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德米提也夫所说，“俄罗斯的公共行政改革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这是一个正确的描述，但过于温和。
　　比之20世纪80年代末，现在的公共产品锐减一半以上，政府服务质量急剧恶化，公共行政效率跌至数十年的最低水平。全面的政府失败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很明显——从征收关税到照顾无家可归的儿童，到打击犯罪。
　　前苏联的教育和卫生保健是免费的，但现在这些服务大多需要付费，而且质量远低于当时的标准；预期寿命从1987年的70岁下降到今天的65岁；犯罪情况就像是对法律法规的一种嘲讽：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十万人中有10件凶杀案，90年代后期这个数字上升为30，而在东西欧地区及日本、中国等国家仅为1－2；1980年－1985年，根据透明国际的腐败程度排序，前苏联排在54个国家的中间，吏治比意大利、希腊、葡萄牙、韩国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要好，而在1996年之后，在同样54个国家中的排名靠后至48，介于印度和委内瑞拉之间，2005年更落在印度之后；“灰色经济”在80年代后期大约为10％－15％，现在则上升到40％。
　　政府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率之所以急剧下降，主要原因是政府开支的灾难性削减。按实际值计算，现在的政府支出只有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半，政府没有足够能力提供卫生保健和教育服务，也没有能力打击犯罪和腐败。
　　毫无疑问，如果犯罪、收入不平等、贫困和腐败在上升，那么政府就需要更多的开支来抑制这些不良因素的发展。
　　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价格飙升，俄罗斯近年来大发横财。但尽管当前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最薄弱环节和瓶颈是政府缺乏有效维系其制度的能力，这些收入并没有进入国家财政，而是迅速进入家庭和企业。为什么政府要错失这样一个好机会来修复其制度能力？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腐败的各级政府必然会盗用公共资源。所以，他们并不建议增加政府支出，而是建议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特别是通过公共行政改革实现这个目标。听来似乎不错，但这些说法我们已经听了十多年，情况始终没有进展，反而更加恶化。
　　其实，公共行政改革同样需要增加支出——为了给官僚人员和法官“防腐”，需要给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要加强管理机构和审计机构的职能，需要更高的支出；要调查、检举犯罪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同样要提高支出。
　　简言之，政府支出的提高可以达到两个目的——有效率的行政机构以及更多公共产品。而没有公共开支的增长，公共行政改革不会有积极的结果，俄罗斯人必然会在一个腐败、犯罪率高企环境中过着不健康而短寿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