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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2015年4月中旬，武汉市一家媒体揭露了“地下自助捐精”这一现象。所谓“自助捐精”，是指求精者与捐精者的私人行为，这一与生殖相关的行为本该在医院进行，近年来却被挪到了“地下”。有与女方发生性关系捐精，有提出要报酬捐精，更有网络平台供双方联系，每个捐精者的目的都不一样，其中还暗含着代孕、买卖精子、卵子等不法行为。尽管“地下自助捐精”鱼龙混杂，隐患重重，但为了尽快生养孩子，越来越多的夫妻开始寻找“地下自助捐精”的大门。然而，在迎接新生命的同时，健康、心理、伦理等多种隐患也随之凸显……
36岁的肖默媛就是这样一位通过“地下自助捐精”怀孕的妈妈，随着新生女儿的那一声啼哭，她能迎来渴盼已久的喜悦吗？以下是肖默媛的自述……
无尽的情无助的爱，“弱精症”惊痛高校夫妻
2014年8月10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我经历了彻骨的疼痛生下女儿然然。妈妈从家里煲了鲜嫩的鸡汤送到我床前，婆婆哼着歌儿哄着然然睡觉，来医院探望我的亲友络绎不绝……迎来送往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可一想到然然出生6天，她的父亲邹杰到医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连看都不愿意看女儿一眼，我不禁悲从中来……
我叫肖默媛，家住武汉市东湖高新区。27岁那年，我从武汉某高校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一年，我认识了同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邹杰。那时候，已经30岁的邹杰每天都戴着一副眼镜，穿一身运动装，看起来充满活力。我们一见钟情，仅认识三个月，就迫不及待去民政局领了证。
婚后，邹杰对我很好，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还尊重我想过几年再生孩子的决定。我们俩顶着双方父母的催促依然在二人世界里缠绵。直到吃完三十岁的生日蛋糕的那天，我告诉邹杰：“我决定要孩子啦！”邹杰高兴地抱着我在客厅转啊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两年过去了，我的肚子却丝毫没有动静。
2011年底，我们走进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经过繁琐的各项检查，医生告诉我们：“邹杰患有‘弱精症’，要孩子的可能性很小，而你一切正常。”医生的话及化验单上“弱精症”三个字让邹杰呆若木鸡！
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书房。说实话，我内心的震惊不比邹杰小，我不断问自己：“是孩子重要还是老公重要？孩子我可以不要，但没有老公，我不敢想象……”我不断哭着拍打着房门，直到哭累了，邹杰才打开门。他双眼浮肿地站在我的面前，他一把搂住我说：“媛媛，你还爱我吗？你还要我吗？”我拼命地点头说：“我爱你，我怎么可能不要你！”那一夜，我们用彼此的体温让人生的寒冬重新有了温度。看着邹杰沉沉睡去，我告诉自己：这辈子我就和邹杰相依为命！
邹杰一直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那时，我已经32岁，邹杰35岁，家里老人的轰炸加上亲朋好友的不断询问，邹杰的心已经千疮百孔，每一个关于“孩子”的问题都让他痛不欲生。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是期盼能做妈妈。闲暇时，我也看过很多关于人工授精等生殖辅助信息，希望能通过医学手段来孕育一个孩子。可是，每次我一谈到这个话题，邹杰就避开了。一天，我看到邹杰在电脑上查询人工授精的信息。我趁机跟他说：“我有一个表哥也是通过试管婴儿才有的孩子，现在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挺好的。”我试着引导他。渐渐地，邹杰有所松动。
2012年底，我们再次去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求助医生，并咨询了湖北省人类精子库。然而，医生却告诉我们，精子库库存不足，想要做供精人工授精需要先登记排队，算上手术的成功几率等因素，要想怀孩子至少得两年以后。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打击。
几番挣扎终有孕，生命竟如此“奇妙”？
2013年的春节，我们过得格外揪心，不仅要应付父母的轮番轰炸，夫妻之间似乎也蒙上了一层霜，陷入无声的沉默。我心疼着，焦虑着，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走火入魔地想要一個孩子。
