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一些人认定以美国为基石的现有国际秩序面临空前挑战，甚至已近崩溃。在这样的判断下，国内外都有人呼吁中国“领导”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塑造。
　　基于对国际秩序变迁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要对这种呼吁保持谨慎。首先，这是因为塑造国际秩序的努力不仅要付出可观成本，还要承担失败风险。国际人士可以随意鼓动，但不会承担这种成本和风险。
　　其次，塑造国际秩序需要超强国力，而中国离这样的国力还有较大距离。塑造国际秩序也需大部分主要大国支持，而中国离获得这样的国际支持同样有较大距离。
　　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需要明确拒绝担负起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领导者”角色。我们能做的是在某些特定领域，通过联合其他国家，推动一些就现有国际秩序的有限改进或改革。
　　美国塑造国际秩序的漫长轨迹
　　法国大革命以降，国际社会只发生了一次和平的国际秩序塑造，那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的经历。这一秩序在冷战后得到强化并基本扩展到全球。过去一个多世纪，所有试图通过非和平手段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都遭重创，无论拿破仑的法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轴心国”或二战后的苏联。
　　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美国自19世纪中叶到二战这近一个世纪的成长轨迹，就会发现，其实美国并不是一个急于塑造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
　　1895年的美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达到英国的1.5倍之多，不过人均GDP仍略低于英国。此时的美国并未追求塑造国际秩序。相反，美国依旧专注于经营美洲，巩固美国在整个美洲的地区霸权，直到在1904年—1906年间迫使英国承认“门罗纲领”，将其在美洲的存在全部和平地“移交”美国。
　　1916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更是超过整个大英帝国。一战结束后，尽管彼时的英国和法国已遭重创，但仍拒绝美国过多介入欧洲事务。最终，英法主导了《凡尔赛和约》谈判和一战后国际秩序的走向。而在大西洋对岸，美国国内对塑造国际秩序的意愿也不坚定。威尔逊总统无法获得足够国内支持来塑造国际秩序，最后美国连自己发起的“国联”都没加入。
　　因此，很大程度上说，二战之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并不是美国主动争取来的，而是欧洲哀求美国的结果。经过二战，欧洲一片焦土。而美国在1945年的国力是空前的：不仅总体经济规模超过了英法苏德总和，而且人均GDP也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不夸张地说，二战后，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恳求并服从美国来主导战后国际秩序。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内也基本形成了介入世界事务的共识。
　　根据以上简单回顾，我们大致可以说，仅是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并不足以让一个国家去塑造国际秩序。最低的国力要求，恐怕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大于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之和。对中國而言，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必须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或至少是美国和日本经济规模的总和才行。但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中国与这样的经济规模至少也还有三四十年的距离。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还必须是技术绝对领先的国家。在这个指标上，中国同样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距离。总之，我们现在还无力塑造国际秩序。
　　中国如何作为
　　那么，就国际秩序而言，是否中国就应毫无作为呢？也不是。这背后仍是一个战略计算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明确我们自己的核心指导原则。
　　首先，《孙子兵法》告诫我们：“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国家间的竞争就像下棋，最后看实力和谁犯错少。如果家底比别人薄，犯错比别人还多，结局可想而知。因此，我们不能一时兴起就追求“领导权”或“引领权”，更不能因为别人起哄让我们干就干。
　　其次，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没有超强国力，其他一切都是空谈。而只要我们把中国治理好了，中国肯定会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最后还是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或者“发展还是硬道理”。
　　再者，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即便在整体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这两项指标上都达到最低要求，中国要去塑造国际秩序，恐怕也还需要解决以下两个突出挑战：国家统一和“经营东亚”。
　　两岸统一有助于中国崛起，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同时，塑造国际秩序通常是“先地区，后全球”，因此我们也不能回避“经营东亚”这一挑战。而要经营好东亚，中国又必须成为该地区“不可替代的国家”，对本地区的核心热点问题都有我们的处理方式和决心。我们需要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是不完备的，也是可以商量和集思广益的，但我们必须提供。
　　当然，我们也确实可以做一些具体事情。在那些对国力的要求不是特别高，且制度化和内化程度都比较低的领域，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国家以推动一些有限的变革。这需要建立在深入扎实的研究之上。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