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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投贷基金出海，更多地意味着一种金融资本引领产业资本新理念与新模式的落地。
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确需要改变。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增长，下一步中国的经济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这就要求好的资源赋予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科院报告称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实际收益率长期为负数。提高对外资产的收益率，必须推动人民币对外投资，创造金融机制来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中国80%的领先企业已在海外经营业务或正在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国际化正进入“现在进行时”。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如何走出去。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上世纪90年代进入垮掉的十年，但它的对外资产掌握在各大财团手里，利用手中的资金并购矿产资源，如必和必拓。因此，虽然国内经济萧条但对外资产收益率非常可观。对于日本来说，汽车、农业机械等处于市场饱和状态，但对中国来说，农业机械化还有很大的市场。如果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将先进技术引进到中国，便能使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化学变化。
走出去瓶颈
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郑红告诉记者，中化集团算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之一。5年前，在澳大利亚收购了安德斯一个化学的中间体，并因此拥有了在国内成为垄断的专业技术，提高了生产率。由于产品的上下产业链很长，甚至还引起了一次行业革命，使得中化集团的行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像中化集团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少，但踏出国内如TCL者后败羽而归的不在少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华黎明介绍，“中国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的大得多，过去两年半，中国对外投资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而且估计在今后5—10年间，将会有一半的投资被沉没。”
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的亏损，累计亏损额达59.6亿人民币，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
华黎明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困境来自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企业经营层对国外法律环境、经营环境和社会环境不熟悉。
在郑红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瓶颈则来自于企业融资结构与中国身份。
郑红告诉记者，“中国企业融资的结构过于单一，基本上所有的商业购并，都在找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而国外的企业融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不仅银行贷款，还有发行债券，引进战略伙伴。”从现实情况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不在少数。商务部数据则更加直观——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
这些企业甚至远达非洲，但中国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点困难重重，不仅受到国内监管层的层层限制，还需得到当地监管机构的审批。与中国企业频频外出相比，中国银行近期却在收缩海外的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金融经验不足，在并购中却需要面对国际金融机构。2012年1月，三一重工的子公司三一德国有限公司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斥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100%股权。值得注意的是，三一重工的谈判对象不是普茨迈斯特公司，而是背后的金融投资机构。
郑红提出，更需要担忧的是，很多国外企业被收购前已经金融投资机构通过杠杆率包装。一个近期的国际并购项目，标价1亿美元，但背后还有12亿美元债务。我们的企业由于缺乏相关金融知识，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可能高价购买。另外一些企业出海并购，没有做汇率避险的考量。陕西一家企业在阿根廷投资一个港口，但不久在阿根廷人民币大幅贬值，出现汇率风险。由于国际化经验不足，对境外的法律体系并不了解，企业走出去之后，很容易掉入交易陷阱。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共同面对的是身份问题。中国身份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阻力。深圳华为公司200万美元买一项技术，这笔小小的交易却被放到了总统的办公桌上。中国需要更好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走出去，提高资金运作的效率。
基金对策
中投公司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梯队已经多年，但国家背景在国际上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两年前提出借助投贷基金，帮助企业走出去，主要功能是贷款和投资。这个创新性设想已经在上海实现。2012年初，国内规模最大的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赛领国际资本，在上海宣布完成120亿元人民币首期募集，投资方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这不仅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多了一条通道，更使得中国企业和民间资本走出去变得更加现实与便捷。
郑红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更专业的服务，比如价格估值高低，风险大小，法律红线在哪。国内的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这些帮助，出现了海外并购过程中金融服务缺位，而投贷基金可以实现这方面的需求。
人民币投贷基金帮助企业走出去，首先是将企业股东结构多元化，境内外保险公司、财团、国外的主权基金及银行都在加入，他们都对中国概念的并购很感兴趣。
其次，是实现多重放大功能，帮企业去架构多元化的融资结构。较低层次是降低并购成本，高层次是帮助企业培育人民币国际定价的产品。
中铁公司在海外承办的公路建设项目，当花5年时间修建好后，卖给当地的政府或运营公司。但公路建好的前5年收益率非常低，到第6年之后收益率才会明显上升。全球有大概6000亿美元的保险基金投资基础设施领域，但中国的公司全部是银行贷款。“我们希望增强融资方面的能力，通过融资的多元化，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比如通过股权投资来进入并购的项目，帮助企业发债，从国际资本市场上去融得资金，为并购服务。国外的金融机构，保险基金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将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郑红告诉记者，“此外，发改委、国资委应该对未来十年走出去进行总体的规划和战略的布局。国际经济中心的下移、多重资源的重新配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时机。国际上有很多先进的技术，由于该国的经济实力下降，遇到多重经济问题亟待解决，技术面临淘汰的格局。”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海外不仅可以购买国外的矿产资源，还可以购买国外的资产管理公司，构成更深层次的走出去格局。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必须发生变革，即形成金融资本引领产业资本的模式。
