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创作中的民族性与艺术性兼顾范例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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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创作于延安时期(1939年),是一部形式新颖、民族风格浓郁、影响力广泛的音乐作品。虽然初稿在演出后获得成功,但是冼星海本着对艺术的执著追求精神,于1941年在苏联对作品进行了修订,修订稿保留了原作富于乡土气息的旋律和群众喜爱的音乐样式,改用五线谱记谱和大型管弦乐队配器,使作品既保留了中国音乐的民族性,又具有了更高的艺术性,成为了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不朽篇章。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民族性; 艺术性J614A-0093-05 冼星海在延安时期的创作,多数带有一定的政治任务,与革命形势紧密相连。而其作品中的“民族性”既是当时中共对延安文艺工作的总体要求,也是冼星海毕生探索的一条创作道路。《黄河大合唱》顺应了时代要求,成为冼星海民族风格实践的力作,这种风格探索虽然起始于冼星海在巴黎时期的习作,却成形于延安时期的系列合唱作品,并延伸到了苏联时期的大型管弦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与修订,一方面体现出了冼星海的民族创作风格,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一个专业音乐家高水准的艺术精神,作品不仅代表着冼星海本人的艺术成就,也构成了对现代音乐史上民族风格问题的客观研究和对当下音乐创作的思考。
  一、《黄河大合唱》的成功要素
  《黄河大合唱》是在条件艰苦的延安窑洞中熔炼出来的杰作。当时为了能够尽快完成作品,并在简陋的条件下顺利演出,冼星海只好因时制宜,采用了简谱记谱和简单的民族小乐队配器方法,主要通过合唱来达到一定效果。作品一经问世,便取得了空前成功。这部作品于1939年3月31日完成写作,经过一周的紧张排练,4月13日便在延安“陕公”大礼堂首演,之后延安一有重大演出活动,都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合唱队由一百人起增加到五百人,乐队二十余人,多用中国乐器。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声音远远可以听见”。①这是当时演出《黄河大合唱》的真实写照,作品很快在全国传唱,并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也先后在《国际文学》和《旗帜》上撰写文章,报道了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成功绝非偶然,这其中包含着实时需求、民众需求和作品本身的创作水准等多方面因素。首先,《黄河大合唱》的内容符合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作品完成的1939年,正是国内各界纷纷呼吁全民抗战的宣传期,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上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呢,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政策。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在这关键时期,全国上下急需鼓舞抗日士气的宣传活动,《黄河大合唱》的问世,不仅回应了全国民众保家卫国的心理诉求,同时因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内容不牵扯任何个人英雄和党派纷争,唯有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因此,作品也成为当时政治形势下国共两党认同的民族战争的有力武器。
