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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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08年期间，欧洲联盟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正式推进宪政化进程。基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成员国在谈判《尼斯条约》的政府间会议的最后阶段首次提出了制宪这一议题，从而开启了所谓的“莱肯进程”：就“欧洲的未来”展开正式而公开的辩论、设立“制宪大会”，以及谈判起草一部《欧洲宪法条约》。然而，《欧洲宪法条约》遭遇否决使得整个改革计划受到质疑。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重新谈判，各国政府就一部新条约达成了一致。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宪法条约”的实质内容，但不再使用一些象征性用语。这次条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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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08年期间，欧洲联盟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正式推进宪政化进程。基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成员国在谈判《尼斯条约》的政府间会议的最后阶段首次提出了制宪这一议题，从而开启了所谓的“莱肯进程”：就“欧洲的未来”展开正式而公开的辩论、设立“制宪大会”，以及谈判起草一部《欧洲宪法条约》。然而，《欧洲宪法条约》遭遇否决使得整个改革计划受到质疑。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重新谈判，各国政府就一部新条约达成了一致。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宪法条约”的实质内容，但不再使用一些象征性用语。这次条约修改的成果《里斯本条约》自2009年12月1日生效。本文详尽列举了2000至2008年期间条约改革进程中的曲折起伏，提出应将欧盟的宪政化视为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即使今后一段时间内不会重提通过一部欧盟宪法的正式计划，这一过程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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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学期”机制是欧盟为应对和克服主权债务危机而推出的一项深化和扩大政策协调、完善其经济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通过对“欧洲学期”机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与创新、其初期效果以及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的分析，认为该机制虽然在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标志着欧盟财政协调制度向前迈进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
从德国的视角看，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PIIGS国家（“欧猪国家”）在享受超出自身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上走得太远，导致其政府的持续预算赤字。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持不同见解，他认为成员国的竞争力差异以及加入共同货币区导致的政策工具的丧失使得欧元已经失败。德国政府相信有两个政策工具可以解决危机：第一，制定强制所有成员国采取预算紧缩的财政协议；第二，创建一个基金用以救助受到破产威胁的成员国政府。包括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和赋予欧洲中央银行以最后贷款人地位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被德国政府拒绝了。德国政府强烈反对将欧元
随着欧盟不断深化和扩大，又企图在全球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国际学界遂从原共同体法研究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中发展出一个针对欧盟对外事务法律研究的新领域，专门研究欧盟对外事务的法律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对欧盟对外行为的影响。由于《里斯本条约》取消了三支柱架构，将共同体和联盟合并成一个新的欧洲联盟，并赋予法律人格，原共同体法也蜕变为联盟法，学界开始探索原共同体法是否可能因此渗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运作。本文顺着制度主义的脉络，首先分析《里斯本条约》创设的新制对欧盟共同外交政策运作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尝试聚焦法律的演
本报告通过政策调研、企业访谈以及问卷调查三种方式，对2011年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状况以及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调研报告认为，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中国部分地区正在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过渡。这种过渡带来的变化并非是投资环境恶化。欧盟在华投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并对中国市场抱有充足的信心。绝大多数欧盟企业将会维持或扩大现有投资规模，不会减少投资和撤资。但与此同时，欧盟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提出了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原材料、能源、土地供应、人才培养、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等是影响欧盟在华投
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历来以“经济整合”和“软实力”见长的欧盟国家，一反冷战后追随美国动武的定式，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因应“阿拉伯之春”冲击，从根本上调整北非、西亚政策，推进近邻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构成其决计干预的框架性背景。在诸多因素作用下，法、英两国联手，成为军事行动的积极发动与参与者。但囿于军力不足，为保证目标实现而借重美国与北约，成为欧洲国家实施干预不可替代的机制性选择。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则又使得行动超出安理会授权成为必然。
2011年12月29日，上海欧洲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60多位会员参加了本届年会。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教授和副会长冯绍雷教授主持了会议。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国际转型中的欧洲：挑战与趋势”，与会学者们紧紧围绕欧洲债务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从欧盟与成员国两个层面对欧债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成员国在危机应对中的表现、欧债危机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通过热烈而富有启发性的研讨，加深了对欧洲在国际转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未来趋势的认识。
历史上，主权是欧洲人发明，中国人被迫接受的概念；今天，主权是欧洲人试图埋葬，中国人极力捍卫的原则。中欧在主权概念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分歧。主权观分歧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使中欧之间容易孳生误解和争端，使中欧更难在很多双边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使中欧在第三方问题上的多边国际合作复杂化。但主权观分歧并未妨碍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强化还是弱化国家主权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双方应积极携手管理在主权问题上的认知分歧，通过相互避免、相互保证和相互适应，打破中欧关系中的主权僵局。
在欧中关系中，人权问题最为敏感，分歧最大。在对人权的理解上，双方不仅官方立场存在分歧，而且公众的人权观念也存在重要差异。欧洲人通常认为，更多的人权有助于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发展将导致更多的人权，并期望或假设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对人权和民主的需要也将不断上升。但是，本文对大量调查数据的分析说明，欧洲人的这种预期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欧洲与中国有关人权的观念差距可能在日益扩大。
2010年，由于《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欧盟2020》战略的问世，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欧盟面临着内部调整和外部扩展的多重挑战。在此压力下，欧盟将对外战略东移，开始重点经营与中国的关系。本文回顾了2010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认为中欧双方在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政党外交、社会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其他领域里的合作机制不断推进。然而，由于缺乏相互的深层了解，中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鸿沟，将对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