在此过程中，并购的项目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分，形成人民币定价条件，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的确需要改变。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增长，下一步中国的经济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这就要求好的资源赋予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科院报告称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实际收益率长期为负数。提高对外资产的收益率，必须推动人民币对外投资，创造金融机制来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目前，中国80%的领先企业已在海外经营业务或正在进行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国际化正进入“现在进行时”。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如何走出去。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前车之鉴。上世纪90年代进入垮掉的十年，但它的对外资产掌握在各大财团手里，利用手中的资金并购矿产资源，如必和必拓。因此，虽然国内经济萧条但对外资产收益率非常可观。对于日本来说，汽车、农业机械等处于市场饱和状态，但对中国来说，农业机械化还有很大的市场。如果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将先进技术引进到中国，便能使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化学变化。
走出去瓶颈
赛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郑红告诉记者，中化集团算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之一。5年前，在澳大利亚收购了安德斯一个化学的中间体，并因此拥有了在国内成为垄断的专业技术，提高了生产率。由于产品的上下产业链很长，甚至还引起了一次行业革命，使得中化集团的行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像中化集团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少，但踏出国内如TCL者后败羽而归的不在少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华黎明介绍，“中国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的大得多，过去两年半，中国对外投资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而且估计在今后5—10年间，将会有一半的投资被沉没。”
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的亏损，累计亏损额达59.6亿人民币，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
华黎明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困境来自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国际化人才的短缺、企业经营层对国外法律环境、经营环境和社会环境不熟悉。
在郑红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瓶颈则来自于企业融资结构与中国身份。
郑红告诉记者，“中国企业融资的结构过于单一，基本上所有的商业购并，都在找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而国外的企业融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不仅银行贷款，还有发行债券，引进战略伙伴。”从现实情况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不在少数。商务部数据则更加直观——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
这些企业甚至远达非洲，但中国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点困难重重，不仅受到国内监管层的层层限制，还需得到当地监管机构的审批。与中国企业频频外出相比，中国银行近期却在收缩海外的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金融经验不足，在并购中却需要面对国际金融机构。2012年1月，三一重工的子公司三一德国有限公司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斥资3.6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100%股权。值得注意的是，三一重工的谈判对象不是普茨迈斯特公司，而是背后的金融投资机构。
郑红提出，更需要担忧的是，很多国外企业被收购前已经金融投资机构通过杠杆率包装。一个近期的国际并购项目，标价1亿美元，但背后还有12亿美元债务。我们的企业由于缺乏相关金融知识，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可能高价购买。另外一些企业出海并购，没有做汇率避险的考量。陕西一家企业在阿根廷投资一个港口，但不久在阿根廷人民币大幅贬值，出现汇率风险。由于国际化经验不足，对境外的法律体系并不了解，企业走出去之后，很容易掉入交易陷阱。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共同面对的是身份问题。中国身份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阻力。深圳华为公司200万美元买一项技术，这笔小小的交易却被放到了总统的办公桌上。中国需要更好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走出去，提高资金运作的效率。
基金对策
中投公司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梯队已经多年，但国家背景在国际上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两年前提出借助投贷基金，帮助企业走出去，主要功能是贷款和投资。这个创新性设想已经在上海实现。2012年初，国内规模最大的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赛领国际资本，在上海宣布完成120亿元人民币首期募集，投资方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这不仅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多了一条通道，更使得中国企业和民间资本走出去变得更加现实与便捷。
郑红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更专业的服务，比如价格估值高低，风险大小，法律红线在哪。国内的金融机构不能提供这些帮助，出现了海外并购过程中金融服务缺位，而投贷基金可以实现这方面的需求。
人民币投贷基金帮助企业走出去，首先是将企业股东结构多元化，境内外保险公司、财团、国外的主权基金及银行都在加入，他们都对中国概念的并购很感兴趣。
其次，是实现多重放大功能，帮企业去架构多元化的融资结构。较低层次是降低并购成本，高层次是帮助企业培育人民币国际定价的产品。
中铁公司在海外承办的公路建设项目，当花5年时间修建好后，卖给当地的政府或运营公司。但公路建好的前5年收益率非常低，到第6年之后收益率才会明显上升。全球有大概6000亿美元的保险基金投资基础设施领域，但中国的公司全部是银行贷款。“我们希望增强融资方面的能力，通过融资的多元化，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比如通过股权投资来进入并购的项目，帮助企业发债，从国际资本市场上去融得资金，为并购服务。国外的金融机构，保险基金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将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郑红告诉记者，“此外，发改委、国资委应该对未来十年走出去进行总体的规划和战略的布局。国际经济中心的下移、多重资源的重新配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时机。国际上有很多先进的技术，由于该国的经济实力下降，遇到多重经济问题亟待解决，技术面临淘汰的格局。”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海外不仅可以购买国外的矿产资源，还可以购买国外的资产管理公司，构成更深层次的走出去格局。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必须发生变革，即形成金融资本引领产业资本的模式。
在此过程中，并购的项目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分，形成人民币定价条件，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