  其次,《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取决于大众的审美要求。作品受到群众欢迎,主要表现在艺术形式新颖、创作手法朴素两个方面。这部合唱曲与黄自的《长恨歌》在曲体上有相似之处,是模仿18、19世纪清唱剧的结构形式而作,包括独唱、二重唱、三部合唱、四部合唱等,并在每首歌曲开始之前加上一段朗诵,这些朗诵词对于音乐欣赏水平还不高的普通民众而言,既有强烈的煽情效果,也能达到诠释作品内容的作用,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艺术形式,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在创作手法上,歌词表现出雅俗共赏的丰富内容,既有富于激情、充满艺术性的诗句,如朗诵句“民族的诗人在亚洲的巨人面前,兴起了怀古的心情,他向着黄河巨人,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于是巨人醒来了,掀起它的怒涛,发出它的狂叫,向着祖国满山遍野的战斗歌声!”③等,也有通俗易懂、直白朴素的词句,如“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这些简朴易懂的歌词在后来的几十年传唱中一直都深入民心。在曲调方面,整部作品都以乡土气息的旋律为主,尤其是《黄河船夫曲》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水谣》 《河边对口曲》 《保卫黄河》等,这些旋律有的带有地方民歌的风味,有的是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旋法创作而成,利于民众接受和传唱。
  其三,《黄河大合唱》具有较高水准的创作技法。冼星海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这在当时是国内少见的专门作曲人才。通过几年的创作实践,延安时期的冼星海已经具备了娴熟的作曲技巧,《黄河大合唱》虽然是其短期内的即兴之作,看似信手拈来,但实际上却饱含着作曲家多年学习和实践的成功经验,从旋律写作、曲式结构、和声进行等方面,既维护着西方作曲的传统风格,又巧妙地融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元素,并且能够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创作出在难度上适合当时表演,在形式上符合大众口味,在艺术上有较高水准的音乐作品。正如冼星海本人的记录:“‘鲁艺’的音乐人才,我到时不多(全中国音乐人才本来就少,所以也难怪)。他们算是全延安歌咏运动的中心,从影响上说,也许还是全国歌咏运动的中心吧……只是乐器方面设备太差,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除了能够携带的西乐器(如提琴、手风琴之类)外,只能数数中国乐器了。我现在正在研究中乐器的特点,想利用他们的特长补充目前的缺陷”④因此,《黄河大合唱》的初稿照顾到了政治要求、演员水平和听众群体,是当时能够拿出的最好作品。
  〖=DM2(〗二、《黄河大合唱》修订的缘由
  《黄河大合唱》自问世以来,被广泛传唱至今。由于初稿创作的特殊环境,虽然作品成功了,但它尚不能代表冼星海的最高创作水平,亦不完全适合音乐发达之后的环境演出,因此在作品演出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修订。第一次修订便是冼星海本人于 1941 年春天在苏联重新改写的版本;第二次大的修订是1955李焕之根据冼星海在苏联的修订版,为军委总政歌舞团的演出改编的版本,1987年又在此基础上,为上海乐团的演出进行了整理;第三次大的修订是1975 年10月,中央乐团为纪念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音乐会改编的演出本,主要是根据延安原稿的声乐部分和苏联稿的乐队总谱进行的整理。本文关注的焦点是1941年冼星海本人的修订版。   《黄河大合唱》的初稿当时是为一个特定的团队而作,担任合唱任务的是当时延安抗敌演剧第三队和一些业余合唱团,合唱人数不断增加。而伴奏所用的小乐队部分由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担任,由于学员演奏水平和乐器数量的限制,冼星海选用了民族小乐队的伴奏形式,这应该说是情非得已之举。《黄河大合唱》演出之后,受到了国内文艺战线的高度赞扬,但是亦有一些批评性意见存在,其主要焦点在于“民族性”与“艺术性”的兼顾问题。初稿完成于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作风”之后,我们可以认为所谓“中国作风”便是要具备中国本民族的音乐元素,《黄河大合唱》正是践行这一作风的典范。