有一次，我在网上搜索有关信息，突然“自助捐精”这几个字跳了出来。通过多次跳转，一个“中国捐精网”的网站终于被打开。该网站号称“中国民间最大的自助捐精网”，里面充斥着各种求精、捐精的信息，会员已达1.5万余人，还开辟了“求精专区”、“捐精专区”。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加速跳着，眼前屏幕上是一些“捐精人”的信息滚动播出：“身高1米77，体重71公斤，已有孩子，成功使三人受孕。”“今年28岁，已经捐精3年，成功怀孕是5000元起，超过三次加收2000元。”
我鬼使神差般注册了一个新QQ号，加了一名“职业捐精者”的QQ。我顾不上试探，开门见山地问：“自助捐精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对方很熟练地解释：“首先求精者夫妇要来到捐精者所在的城市，可以见面也可以不见面，到同一间酒店开两个房，捐精者自行取精后让求精者到房间取回精子。接下来，需要求精者自己操作，即用注射器推入使女方受孕。只要算准了排卵期，这其实跟自然受孕是一个道理。”
“天哪，原来还有人这样怀孕的！”我差点喊出了声，一方面我告诉自己不要相信陌生人，一方面又觉得这件事太奇妙了，这种方法既不用排队等待精子，也不用做痛苦的试管婴儿，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他：“这样科学吗？”对方告诉我：“我通过自助捐精，已经让三人成功受孕，有一个孩子已经顺利出生，而且是一次成功。”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随后几天，我陆续加了一些“捐精者”的QQ，有人很热情，有人很冷漠，每个“自助捐精者”都称自己仪表堂堂、身体健康，不存在传染病或生殖疾病，也表示愿意配合各项检查。这个群体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几个大中城市。
我在这些人当中选择了一个名叫王林的男子。他告诉我，他今年30岁，在北京从事IT工作。2010年，他无意中了解到还有自助捐精这回事，就瞒着家人发布信息。前不久，他用间接捐精的办法，成功让一个香港的女子怀孕。他说他对报酬并不在意，如果对方愿意就给一点营养费，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通常，成功怀孕后就不再联系。矛盾和挣扎中，我忍不住将这件事告诉了邹杰，邹杰惊呆了：“你确定不用和别人发生关系？”在他看来，捐精的方式至关重要。“当然不用，我怎么可能接受和别人发生关系来生孩子呢？”他点点头说：“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让我想想。” 然而，一连几天，邹杰再没跟我提起这个话题。我只能托在医院上班的朋友去打听这种方法的安全性。她回复我说：“医院所做的人工授精也是把男方精子冲洗后打入女方体内，虽然做人工授精应该到医院进行，但理论上这种怀孕方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我自己上网一查，居然真能找到这样的案例。
我急切而期盼的目光，邹杰全看在眼里。5月初，他突然说：“媛媛，我们去趟北京吧。”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6月初，我们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北京后，邹杰独自去见了王林，并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见过王林。
三天后，我们拿到王林的加急体检报告，他的身体很健康。我的心隐隐期待着，也忐忑着。就在我们准备进行“自助捐精”的前天晚上，迷迷糊糊中，我似乎听到邹杰在跟我说：“媛媛，你真的想好了吗？这件事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一下子就清醒了，看着昏暗灯光下，他惆怅迷茫的脸，我突然就理解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隐忍。那一晚，我辗转反侧，眼睁睁等到天亮，最终我决定放弃这次机会。我对邹杰说：“老公，我们回家吧。”邹杰并不吃惊，他拨通了王林的手机说：“兄弟，我们还没想好，先不做了。”
可好景不长。9月底的一个周末，公公婆婆从老家来看望我们，婆婆拉着我和邹杰坐在客厅，质问我们何时要孩子。想做事业、想二人世界的借口已经被她通通否定掉，气氛开始变得不愉快。突然婆婆大声吼道：“邹杰，是不是媛媛有问题，你不敢告诉我们？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就不称职！”听到这般“侮辱”，我跑出了家门，在空旷的大街上泪流满面。几天后，邹杰才找到我，他似下定了决心：“媛媛，让你受委屈了，不如我们找王林帮忙？”我们重新联系王林，他很爽快地答应帮忙。10月中旬，我算好了排卵期，跟邹杰再次来到北京。王林来到我们所在的酒店，签订“自助捐精协议书”后，各自开始准备。“你们可以来取了。”半个小时，邹杰就收到了王林的短信。不一会儿，邹杰就回来了，手上拿着保鲜膜包裹的一次性塑料杯。他颤抖地打开注射器包装，吸取塑料杯里那白色的液体后，丢弃掉针头，将精液推入了我体内。这个办法是之前王林教我们的，他说成功率不清楚，如果怀不上再重来几次。
