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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秋之际,中美两国政府确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意向,消息传出,立即轰动全世界。在世人惊奇万分的同时,中共高层更觉棘手的是,在高调反帝几十年后,怎么能让党内各级干部及广大民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即将来到北京这样匪夷所思的严酷事实。
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5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于《参考消息》。此次谈话被中央指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他(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毛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他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地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提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这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北京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遇到“尼克松访华”这种不告而来、异常的外交事件,官方在台面上对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没有改变,只是策略性的应变和最高层的谋划,对党内和民众根本没有交代领袖的真实想法,政策界限不分明,各级干部无从了解要领,头脑陷于混沌茫然之中,只能靠着熟悉的老调和惯性穷于应付。
(摘自《南方周末》)
从当年冬季开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中方先后开展了三个阶段的尼克松访华内部教育活动,下发多种学习材料,组织宣讲活动,努力平抚党内外的思想强震和巨大疑虑。
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交谈长达5个小时之久,后来形成了只供传达的官方简本《谈话纪要》,并择要刊发于《参考消息》。此次谈话被中央指定为基层群众需要反复学习、解开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讲话中几次强调,尼克松是自己主动要求到中国访问的,中方是被动接受的。这样充满优越感的表态,排遣了民众的思想惶恐和焦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难堪,显示中方强大示人、不可藐视的主体一面,倒看出美国人的几分狼狈和焦急。
毛说:“他(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要来当面谈。”“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毛很明确地表态:“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斯诺问:“主席愿意见他(尼克松)吗?”毛回答了一段事后闻名全国的著名语录:“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凭着高度专一的领袖权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释权,他诙谐轻松、举重若轻的语态,很好地化解了国内民众的困惑,反而让民众颇为受用和自傲。那时中方还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热点问题上保持反美的理论姿态,这也从侧面舒缓了“尼克松访华”对社会层面的压迫感。
当时周恩来也多次在内部讲话中提到台湾问题,言语之间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尼克松来京是为了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这多少淡化了干部群众对尼克松之行的恶感,逐渐减弱了群众最初的震惊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形势突然转弯的思想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自发提出的疑问,有的单位多达一百多条,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来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北京市委宣传部门及基层单位党委无力全盘解答,只能笼统地表态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问题,找答案,自我教育。”
遇到“尼克松访华”这种不告而来、异常的外交事件,官方在台面上对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没有改变,只是策略性的应变和最高层的谋划,对党内和民众根本没有交代领袖的真实想法,政策界限不分明,各级干部无从了解要领,头脑陷于混沌茫然之中,只能靠着熟悉的老调和惯性穷于应付。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