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3月19日，台湾都不平静。跟“2·28”事件一样，“3·19”枪击案是台湾无法回避的一道伤疤。又到3月19日，卸任的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出书了。她堂而皇之地将新书送给当事人之一的陈水扁，新书内容自然是关于“3·19”枪击案。
　　2009年3月10日，系着大红花色丝巾，吕秀莲光鲜登场，为她的新书《透视3·19——一个真相·一个台湾》，召开记者会。
　　吕秀莲的质疑与她的立场，从未改变过——“3·19”枪击案，可能是针对她个人的。
　　针对“3·19”枪击案，吕秀莲的高调由来已久。跟吕相比，向来风风火火的陈水扁却常常选择吞声忍气，如今，身陷囹圄的阿扁更是因家族的一堆弊案缠身，无暇顾及。
　　陈、吕二人，一静一动，折射给外界，猜想空间无穷。
　　
　　“3·19”，吕秀莲的“梦魇”
　　
　　吕秀莲的新书200多页，她坦言，为了这本书，她“已经期待了4年”。
　　吕秀莲说，“3·19”枪击案是她永远的梦魇，唯有真相，才能将她“救赎”。
　　事实上，5年来，“3·19”枪击案中遭枪击的“受害人”吕秀莲从未停止从各个方面去收集诸多材料，以证明，“3·19”枪击案中的两颗子弹，都是冲着她本人而来的。
　　2004年3月19日13时45分，时任台湾地区正、副“总统”的陈水扁与吕秀莲乘坐红色敞篷吉普车驶入陈水扁的家乡台南，进行例行的“扫街拜票”。车行进入台南金华路三段时，鞭炮声惊天动地，陈、吕二人向沿街挥舞绿旗的支持者挥手致意，笑容满面。
　　硝烟弥漫中，突然，先是吕秀莲弯下腰去摸自己的膝盖；紧接着，陈水扁突然捂住腹部。
　　5分钟后，媒体始觉陈、吕二人有异样。随行医师赶至车队前列，为陈水扁检视伤口，并给陈水扁涂抹了俗称为“小护士面速利达母”的软膏，紧接着，将陈、吕二人火速转送距离事发地点5．8公里外的台湾奇美医院。
　　陈、吕二人被认定为“遭受枪击”。事后，台湾警方调查称，凶手共开了2枪，其中一顆子弹穿越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后，击中了吕秀莲的膝盖，另一颗子弹则擦过陈水扁的腹部。
　　这条新闻一经公布，岛内人心不稳，谣言漫天飞舞。那段时间，陈、吕二人遭到突遭“枪击”的画面，登陆台湾各个电视媒体，不间断地重复播放……
　　这桩在《纽约时报》的评价中仿佛“廉价的三流犯罪小说”的悬案，却成为台湾政治史上的一大拐点。
　　让泛蓝耿耿于怀的是，就在2004年选举前的两天，“连宋配”胜出的可能性依然高于“陈吕配”5个百分点以上；然而，就在选情揭晓的最后10个小时，两颗离奇的子弹，让选情发生戏剧性的急遽逆转，0．228 %的选票微小差距，最终改写了台湾地区的政治版图。
　　“打在陈水扁身上的子弹是从外太空打进来的，所以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3·19”枪击案发生后，台湾声名显赫的揭弊“F4组合”成员张友骅以军事专家的身份，发出强烈质疑。
　　
　　谁主使了“3·19”？
　　
　　由于“3·19”枪击案发生在台湾正、副“总统”选举投票日的前一天，因此，即使台湾警方与检方认定开枪的嫌犯是已经自杀的陈义雄，依然引发外界对于枪击案真相的无限存疑与联想。
　　2004年3月29日，台湾警方公布的嫌犯“穿黄夹克秃头男子”陈义雄，其浮尸在运河被发现；而另外一名制枪人唐守义所制枪支的持有者黄宏仁，后来也被发现在家中饮弹自尽。死无对证。
　　在这场曾改变台湾政治格局、让岛内民众陷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漩涡的枪击案中，陈义雄这个“重大进展”，因为枪手已死、遗书已销毁、陈义雄的家属已经同意将尸体火化，凶枪也未能找出……至今疑云重重。
　　2005年8月，台南“地检署”做出了调查结果，认为“3·19”枪击案就是已经死亡的陈义雄一人所为，不过，由于陈义雄已死，因此检方以不起诉的方式结案。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台湾“高检署”依照“经验法则”认定，陈义雄为唯一凶手，行凶对象仅陈水扁一人，吕秀莲只是被波及。
　　众多存疑者中，吕秀莲呼声最高，也最为坚持。吕执著倡导，对“3·19”枪击案要“重新调查”。
　　“3·19”枪击案发生后的两个礼拜，台湾人心浮动。而随后，陈义雄家属以下跪之姿，直斥台湾警方“逼供”，呼吁“翻案”。吕秀莲总是适时地表达自己不变的期望——“希望检调可以再深入调查”……
　　“3·19”枪击案是陈水扁的砝码与软肋，却成为吕秀莲的资本与议题。
　　谁主使了“3·19”枪击案？这个追问从未停止。