在酒店躺了一天，我的身体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两天后，我们回到武汉。半个月后，我去医院抽血检测，拿到结果时，我惊呆了——我居然怀上了！
“地下自助捐精”隐患多，有女季节泪纷飞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邹杰打了一个电话，他在惊讶之余并没有多少喜悦。为了表示感谢，我让邹杰给王林打了1000元营养费，删除了他的QQ。
怀孕后，由于妊娠反应较大，我时常呕吐，但所有的难受都被亲朋好友的祝贺冲淡，邹杰仿佛也松了一口气，对我非常体贴。
2014年8月4日，我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顺产下5斤半的女儿然然，抱着这个新生的婴儿我热泪盈眶。由于父母年纪大且体弱多病，邹杰为我请了月嫂。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我倾洒了所有的爱和热情。
可渐渐地，我发现了邹杰对然然的冷淡。他始终不愿意抱然然，也丝毫没有做父亲的开心。孩子出生在暑假里，我们不用上班，但邹杰每天都说要去加班，从不在家吃饭，也从不问孩子怎么样。回到家，他以不打扰孩子睡觉为由把书房当成卧室，不是打游戏就是闭门不出，我们几乎没有交流。
然然一天天长大，每当她那透亮的眼睛看着邹杰渴求拥抱，邹杰却视而不见，我就泪如雨下。我咆哮着对他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吗？”邹杰看都没看我一眼，眼睛盯着屏幕，吐出几个字：“不是我的孩子，我要怎么爱她？你能理解我吗？”那一刻，我心如死灰。我没有对不起我的丈夫，却生了一个不是我丈夫的孩子。或许当初的决定就是错的，可孩子她是无辜的啊！
然然3个多月时，公婆从老家赶来武汉，在酒店里摆了百天宴，公公婆婆说我带孩子辛苦，让邹杰多帮帮我。邹杰笑着答应着。我既心酸又无奈，这将是一个永远不能说的秘密。
老人走后，我和邹杰心平气和地坐了下来，我看到他痛苦地抱着头，声音也哽咽着：“每次看到然然，王林的样子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看到女儿就觉得看到了王林。特别是她没有一星半点像我，我只是女儿法律上的父亲。自从然然出生后，我夜夜噩梦不断，有时梦到然然出事急需输血，可我跟她的血型不符；有时我又梦到王林找到家里来，跟我争夺女儿。每次都被吓得一身冷汗。越想越觉得那个决定是错误的。”我明白邹杰的心思，也知道邹杰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个孩子，却始终难以忍受这样的冷暴力。
如今，然然已经9个月大了，面对安静得连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的家，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这样有了孩子的家不正是我们当时期盼的吗？为何天伦之乐从来没有因为然然的降临而出现过？
我不敢去想，将来我和邹杰会怎样，而然然的成长之路又会怎样？现在，我只能把我所有的母爱都给然然，去弥补那似乎永远缺失的父爱……
[本刊视点] 对于“男子将精子取出放入一次性杯内，由求精者用注射器抽取，再自行通过女方阴道完成授精”这一怀孕方法，武汉市普仁医院性学博士聂欢表示，虽然这种方法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有很多健康隐患。拿容器来说，注射器和一次性杯子如果被细菌污染了就可能导致宫腔感染，如果对方还有一些传染病比如梅毒、艾滋病，100%会被感染。正规的人工授精有一个洗精的过程，是为了确保杀灭传染病原，这是自助捐精做不到的。从伦理学角度讲，精子庫里一个人的精子最多供5人使用，经科学测算，能有效预防将来发生伦理问题，而“地下自助捐精”的人有些人捐出的精子不知有多少人受孕，未来如果有伦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从法律方面讲，武汉金卫律师事务所李海夫律师表示，我国明令禁止代孕，买卖精子、卵子的行为，严重情形下，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将精液作为商品出售首先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而且这种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采用私下取精，这种行为风险很大，如提供精子的男方有遗传病或其他不适合生育的疾病，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不健康，会加重父母的经济负担，而孩子父母在法律上无法追究男方的责任。其次是争夺子女的法律风险，如果私下买卖男方精子而怀孕生子，双方且相识或有联系，男方最后认为是非婚生子女，还可能存在争夺子女抚养权的法律纠纷。
案例中，女主人公肖默媛的遭遇令人唏嘘！她为了维系家庭不惜求助“地下自助捐精”，只求能迅速孕育一个孩子，全然看不到这件事给家庭未来、心理承受、后代伦理带来的危害，以致夫妻离心，家庭不睦。然而，“地下自助捐精”风险大，孩子却是无辜的。既然最终选择了让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就应当给予她温暖无私的爱，切莫错上加错，对孩子施以“冷暴力”，酿成无法估量的悲剧。望天下渴望孩子的父母慎重！