  冼星海早在巴黎时期,就曾尝试写作一些中国风味的作品,如《游子吟》 《中国古诗》等声乐作品,但是其技法是西方的,冼星海本人曾指出:“连作风也未确定,只不过是有印象派的作风和带上中国风味罢了”⑤ 。回国后的冼星海,在创作抗战歌曲、艺术歌曲和《第一交响曲》的过程中,都在努力探索,希望在作品中体现一些民族风格,而到达延安后,这种民族风格在新的环境下终于建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黄河大合唱》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新兴音乐的面貌,采用了西方体裁和西方的作曲技术,借用了一些中国音乐元素,如民歌音调、民族器乐等,作品的“民族性”达到了较高水准,这是作品能迅速得以传播的主要因素。然而,作品演出后,业内的批评意见也不少,比如贺绿汀指出:“因为管弦乐器太少,我以为有些歌曲如《黄水谣》,打击乐器可以减轻或者不要。”⑦刘雪庵也很直接地提出意见:“(1)歌咏队员有些音还不太纯正;(2)全曲演出得不连贯;(3)乐器音色不调和。”⑧这些批评意见归纳起来可以认为是作品在“艺术性”方面还有所欠缺,冼星海本人也认为:“还有一种批评,给我的益处较大,那就是负责当局的关于方向的指出。譬如他们所主张的‘文化战线’,那关于音乐上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等,给与我对于新音乐建设的研究和实行问题上有很多的启示”。⑨冼星海在苏联期间重新修订作品,充分尊重了业内对作品在“艺术性”方面的要求。
  另一方面,对《黄河大合唱》进行修订,也体现出冼星海本人对艺术认真执著追求的精神。冼星海是在西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的创作最初是完全西化的。在巴黎期间的习作主要在独唱和器乐作品方面,回国后的1935年夏天,他率先动笔创作《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交响曲),1937年夏天完成了简单的总谱,但是还未完成配器,直到1941年春天,冼星海才抽出时间完成了交响乐总谱。这个版本把中国音乐元素,包括民歌、民族器乐等与西洋技法进行了紧密结合,成就出一部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特色的大型音乐作品。在苏联期间,冼星海主要着力于器乐作品和大型管弦乐作品的创作,因为他深知,作为一个作曲家,只是创作声乐作品无法完全表达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因此,在苏联期间他的创作抛开了各种政治任务的干扰,完成了一系列大型管弦乐和器乐作品,代表作有《民族解放交响乐》(完稿)、四部组曲、《中国舞曲三首》、音画《中国生活》、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 《诗歌十首》 《中国狂想曲》等,也包括对《黄河大合唱》的修订。修订后的效果应该是冼星海所期望的,但是音乐作品需要演奏才能积累经验、启发乐思,才能使作曲家逐渐成熟,否则乐曲只是五线谱上的符号。由于修订后的版本在当时演出机会不多,冼星海没有得到多次修订的机会,这也如同他的其他大型管弦乐作品一样,创作愿望与实际演奏效果可能存在一定差距。正如刘靖之的评价:“对于一个学习欧洲技法的音乐家,是无法满足于声乐体裁的乐曲,而需要透过那些音色丰满而多变化器乐及器乐之间的复杂组合,来表达千变万化的情绪:内在的、外来的、民族的、世界的、抒情的、激昂的、悲哀的、愤怒的,以及人类深邃的内心世界。冼氏整个创作生涯,充分说明了他的愿望。”⑩对《黄河大合唱》的修订正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愿望而完成,这其实是冼星海创作初期就有过的想法, 1941年他在苏联期间写作的《创作杂记》中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各地无论前线和后方都欢迎这个大合唱,因此我老早就有意识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比较简谱缩写的更好些,但因为忙于教务和创作,一时未能执笔。但一九四一年春,我很顺利地把它完成了。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
  三、《黄河大合唱》的修订效果
