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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不是哪吒,生下来可迎风就长,无所不能。二月河出生落地的第一声与常人无异,也是呱呱啼哭。人类社会是世代相继的传承,文学艺术是薪火相传的接力,二月河当然也要拜师求教,而且有很多位老师。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各留级一次,二月河的老师比同学“要多”一些。其师中最知名、最曲折、最为人称道、最受二月河敬重的,当然是红学研究泰斗,原《红梦楼学刊》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红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文学家冯其庸教授。
缘契相值,非偶然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月河潜心研究红学,满怀希望地将论文一篇篇寄出,却是泥牛入海。年轻气盛的二月河就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信”,按《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名字“冯其庸”寄去,没想到竟然受到冯先生重视,找稿审读,慧眼识珠,旋即回信,以最快速度把二月河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又调查了解他的读书研究情况,发现这是一块璞玉,很是满意和赏识,收为门下,還吸收他为全国红学会会员。不久,又推荐他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红学会理事,且邀请他参加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学者由《红楼梦》谈到康熙,感叹如此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居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写他的文学作品。二月河由此生发了写康熙的念头,冯其庸闻讯一直关注、支持和鼓励着二月河创作。
冯其庸教授慧眼识人,非常喜爱二月河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朝气、勇气、生气、锐气和虎气,不遗余力地扶持点化他。二月河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苦闷和疑惑,都愿意向可亲可敬的冯老倾诉,冯老为他找资料,出主意,释疑解惑,排除干扰,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帮着,尽己所能,无所保留。二月河说:“没有写小说经验,怕写不好。”冯老说:“谁生下来就会走路?你只有写出来才能知道行不行啊。”二月河初写《康熙大帝》,刚写了一段时间,有人说,“康熙大帝”本身就讲不通,“大帝”是个外来词。他深受打击,很是苦恼。冯老鼓劲说:“不要受别人影响,不要打乱自己的思路,写出来不行再改嘛,有什么了不起!”二月河信心大增。后来他写到三十万字的时候,又写不下去了,他希望冯老帮助看看稿子。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意见。冯老正好带研究生到河南调查,由郑州,到洛阳,专门绕道南阳。在二月河的斗室,一杯清茶氤氲,冯老认真地审看了稿子,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大腿,高度评价:“解放,你写得非常好,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现在很多社会上有名的作家也比不上你,就按照计划写下去,成功在望。”二月河听冯老这么一说,又恢复壮志雄心,心情与先前大不一样。最后他写成了四卷,准备出版时,冯老又打电话推荐出版社。书出后,冯老还从北京委托几个朋友,为尚无名气的二月河做支持和宣传。
际会因缘,踵行其化。二月河勤奋笔耕,一部部作品接踵而来,一发而不可收,迅速红遍海内外。
冯其庸的道化德性令二月河钦服,无论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二月河恂恂然执弟子礼甚恭,每隔段时间,或者逢年过节,都要怀着感恩的心,给冯教授打个电话,问声安好,这才觉得心神俱宁。那年,二月河携女凌晓到北京拜访冯老,小凌晓恭恭敬敬地鞠躬:“爷爷好!”二月河认真纠正:“是该叫‘师爷好’!”敬重情态溢于言表。
近些年,二月河作为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要参政议政,每年都多次到京,无论是开会或者讲学,高官可以不访,长城可以不游,朋友可以不聚,一事不可不做,那就是无一例外都要亲自到冯老宅院拜访问安。冯师母及冯老本人患疾,二月河都要寄钱,表示慰问和祝愿,期望他们的身体早日好转。
我出版散文随笔集《直面“皇叔”二月河》时,为了拉大旗作虎皮,来到“皇叔”芝兰之室,惴惴不安地恳请叔叔帮我联系通融一下,向师爷爷冯老求字,以便用到书上,增光添彩。叔叔明白来意后,坚决明确地拒绝了我的要求,认真而深情地对我解释道:“你师爷近九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更不行,我很担心,我尚不敢要字,你就断了念想,我不扰,也不能由你去扰。”言词切切,感情殷殷,我虽未如愿,却对叔叔对冯老的爱护敬重深受感动。
二月河行事低调,不愿担任社会职务,心离“大家”远,“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但是,二月河诸多“名号”坚辞了,却有一个如孙悟空的紧箍咒圈牢长头顶,始终不敢取下,就是“南阳市红学会会长”头衔,而且经常聚会,有会必临,临会必言,有言必新,南阳市红学会经营得风生水起,活动从未间断,论文频频发表,集子接连出版,声誉日隆。作为一个小城市的红学会,能够出此成绩,全国罕见。当然这是南阳红学爱好研究者的众手推力,不可否认,要靠二月河这杆“虎皮作大旗”,此旗猎猎,背后仰仗的是冯其庸教授、张庆善会长的威仪。
冯其庸门下济济多士,唯二月河与其交际最成佳话,名播大千。现在许多人摸着此一诀窍,要让二月河办什么,譬如邀请其出外访学或是出席会议,若二月河有推挡的意味,就可以通过冯老“曲线救国”,因为在二月河心中,“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有其师,幸哉!有其徒,乐哉!