（因涉及隐私，除医学专家、律师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
编辑/包奥琴
36岁的肖默媛就是这样一位通过“地下自助捐精”怀孕的妈妈，随着新生女儿的那一声啼哭，她能迎来渴盼已久的喜悦吗？以下是肖默媛的自述……
无尽的情无助的爱，“弱精症”惊痛高校夫妻
2014年8月10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我经历了彻骨的疼痛生下女儿然然。妈妈从家里煲了鲜嫩的鸡汤送到我床前，婆婆哼着歌儿哄着然然睡觉，来医院探望我的亲友络绎不绝……迎来送往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可一想到然然出生6天，她的父亲邹杰到医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连看都不愿意看女儿一眼，我不禁悲从中来……
我叫肖默媛，家住武汉市东湖高新区。27岁那年，我从武汉某高校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这一年，我认识了同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邹杰。那时候，已经30岁的邹杰每天都戴着一副眼镜，穿一身运动装，看起来充满活力。我们一见钟情，仅认识三个月，就迫不及待去民政局领了证。
婚后，邹杰对我很好，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还尊重我想过几年再生孩子的决定。我们俩顶着双方父母的催促依然在二人世界里缠绵。直到吃完三十岁的生日蛋糕的那天，我告诉邹杰：“我决定要孩子啦！”邹杰高兴地抱着我在客厅转啊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两年过去了，我的肚子却丝毫没有动静。
2011年底，我们走进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经过繁琐的各项检查，医生告诉我们：“邹杰患有‘弱精症’，要孩子的可能性很小，而你一切正常。”医生的话及化验单上“弱精症”三个字让邹杰呆若木鸡！
回家后，他把自己关在书房。说实话，我内心的震惊不比邹杰小，我不断问自己：“是孩子重要还是老公重要？孩子我可以不要，但没有老公，我不敢想象……”我不断哭着拍打着房门，直到哭累了，邹杰才打开门。他双眼浮肿地站在我的面前，他一把搂住我说：“媛媛，你还爱我吗？你还要我吗？”我拼命地点头说：“我爱你，我怎么可能不要你！”那一夜，我们用彼此的体温让人生的寒冬重新有了温度。看着邹杰沉沉睡去，我告诉自己：这辈子我就和邹杰相依为命！
邹杰一直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那时，我已经32岁，邹杰35岁，家里老人的轰炸加上亲朋好友的不断询问，邹杰的心已经千疮百孔，每一个关于“孩子”的问题都让他痛不欲生。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是期盼能做妈妈。闲暇时，我也看过很多关于人工授精等生殖辅助信息，希望能通过医学手段来孕育一个孩子。可是，每次我一谈到这个话题，邹杰就避开了。一天，我看到邹杰在电脑上查询人工授精的信息。我趁机跟他说：“我有一个表哥也是通过试管婴儿才有的孩子，现在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挺好的。”我试着引导他。渐渐地，邹杰有所松动。
2012年底，我们再次去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求助医生，并咨询了湖北省人类精子库。然而，医生却告诉我们，精子库库存不足，想要做供精人工授精需要先登记排队，算上手术的成功几率等因素，要想怀孩子至少得两年以后。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打击。
几番挣扎终有孕，生命竟如此“奇妙”？
2013年的春节，我们过得格外揪心，不仅要应付父母的轮番轰炸，夫妻之间似乎也蒙上了一层霜，陷入无声的沉默。我心疼着，焦虑着，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走火入魔地想要一個孩子。
有一次，我在网上搜索有关信息，突然“自助捐精”这几个字跳了出来。通过多次跳转，一个“中国捐精网”的网站终于被打开。该网站号称“中国民间最大的自助捐精网”，里面充斥着各种求精、捐精的信息，会员已达1.5万余人，还开辟了“求精专区”、“捐精专区”。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加速跳着，眼前屏幕上是一些“捐精人”的信息滚动播出：“身高1米77，体重71公斤，已有孩子，成功使三人受孕。”“今年28岁，已经捐精3年，成功怀孕是5000元起，超过三次加收2000元。”
