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病”泛滥的时代，朱德庸试图做一个旁观主义者。他在自己与外界之间竖立起一堵透明的墙，一面是他固执存有的自我，一面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们。
　　
　　6月21日，北京，东方先锋剧场。朱德庸坐在小剧场的第一排，看着舞台上一帮身着五颜六色服装，发型也和漫画人物类似的年轻人变换着音调，将他的漫画新作《大家都有病》的部分内容现场演绎出来。
　　朱德庸和观众一起鼓掌，也时不时和坐在一边的嘉宾余华耳语几句——这是他的新书在北京的首发式，也是将在年底上演、由田沁鑫改编的同名多媒体音乐话剧的一次预演。
　　“早就看出来他有病了。”面对观众谈到老朋友朱德庸，余华如此说。
　　朱德庸笑着用新书的名字做了回应：其实大家都有病。在这本漫画新作《大家都有病》里，会看到刷卡成瘾的女郎、相约自杀的三兄弟、人格多重分裂的男子……还有患忧郁症、强迫症、恐惧症的多种人，这些“病人”被幽默地以线条勾勒出来。
　　朱德庸笔下勾画的这些“城市病”，对应到医学里，则是很专业的一个词汇：神经官能症。
　　其实，余华的话并非调侃，朱德庸自己的“病”比他笔下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从小就有自闭症，“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他喜欢画画，从4岁开始，画画是惟一能让他松弛的方式。在学校里画，书上、本上，所有空白的地方，都被他画得满满的。回到家里，也是画画，外面的世界没法呆下去，惟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自己的世界。在学校里受了哪个老师的打击，敢怒不敢言，一回到家里就画，狠狠地画，让老师“死”得非常惨，然后自己心情就会大好。
　　父母为朱德庸伤透了脑筋，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他们从不给孩子压力，一直听任他自由发展。爸爸会经常裁好白纸，整整齐齐钉起来，给年幼的朱德庸做画本。大概是因为和周围的人没有交流，朱德庸观察人不会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常常是对看到的东西做反方向思考。
　　他说到一个有趣的例子，路上看到一个公务员道貌岸然地走过来，他会想：“如果这时候我突然跳上去，‘啪’给他一巴掌，他会怎么样？一下子愣在那里呢还是发了疯一样狂怒？总之，他的反应不会像我眼睛里看到的一样。”
　　有段时间，台北路上的行人总会看到一个自顾自笑的奇怪男孩。
　　“我是成长在一个闭塞的世界里面，我的世界和外界是隔离的，还好我的世界是一个透明的墙，而不是一个砖墙。”
　　这对他能够成为后来的朱德庸来说很重要。透过透明的玻璃墙，他可以安静地做一个旁观者，没有人打扰，即使自闭，依然可以用眼睛和大脑，观察思考这个世界的荒谬。“自闭的好处是我可以往外看，但外面的东西进不到我这里，所以我一直可以用旁观的眼光去看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围墙把他挡住的话，他可能也画不出这些画来。
　　这大概是他诸多的经典语录构思的来源，也可能是他被朋友说“有病”的原因——听起来就像是他笔下的小孩子在跟你描述他的“特异功能”。
　　除了自闭症，成年以后朱德庸还发现自己有识字障碍，“我眼睛看到的字和大脑找到的是不一样的字。”这个“病症”，还是结婚后他和太太经常交流时候才发现的，因为有几次，按他说的路线和方向，他太太从来都找不对地方。
　　后来查资料才发现识字障碍其实很多名人都有，比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有好莱坞明星汤姆·克鲁斯等等。知道这个之后，朱德庸不担心了。
　　朱德庸手里拿着一个漆都掉光了的手机，据说已经用了6年，看不出型号。不用笔记本电脑，为了在外地还能上微博，去年买了个3G新手机搭配使用。他此前用的一辆汽车，也用了11年。
　　反潮流，反时尚，反消费主义，不管是在作品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朱德庸都在努力宣扬他的“慢哲学”。
　　每天八点钟起来，吃早饭，看报纸，差不多九点钟坐到书桌面前，开始想要画些什么，然后画一会儿。等太太起床后，就陪她看电视吃早餐，他的工作时间就此停止。每天花在画画上的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这已经是极限。
　　“对我来讲，我基本的欲望如果都满足了，那剩下的欲望是我有权利选择的。当我有权利选择欲望的时候，我就自由了。”朱德庸并不认为自己的意见多么重要，只是想让大家听听另外一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