(选自《中国文化报》)
缘契相值,非偶然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月河潜心研究红学,满怀希望地将论文一篇篇寄出,却是泥牛入海。年轻气盛的二月河就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信”,按《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名字“冯其庸”寄去,没想到竟然受到冯先生重视,找稿审读,慧眼识珠,旋即回信,以最快速度把二月河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又调查了解他的读书研究情况,发现这是一块璞玉,很是满意和赏识,收为门下,還吸收他为全国红学会会员。不久,又推荐他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红学会理事,且邀请他参加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学者由《红楼梦》谈到康熙,感叹如此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居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写他的文学作品。二月河由此生发了写康熙的念头,冯其庸闻讯一直关注、支持和鼓励着二月河创作。
冯其庸教授慧眼识人,非常喜爱二月河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朝气、勇气、生气、锐气和虎气,不遗余力地扶持点化他。二月河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苦闷和疑惑,都愿意向可亲可敬的冯老倾诉,冯老为他找资料,出主意,释疑解惑,排除干扰,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帮着,尽己所能,无所保留。二月河说:“没有写小说经验,怕写不好。”冯老说:“谁生下来就会走路?你只有写出来才能知道行不行啊。”二月河初写《康熙大帝》,刚写了一段时间,有人说,“康熙大帝”本身就讲不通,“大帝”是个外来词。他深受打击,很是苦恼。冯老鼓劲说:“不要受别人影响,不要打乱自己的思路,写出来不行再改嘛,有什么了不起!”二月河信心大增。后来他写到三十万字的时候,又写不下去了,他希望冯老帮助看看稿子。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书信往来交换意见。冯老正好带研究生到河南调查,由郑州,到洛阳,专门绕道南阳。在二月河的斗室,一杯清茶氤氲,冯老认真地审看了稿子,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大腿,高度评价:“解放,你写得非常好,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现在很多社会上有名的作家也比不上你,就按照计划写下去,成功在望。”二月河听冯老这么一说,又恢复壮志雄心,心情与先前大不一样。最后他写成了四卷,准备出版时,冯老又打电话推荐出版社。书出后,冯老还从北京委托几个朋友,为尚无名气的二月河做支持和宣传。
际会因缘,踵行其化。二月河勤奋笔耕,一部部作品接踵而来,一发而不可收,迅速红遍海内外。
冯其庸的道化德性令二月河钦服,无论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二月河恂恂然执弟子礼甚恭,每隔段时间,或者逢年过节,都要怀着感恩的心,给冯教授打个电话,问声安好,这才觉得心神俱宁。那年,二月河携女凌晓到北京拜访冯老,小凌晓恭恭敬敬地鞠躬:“爷爷好!”二月河认真纠正:“是该叫‘师爷好’!”敬重情态溢于言表。
近些年,二月河作为党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要参政议政,每年都多次到京,无论是开会或者讲学,高官可以不访,长城可以不游,朋友可以不聚,一事不可不做,那就是无一例外都要亲自到冯老宅院拜访问安。冯师母及冯老本人患疾,二月河都要寄钱,表示慰问和祝愿,期望他们的身体早日好转。
我出版散文随笔集《直面“皇叔”二月河》时,为了拉大旗作虎皮,来到“皇叔”芝兰之室,惴惴不安地恳请叔叔帮我联系通融一下,向师爷爷冯老求字,以便用到书上,增光添彩。叔叔明白来意后,坚决明确地拒绝了我的要求,认真而深情地对我解释道:“你师爷近九十高龄,身体不好,眼睛更不行,我很担心,我尚不敢要字,你就断了念想,我不扰,也不能由你去扰。”言词切切,感情殷殷,我虽未如愿,却对叔叔对冯老的爱护敬重深受感动。
二月河行事低调,不愿担任社会职务,心离“大家”远,“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但是,二月河诸多“名号”坚辞了,却有一个如孙悟空的紧箍咒圈牢长头顶,始终不敢取下,就是“南阳市红学会会长”头衔,而且经常聚会,有会必临,临会必言,有言必新,南阳市红学会经营得风生水起,活动从未间断,论文频频发表,集子接连出版,声誉日隆。作为一个小城市的红学会,能够出此成绩,全国罕见。当然这是南阳红学爱好研究者的众手推力,不可否认,要靠二月河这杆“虎皮作大旗”,此旗猎猎,背后仰仗的是冯其庸教授、张庆善会长的威仪。
冯其庸门下济济多士,唯二月河与其交际最成佳话,名播大千。现在许多人摸着此一诀窍,要让二月河办什么,譬如邀请其出外访学或是出席会议,若二月河有推挡的意味,就可以通过冯老“曲线救国”,因为在二月河心中,“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有其师,幸哉!有其徒,乐哉!
(选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