  在一部已经成功的作品中要更多地体现“艺术性”又保留其“民族性”特征,冼星海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修订:其一,乐队部分用西洋管弦乐的演奏代替初稿中的民族小乐队演奏。初稿配器包括笛、口琴、大三弦、二胡、大胡、竹板、木鱼、钹、铃、鼓、锣,演奏时还临时加入了几把大提琴,这应该是当时延安能够找到的大部分乐器了。这样的配器,在音响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作曲家理想的音效。修订版的乐队部分以西洋管弦乐配器为主,采用了三管编制的乐队阵容,但是在乐队中加上了特征鲜明的中国打击乐器:钹、锣、竹板、中国小鼓、小钹,以保持一定的中国民族特色。同时,为了渲染作品的战斗力,增加演出效果,冼星海也在作品中加入了一些特殊的西洋管乐效果,如《怒吼吧!黄河》结束的两句:“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其旋律是在同一乐句上的连续反复,而这个乐句单由一个属音构成,节奏却采用附点加连续三连音的进行,有着强烈的冲击力度。1939年4月8日,冼星海在日记中记录了初稿创作的想法:“最后两句要不断地唱三、四、五次,直到听众有了同感才转到结尾。最好用军号吹奏主调,用战鼓伴奏,更可表现‘黄河’的伟大。它的怒吼启发着全世界的受难大众和劳动人们。”修订后的版本采用了比最初设想更为西洋化的手法:“用十二个bB调小号、bB调长号和六个法国号伴奏着,小号和长号在乐队两旁,奏时,他们竖立着,像全世界响着的警号一样地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乐句在原稿反复演唱三次,而在修订稿中反复演唱了五次,配合铜管乐器嘹亮的声音,其演奏效果是大不相同的。   配器的改变必须有和声配合,修改前后的版本在和声语言的运用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如第七首《保卫黄河》的旋律具有中国五声性调式特征,用卡农写成。主题第一次出现时,用了齐唱,第二次出现用了二部轮唱,第三次出现用了三部轮唱,第四次出现用上了四部轮唱。在四部轮唱的段落,和声的编配便会出现一些矛盾。冼星海在最初的配器中,采用了复调手法,用二胡演奏女高音声部的旋律,用大胡演奏女低音声部的旋律,口琴演奏男高音声部的旋律,大三弦演奏男低音声部的旋律,打击乐器搭配演奏与旋律相似的节奏。这种配器应该说是受到当时乐器现状的限制,其和声效果主要来自合唱而不是乐队。修订后的《保卫黄河》在和声的运用上要丰富许多。在四部轮唱的段落,只有大号、大管、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有男低音声部的旋律出现,但不再是完整不变的,是有所增减和变奏的旋律,这样增加了音乐织体的厚实度。其余乐器的和声都保持着和弦的正常序进,但是为了协调四个声部的发展,和声节奏较慢,力度较强,主要在主、下属和属和弦之间进行。
  第二个方面的修订,是作品结构的修订。《黄河大合唱》原稿共有8个乐章,修订稿中增加了序曲部分,并在各乐章之间加入了乐队的连接。修订稿的序曲部分共 49 个小节,内容高度概括了《黄河大合唱》的主要音乐素材。序曲开头部分是以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音乐为背景,写景似地描绘奔腾的黄河之水;自第 6 小节开始,英国管和大提琴声部演奏了第四乐章《黄水谣》的主旋律;在第15小节用长笛演奏了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旋律部分;在第31 小节处,用双簧管和英国管声部演奏了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中船工号子的旋律。因此,序曲部分已经把整部作品的精要之处概括性地预示出来。
  在各部分增加的连接也是西方大型作品常用到的方式,具体到《黄河大合唱》中,主要增加了如下部分:第一乐章由4小节前奏增加到10个小节,把序曲部分和合唱内容作了融合,并留出了朗诵时间;第二乐章《黄河颂》的前奏由初稿的4小节增加到了25小节;第四乐章《黄水谣》的前奏增加了 21 小节;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增加了 8 小节的前奏;第七乐章《保卫黄河》扩充了 7 小节前奏;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的前奏增加了很多,由初稿的 7 小节扩充到64小节。
  第三个方面的修订是节拍和调性的变化。初稿的创作对象十分明确,为业余合唱团创作的作品其节拍要单一、音高要适度,便于普通音乐爱好者演唱。修订后的作品,为了体现更强的艺术性,增强感染力,其中的多数乐章都进行了调性变化。
  《黄河船夫曲》的初稿拍子节拍变化为:3/4→2/4→3/4→4/4→2/4,共有4次变化。修订稿的拍子不断在3/4拍、2/4拍和4/4拍之间转换,共有12次变化。这一乐章在调性上改动不大,修订稿只在结束句上转为F调,再到bB调。
  《黄河颂》的初稿由4/4拍开始,歌唱开始后,自第6小节变为3/4拍,B段变为2/4拍,D段变回4/4拍。修订稿的演唱部分节拍没有修改,只是前奏由2/4拍开始,第21小节变为4/4拍。初稿调性为C 大调,标注为男声独唱,没有明确的声部要求。修订版变为bB 大调,并规定由男中音独唱,音乐增加了厚实度,抒情性也更强。
