;畲族;主体核心;民族实体
一、何为“畲民”
“畲”字来历久远,其读音有两个,读音为“余”时,指的是新开垦的田地。另一读音为“奢”,指的是刀耕火种,既可意为采取火耕的田地,也可指一种“火烧田”的耕作方式。唐宋以降汉文记载中“畲”主要作为火烧田来解释,很明显这时的“畲”并没有涉及到人或者是某个族群的意思。“畲民”之记载最早出现于南宋末年刘克庄的《漳州谕畲》中,现在研究畲族大都认同“畲民”是畲族在历史上的被称。认为“畲民”是被称这是无异议的,但笔者认为将“畲民”定义为是现今畲族在历史上的被称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有云:“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疍,在漳曰畲。西畲隶龙溪,就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从“在漳曰畲”,我们可以看出刘克庄在对“溪洞”划分类别上是带有地域性的。“漳州管三县:龙溪、漳浦、龙岩。龙溪县县东十五里至山,险绝无路,西二十里至山,南三里至山,北十六里至山。漳浦县垂拱中析龙溪南界至。”可见刘克庄谓之“畲民”的人群居住的是群山环绕之地。南岳玄泰禅师居住衡山时,尝以衡山多被山民斩伐烧畲,为害兹甚,乃作《畲山谣》。宋代范成大《劳畲耕》亦云:“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此等在山林间烧畲的耕作方式,使得“畲民”与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相呼应。所以把“畲民”当作是“畲族”在历史上的族称是值得商榷的。
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輋民”的出现,有关“輋民”记载的出现的时间与“畲民”相差不久。“輋”与“畲”音相同,“輋”字是广东俗字,土音读“斜”,在山间搭棚而居的群体称之为“輋民”,这是其与“畲”的意义差别之所在,但这大抵只是不同地区人们观察事物角度不同而产生差异描述罢了。“輋民”亦以刀耕火种见长,屈大均《广东新语》有云:“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黎助,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曰火耨。是为畲蛮类。”很明显屈大均是将“輋户”与从事刀耕火种的畲蛮划为同一族群。笔者认为“畲民”与“輋民”皆为被称,所指群体大抵是以刀耕火种为耕作方式且居于山中的这类群体。
二、何为“畲族”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何为畲族”?畲族之形成并非一两天之事,其族称的确定虽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次的民族识别就确定了,但其族群实体的形成确是经过了成百上千年之久,她有其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范畴。必须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
(一)作为他称“畲民”的核心凝聚力。如王明珂所言:“他称族名所表现的,是使用这种族号称他人者的一种主观人群分类,与被指称人群自身的民族认同不见得有关联。……而且,无论民族自称还是他称,在长期的人群互动中,族名所代表人群的内涵与边缘常有相当变化。”所以今之畲族实与最初之“輋民”或“畲民”群体已有相当差别。“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知‘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的民族认同,也就是所谓的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表述的观点,笔者认为此观点同样适用于属于历史范畴的各民族形成问题,畲族当然也不例外。当一个民族具备民族意识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民族具备了民族核心。这个民族凝聚力核心是一个民族实体形成过程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主体。畲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时也有其民族核心部分。从民族成员的构成上来看,是外来成员为核心主体,还是土著为核心主体,又或是极端的单一核心主体,我们无从得知,就如同畲族族源问题至今未达成统一的观点一样。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如果要找寻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一样,畲族先民群山而居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是畲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即便现今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分布在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多个省份的畲族居住地主要还是在山区,且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仍广泛的使用与畲族人民的生产中。
(二)“畲民”的自我族群意识形成。唐宋至元时期赣闽粤交界地仍是畲族先民的主要生活区。唐陈元光平定“僚蛮”,被誉为“开漳圣王”,开始了对部分畲族先民的封建统治。唐朝在漳州地区初建郡县且畲族分布在山区内,山多险阻,所以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尚未深入,一旦发生斗争时畲族先民尚有反抗甚至在抗争上占上风的能力。此时,漳州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畲族先民也可较大程度上保持其原有社会秩序稳定发展。处于两宋封建统治下的畲族先民反抗斗争也时有发生,宋末特别是元朝时期畲民反抗封建统治迎来了大高潮。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赣、闽、粤地区的人民被划分为最低等的南人,随着元朝封建统治的更加深入化,饱受剥削压迫的畲民困苦不堪,爆发了大规模的抗元斗争。此时抗元斗争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畲汉的结合,畲民的斗争是在汉族领袖的领导下发动的反抗,这是畲汉互动的重要表现。联合的抗元斗争虽然反映了畲汉人民反封建的同心协力,但也是在这种接触互动中促使畲民民族意识的萌发。“明代畲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见于史书记载已不如元朝,斗争的规模除个别地区外,也大大不如宋元时期,其主要原因可能与这个时期畲族人民被迫往各地迁徙有关。”清朝也是畲族继续迁移时期,畲民的反抗斗争进一步减弱。虽然迁移到各地,但他们早已在意识上形成了同一民族共同体的族群认知。
(三)“畲族”关于发祥地的族源记忆——“我族”认同的形成。谢重光先生认为“从多元论的民族起源观点出发,畲族应该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里长期酝酿和形成的。在这个广阔的范围里,可以有某一个地区或地点起了关键作用,但是说那么大的,一个民族是在某一个地区或地点产生出来的,或干脆就像《高皇歌》那样说是由某个始祖生育繁衍出来,那只能是神话,而不是科学。”关于畲族发祥地意见分歧的原因及多元论的民族起源观点,笔者十分赞同谢重光先生的观点。但笔者不禁要提出疑问:“这个地区和地点为什么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又是哪个时期开始突现其关键性作用?”
“为什么要把凤凰山作为祖居地的流传,这可能有它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地理上原因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分属于三个省,可是在古代,这只有民族的共同地域,而不存在省界之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使得凤凰山有可能成为闽、粤交界这一地区的一个象征。”迁移到各地畲族族谱,如浙江宋阴县《雷氏宗谱》,昌平县《兰氏宗谱》等都记载其祖先来自广东潮州凤凰山。凤凰山当地畲族还保留一些《祖图》碑文等表明其祖先就在此地。还有一些在畲族人民之间传唱的诗歌以及传说等都有关于其祖先来自于凤凰山的内容。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地带正是畲族民族实体形成的重要地带,据其方志及族谱记载的出现大都是明清时期,那么其民族实体形成最晚不会晚于明代。因此,将凤凰山这个地域概念换位成畲族祖籍地“出现”的时间概念来考察为什么凤凰山成为畲族的发祥地,更加有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其原因,且与凤凰山的文化概念并不相悖。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畲族民族实体在这一地域内形成,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是一个具备民族凝聚力的群体,其“我族”认同已形成。至于传说、诗歌及一些相关记载内容有所差异,说其祖先来自凤凰山,可能也只是后人为寻找共同的集体记忆罢了。
三、结语
我们虽不能定论畲族族源究竟为何,但我们可以得知的是畲族在历史上的主体核心部分形成后,这个群体的特点才逐渐明朗化,谓之为“畲民”,但“畲民”仅仅是汉人对其的称呼,是他称。当主体核心向民族实体迈进时,这是畲族在历史上的自觉化过程,这时畲族才谓知我族之所在。这时更多的是群体内部的自我认同,且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及风俗习惯。
参考文献
[1] 蒋炳钊.畲族史稿[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2-187.
[2]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3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费孝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40.
[5] 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17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