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6月27日，审计署在投入4万人、花了3个多月时间进行全面摸排后，最终提供了一个权威数据：截至2010年底，地方债务余额高达10万亿元，这不仅高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更远超银监会2009年底7万亿元和2008年底 4万亿元的估计。可见，如果不加约束，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迅速膨胀。
　　无独有偶，近年来美国多个州和县市也深陷债务困局，地方总负债高达2万亿美元。其中，加州财政危机更是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几乎到了要关门的地步。尽管美国《破产法》杜绝了州政府破产的可能，但县市一级政府宣告破产并不鲜见。例如，2008年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政府就因无力解决财政困局提交了破产申请。2010年底华尔街著名金融分析师梅勒迪斯?惠特尼更是大胆预言，今年美国或将有50至100个城镇因市政债券违约而面临破产风险。
　　无论是从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特征来比较，中美两国都相去甚远，却在地方债务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首先，刚刚过去的金融风暴放大了地方债务危机。在危机中，中国实行了强力的反危机措施，在总额为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除1.2万亿元为中央投资外，其余2.8万亿元资金都由地方配套，地方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在美国，次贷危机不仅重创了许多城市的房地产业、金融业和商业，导致税源大幅萎缩、经济凋敝，更有大量失业人群需要地方政府提供福利救济，由此也加重了财政负担。可以说，金融风暴使得中美两国发展模式的弊端都充分暴露出来了。
　　其次，这是“大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说中国是大政府，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但美国毕竟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代表，市场经济崇尚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经济，按理说不应该走上大政府的道路。但事实正好相反。自1992年以来，美国州和县市政府雇员人数已增长了40%，达到目前1500万人的庞大规模；如果不加限制，2016年还将增至2000万人。
　　此外，中国的官员晋升机制和美国的党争是地方债务危机的助推器。长期以来，“官员出数字，数字出官员”，经济增长已成为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由此导致了官员们对于GDP数字的过分迷恋，并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晋升锦标赛”。要想在与兄弟城市的竞赛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交出更为漂亮的成绩单。而大举借债投资基础设施和上马热门项目，甚至大搞“形象工程”，就成为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必然选择。对地方官员而言，谁借得越多，谁在任期内的政绩就越可能大，至于未来偿债的包袱，则往往留给后任去操心。正是这种扭曲的机制，加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
　　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加州债务危机突出折射了两党执政理念的巨大差异：为了应对危机，要么开源（征税），要么节流（削减支出）。执政的共和党反对征税，认为这会扼杀经济活力，拒绝任何加税主张，认为削减支出是唯一出路；而控制了州议会的民主党则反对减少对弱势群体的补贴，提出通过提高烟草和燃油的税收来解决赤字问题。这种针锋相对的态度，导致加州政府在债务危机中几乎无所作为。
　　据此，中美可以找到一些具有共性的解决思路：一是政府的规模宜适度收缩，政府无须事必躬亲，可将部分非核心职能剥离出去，交由市场机构去运营管理；二是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财权划拨和转移支付力度；三是保持地方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客观中性，例如，美国要考虑如何使地方政府超脱党派之争，而中国则需要改革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