  《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拍子是单一的2/4拍,修订前后均无变化。调性由初稿的G大调,修订为bB 大调,使音乐的情绪更为高亢热情。
  《黄水谣》节拍在修订中没有变化,仍然是A段2/4拍,C段4/4拍。在调性上,初稿为D宫调,修订版有调性的变换,前奏部分是C 宫调,到合唱人声部分进入时转入F宫调。
  《河边对口曲》的节拍修订前后均为单一的2/4拍。调性由初稿的 D 徵调变至修订稿的E徵调,音区升高大二度。
  《黄河怨》是在修订中调性和节拍变化最多的乐章。初稿是单纯的4/4拍子,A大调。修订稿中间插入了两次2/4拍,一次6/4拍,一次6/8拍,调性仍为大调式,其变化顺序为:A→bE→bA→bD→bA→bC→G。
  《保卫黄河》在节拍和调性上均无修改,只在前奏部分的旋律和轮唱声部的出现顺序上有所改动。
  《怒吼吧,黄河》初稿的拍子已经十分丰富,是整部合唱中拍子变化最多的章节。前奏2/4拍,合唱部分开始段落为4/4拍,从C段开始变为3/4拍,E段回到2/4拍,H段变为4/4拍,尾声为2/4拍。修订版在前奏中还进行了一次拍子的变化,由 2/4 至 6/8 再回到 2/4拍。在调性方面,初稿为单纯的F大调。修订稿引子部分调性由C大调转为E大调,再转入 F 大调,进入合唱部分,从120小节的C
  段开始,转入A大调。D 段再转入bB 大调,直至结束,这部分比初稿升高了纯四度,歌唱的难度加大,情绪更加饱满热烈。
  四、《黄河大合唱》的修订意义
  冼星海对《黄河大合唱》的修订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其一,乐队部分由民族小乐队改为大型管弦乐队演奏,不仅适用于当时国际音乐的现状,也适应了发展后的中国音乐团体演奏;其二,在结构、节拍、调性上的修改,使作品结构更为完整,音乐语言更为丰富,演唱部分更具有专业水准;其三,对作品和声、织体、配器的改变,整体提高了作品的演出效果,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
  同时,《黄河大合唱》的修订也为音乐创作如何实现现实性与严肃性的兼顾提供了参考。作品初稿创作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条件下,其“大众化”“民族化”特色促使了作品在当时获得成功,但是,匆匆成型的作品在冼星海本人看来,还没有用国际公认的音乐语言来表述;还未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也还缺少长久的影响力。因此,作品的修订,不仅满足了冼星海作为专业音乐家的创作愿望,更使得修订后的作品具备了与同时代世界级优秀音乐作品相媲美的基本要素,其主要表现在记谱方式的国际规范化和乐队配器的国际公认化,从而使这部合唱作品产生了更为强大的影响力和艺术生命力。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 冼星海:《创作杂记》,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47页。
  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第559页。
  ③同①,第146页。
  ④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下)》,载《十日文萃》,1940年第5期,第27页。
  ⑤同④,第28页。
  ⑥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34页。
  ⑦ 《黄河大合唱》演出座谈会摘录,《新音乐》,1940年第31期,第1页。
  ⑧ 同⑦。
  ⑨ 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下)》,载《十日文萃》,1940年第5期,第28页。
  ⑩刘靖之:中国新音乐论史(增订版)》,中文大学出版社,第222页。
  冼星海:《创作杂记》,载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45页。
  冼星海:《我怎样写<黄河>》,载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7页。
  同①
  收稿日期:20130913
  作者简介:黄燕林(1964—),女,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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