我鬼使神差般注册了一个新QQ号，加了一名“职业捐精者”的QQ。我顾不上试探，开门见山地问：“自助捐精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对方很熟练地解释：“首先求精者夫妇要来到捐精者所在的城市，可以见面也可以不见面，到同一间酒店开两个房，捐精者自行取精后让求精者到房间取回精子。接下来，需要求精者自己操作，即用注射器推入使女方受孕。只要算准了排卵期，这其实跟自然受孕是一个道理。”
“天哪，原来还有人这样怀孕的！”我差点喊出了声，一方面我告诉自己不要相信陌生人，一方面又觉得这件事太奇妙了，这种方法既不用排队等待精子，也不用做痛苦的试管婴儿，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抱着怀疑的态度问他：“这样科学吗？”对方告诉我：“我通过自助捐精，已经让三人成功受孕，有一个孩子已经顺利出生，而且是一次成功。”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随后几天，我陆续加了一些“捐精者”的QQ，有人很热情，有人很冷漠，每个“自助捐精者”都称自己仪表堂堂、身体健康，不存在传染病或生殖疾病，也表示愿意配合各项检查。这个群体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几个大中城市。
我在这些人当中选择了一个名叫王林的男子。他告诉我，他今年30岁，在北京从事IT工作。2010年，他无意中了解到还有自助捐精这回事，就瞒着家人发布信息。前不久，他用间接捐精的办法，成功让一个香港的女子怀孕。他说他对报酬并不在意，如果对方愿意就给一点营养费，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通常，成功怀孕后就不再联系。矛盾和挣扎中，我忍不住将这件事告诉了邹杰，邹杰惊呆了：“你确定不用和别人发生关系？”在他看来，捐精的方式至关重要。“当然不用，我怎么可能接受和别人发生关系来生孩子呢？”他点点头说：“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让我想想。” 然而，一连几天，邹杰再没跟我提起这个话题。我只能托在医院上班的朋友去打听这种方法的安全性。她回复我说：“医院所做的人工授精也是把男方精子冲洗后打入女方体内，虽然做人工授精应该到医院进行，但理论上这种怀孕方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我自己上网一查，居然真能找到这样的案例。
我急切而期盼的目光，邹杰全看在眼里。5月初，他突然说：“媛媛，我们去趟北京吧。”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6月初，我们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北京后，邹杰独自去见了王林，并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见过王林。
三天后，我们拿到王林的加急体检报告，他的身体很健康。我的心隐隐期待着，也忐忑着。就在我们准备进行“自助捐精”的前天晚上，迷迷糊糊中，我似乎听到邹杰在跟我说：“媛媛，你真的想好了吗？这件事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一下子就清醒了，看着昏暗灯光下，他惆怅迷茫的脸，我突然就理解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隐忍。那一晚，我辗转反侧，眼睁睁等到天亮，最终我决定放弃这次机会。我对邹杰说：“老公，我们回家吧。”邹杰并不吃惊，他拨通了王林的手机说：“兄弟，我们还没想好，先不做了。”
可好景不长。9月底的一个周末，公公婆婆从老家来看望我们，婆婆拉着我和邹杰坐在客厅，质问我们何时要孩子。想做事业、想二人世界的借口已经被她通通否定掉，气氛开始变得不愉快。突然婆婆大声吼道：“邹杰，是不是媛媛有问题，你不敢告诉我们？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就不称职！”听到这般“侮辱”，我跑出了家门，在空旷的大街上泪流满面。几天后，邹杰才找到我，他似下定了决心：“媛媛，让你受委屈了，不如我们找王林帮忙？”我们重新联系王林，他很爽快地答应帮忙。10月中旬，我算好了排卵期，跟邹杰再次来到北京。王林来到我们所在的酒店，签订“自助捐精协议书”后，各自开始准备。“你们可以来取了。”半个小时，邹杰就收到了王林的短信。不一会儿，邹杰就回来了，手上拿着保鲜膜包裹的一次性塑料杯。他颤抖地打开注射器包装，吸取塑料杯里那白色的液体后，丢弃掉针头，将精液推入了我体内。这个办法是之前王林教我们的，他说成功率不清楚，如果怀不上再重来几次。
在酒店躺了一天，我的身体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两天后，我们回到武汉。半个月后，我去医院抽血检测，拿到结果时，我惊呆了——我居然怀上了！
“地下自助捐精”隐患多，有女季节泪纷飞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邹杰打了一个电话，他在惊讶之余并没有多少喜悦。为了表示感谢，我让邹杰给王林打了1000元营养费，删除了他的QQ。
