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大包小包、拥挤的人流，将我扯拽进了县城车站的候车厅。熙攘的人群让我心难平静，只是那悬挂于四周的各式各样的灯笼，倒让我感到无限的欢喜。
　　说要来车站接我的哥哥还没到。百无聊赖的我，只好寻着靠墙边的一张椅子坐下，观赏充满浓浓年味的灯笼，合计着过年的安排。
　　我发现身边坐着母子三人，母亲抱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大点的男孩靠着几个包正高兴地啃着蛋糕。忽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扭过头确认之后，这才发现自己手提袋里的蛋糕已被打开，敞着口儿，而小男孩嘴里吃着，手里还拿一块。方才的欢喜劲儿，被这个“意外发现”搞得荡然无存。
　　我气不打一处来，冲着那个女人甩出一句斥责：“你怎么看孩子的，你家孩子偷我东西，你也不管！”女人激灵一下，像是刚回过神来，充满疑惑地“嗯”了一声，低头瞅那男孩。当明白过来后，一个劲地向我点头致歉。紧接着扯过小男孩在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巴掌。小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教训吓懵了，愣了片刻，继而哇哇大哭起来。嚼碎的蛋糕渣掉了一胸脯，嘴里含着蛋糕哭个不停。
　　行进的人流一时间也被这刺耳的哭声凝固了，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我们这里。我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心想这回该如何收场呀！周围的人也参与进来。有人说：“不就是块蛋糕吗，值得大呼小叫吗？”也有人说：“小孩子偷东西就得管，不管怎么得了！”……一时间，我们四个人成了偌大一个候车厅的焦点。我只好一边和那女人互相说着“抱歉”，一边哄着小男孩。孩子可能一下子被这阵势惊住了，停止了哭声，默默地抽噎着。围观的人群也渐渐散了，汇入不息的人流中。
　　平静下来，我扭头细细端详着这陌生的母子三人。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虽还年轻，可皱纹已然明显，目光中透着忧郁，粗糙皴裂的手指捏着一张崭新的车票；小女孩看上去两三岁吧，被旧羽绒服包裹着，头低在母亲肩上，羞怯地瞅着我，不敢吱声；小男孩大概有五六岁，黑红的小脸，破旧的衣服，打补丁的棉鞋，让人看了心疼。我不禁后悔刚才的冲动，觉得不该对他们那样。
　　她也略显得局促不安起来，脸涨得通红，嘴唇微微抽动着。为了消除尴尬，我便主动搭起话来。聊天中才知道，这母子三人是要去北京看望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孩子们想父亲，这位母亲只能带孩子来北京过年了。
　　“他以前每年都寄些钱回来，可今年却寄了很少。村里人老说孩子他爸在北京有了相好的，钱都给了那个女人。可我不信！”大嫂的眼里明显露着自信与不屑。当看到我质疑的眼光，她接着说，“过去每次我过生日，他都亲自给我做长寿面，还会学着城里人送我戒指，虽然是假的，可他总是亲手给我戴上，这就够了。”一种由衷的欣慰不协调地腾起在她的脸上，像在满足地回味着。“他在北京打工一定很苦，总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今年寄钱少了，很可能是没等到工资；没有回家，很可能是又给人家看工地了。可他总是不和我说这些，怕我挂念，只说明年再多寄点钱，过年没买到车票。他在外打工不容易呀！”虽说是“可能”，但她说得很肯定。
　　大嫂要上车走了，我把一包蛋糕塞给了孩子。她背着包裹，抱着、牵着孩子，麻利地上了车。临上车，大嫂说，“我就想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年。一家四口在哪，哪就是家呀！”我心里满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