怀孕后，由于妊娠反应较大，我时常呕吐，但所有的难受都被亲朋好友的祝贺冲淡，邹杰仿佛也松了一口气，对我非常体贴。
2014年8月4日，我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顺产下5斤半的女儿然然，抱着这个新生的婴儿我热泪盈眶。由于父母年纪大且体弱多病，邹杰为我请了月嫂。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我倾洒了所有的爱和热情。
可渐渐地，我发现了邹杰对然然的冷淡。他始终不愿意抱然然，也丝毫没有做父亲的开心。孩子出生在暑假里，我们不用上班，但邹杰每天都说要去加班，从不在家吃饭，也从不问孩子怎么样。回到家，他以不打扰孩子睡觉为由把书房当成卧室，不是打游戏就是闭门不出，我们几乎没有交流。
然然一天天长大，每当她那透亮的眼睛看着邹杰渴求拥抱，邹杰却视而不见，我就泪如雨下。我咆哮着对他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吗？”邹杰看都没看我一眼，眼睛盯着屏幕，吐出几个字：“不是我的孩子，我要怎么爱她？你能理解我吗？”那一刻，我心如死灰。我没有对不起我的丈夫，却生了一个不是我丈夫的孩子。或许当初的决定就是错的，可孩子她是无辜的啊！
然然3个多月时，公婆从老家赶来武汉，在酒店里摆了百天宴，公公婆婆说我带孩子辛苦，让邹杰多帮帮我。邹杰笑着答应着。我既心酸又无奈，这将是一个永远不能说的秘密。
老人走后，我和邹杰心平气和地坐了下来，我看到他痛苦地抱着头，声音也哽咽着：“每次看到然然，王林的样子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看到女儿就觉得看到了王林。特别是她没有一星半点像我，我只是女儿法律上的父亲。自从然然出生后，我夜夜噩梦不断，有时梦到然然出事急需输血，可我跟她的血型不符；有时我又梦到王林找到家里来，跟我争夺女儿。每次都被吓得一身冷汗。越想越觉得那个决定是错误的。”我明白邹杰的心思，也知道邹杰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个孩子，却始终难以忍受这样的冷暴力。
如今，然然已经9个月大了，面对安静得连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的家，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这样有了孩子的家不正是我们当时期盼的吗？为何天伦之乐从来没有因为然然的降临而出现过？
我不敢去想，将来我和邹杰会怎样，而然然的成长之路又会怎样？现在，我只能把我所有的母爱都给然然，去弥补那似乎永远缺失的父爱……
[本刊视点] 对于“男子将精子取出放入一次性杯内，由求精者用注射器抽取，再自行通过女方阴道完成授精”这一怀孕方法，武汉市普仁医院性学博士聂欢表示，虽然这种方法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有很多健康隐患。拿容器来说，注射器和一次性杯子如果被细菌污染了就可能导致宫腔感染，如果对方还有一些传染病比如梅毒、艾滋病，100%会被感染。正规的人工授精有一个洗精的过程，是为了确保杀灭传染病原，这是自助捐精做不到的。从伦理学角度讲，精子庫里一个人的精子最多供5人使用，经科学测算，能有效预防将来发生伦理问题，而“地下自助捐精”的人有些人捐出的精子不知有多少人受孕，未来如果有伦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从法律方面讲，武汉金卫律师事务所李海夫律师表示，我国明令禁止代孕，买卖精子、卵子的行为，严重情形下，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将精液作为商品出售首先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而且这种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采用私下取精，这种行为风险很大，如提供精子的男方有遗传病或其他不适合生育的疾病，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不健康，会加重父母的经济负担，而孩子父母在法律上无法追究男方的责任。其次是争夺子女的法律风险，如果私下买卖男方精子而怀孕生子，双方且相识或有联系，男方最后认为是非婚生子女，还可能存在争夺子女抚养权的法律纠纷。
案例中，女主人公肖默媛的遭遇令人唏嘘！她为了维系家庭不惜求助“地下自助捐精”，只求能迅速孕育一个孩子，全然看不到这件事给家庭未来、心理承受、后代伦理带来的危害，以致夫妻离心，家庭不睦。然而，“地下自助捐精”风险大，孩子却是无辜的。既然最终选择了让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就应当给予她温暖无私的爱，切莫错上加错，对孩子施以“冷暴力”，酿成无法估量的悲剧。望天下渴望孩子的父母慎重！
（因涉及隐私，除医学专家、律师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
编辑/包奥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