　　在今年的“3·19”前夕，吕秀莲提出了“红（中国大陆）、蓝（蓝营）、绿（绿营）、黑（黑道赌盘）”4种解析，但吕排除了前3种可能，“我并不认为蓝营会做这事，同时陈水扁和吕秀莲也不可能自导自演！”吕秀莲强调，“陈吕配”根本不需要借此拉抬选情，“根据我们掌握的民调——AIT（美国在台协会）的民调，证明我们并不会输，那为什么需要自导自演？”
　　吕秀莲也不认为枪击案的始作俑者是陈水扁，“如果陈水扁是针对我，就打我一枪就好了，不需要在自己的‘鲔鱼肚’上弄一个伤口”。
　　
　　吕秀莲猜测，她发现台湾选举有病态现象，台湾地方各种赌博都跟选举有关，“2·28”赌盘都赌连宋大赢，“倒是不无可能，就是说那些下赌注的人，在2·28牵手护台湾以后，觉得选情要翻转，或者制造一个事件让选举叫停，让他们没有输赢”，她将可能下手者，推至“黑道”一说。
　　此外，在新书中，吕秀莲坚持强调：枪击案的两颗子弹，是针对她本人的。吕秀莲也同时暗指，陈水扁未尽力查明真相。
　　让吕提出这个断定有一个强有力的依据是：台湾“正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副总统”候选人如果在竞选期间伤亡，则“总统”选举将如期举行，“总统”当选后3个月内要提出新“副总统”的人选，再交由“立法院”补选，“如此，是否隐含鼓励谋杀‘副总统’候选人的玄机？”
　　吕秀莲的说法，等于直接质疑，也可能是民进党内有人想当“副总统”，故而主导“3·19”枪击案。此前，陈水扁在看守所发表的新书中，直诉前“行政院长”谢长廷积极争取在2004年担任扁副手。
　　台媒称，吕秀莲的说法，似乎正暗指谢长廷“有嫌疑”。而谢长廷早就表态，将自己洗脱干净，他此前就数度表示，希望马英九就任后，能够查清楚“3·19”枪击案的真相。
　　岁月流逝，年年的“3·19”，枪击案的真相正在日趋面目模糊。
　　
　　诡谲的“巧合”
　　
　　台湾“3·19”枪击案即将届满５周年，根据台湾在线民调的统计结果，赞成应重启侦查的票数高达88%。绝大多数投票者都期望能重启侦查“3·19”枪击案，以事实真相来促进社会和解。
　　除吕秀莲将在“3·19”当天“公布案发真相”之外，在“3·19”枪击案届满５周年之时，一些诡谲的“巧合”陆续曝露。
　　首先，当年曾在枪击案发生的台南游街现场值勤的台湾“国安局”特勤中心中校陈永峻，竟然被发现在今年2月19日陈尸于阳明山竹子湖。陈永峻的自杀身亡，让“3·19”枪击案又添亡魂一缕。
　　此外，自2001年就已出任台湾“国安局长”一职的蔡朝明，因“3·19”枪击案，于2004年5月请辞下台，去年马英九就任后，蔡朝明回锅续任“国安局长”，蔡却在“3·19”枪击案发生满５周年前夕，因 “个人健康因素”这一理由，请辞并获准。
　　有人质问，在如此敏感的时间节点上，与枪击案相关人员先后“出事”，是刚好“巧合”么？
　　另一则消息称，2007年4月，正式挂牌成立的台湾特侦组（全称是“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即分案重新侦办“3·19”枪击案，特侦组已经讯问过“数十位枪击案相关人士”。
　　台湾地区现任“法务部长”王清峰表态称，“3·19”枪击案到现在依旧谜团未解，“重启调查当然是必要的”。
　　经过将近两年的调查，据称，特侦组已发现“新的疑点”，在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检方便约谈过吕秀莲，当时，吕秀莲向检方一再称，“3·19”枪击案是针对她个人来的，她不相信陈义雄一个人可以同时开两枪，而且都能打中人；特侦组也怀疑，陈义雄有可能被毒害身亡，即使骨灰经高温可能破坏毒物组织，但仍决定请法医协助勘验查明真相；同时，检方不排除在适当时机就此对陈水扁进行讯问。
　　办案人员指出，枪击案发生之后，由于社会对枪击案真相引颈期待，当时的项目小组根据遗留的两颗子弹“以弹追枪”、“以枪追人”，查出枪支持有者为陈义雄，但由于陈义雄已经死亡，台南“地检署”给予陈义雄不起诉处分。
　　特侦组多次南下过滤遗留的卷证后，决定将疑点一一厘清。不过，由于陈水扁涉贪渎案件、“洗钱案”等，这部分案情，暂时被搁置。
　　不能忽视的一个大环境是，5年前，对于“3·19”枪击案，泛蓝阵营发出了“没有真相，没有总统”的强烈诉求，言犹在耳；5年后，历经由绿转蓝的“政党轮替”，当年泛蓝的这种激烈态度，转变为主政者倡导的更为温和的政党“和解共生”，追寻“3·19”枪击案真相，显得不是那么地迫在眉睫了。
　　另外，陈水扁、吴淑珍及其家族的弊案目前正处于司法攻防战的艰难关口，对于“3·19”枪击案而言，人证、物证、事证均已多年尘封。而将主要精力投入陈水扁家族弊案的台湾特侦组，原本就人手异常紧张、办扁家弊案时更有腹背受敌之感，此时如要重启并查明“3·19”枪击案，谈何容易？
　　
　　李昌钰：“让证据来说话”
　　
　　“3·19”枪击案的众多离奇之处，至今难以解释。而著名美国华裔鉴识专家李昌钰（Henry Li）就成为每逢“3·19”，都会被媒体探问与关切的人物。
　　今年“3·19”，李昌钰在纽约表态称：台湾“3·19”枪击案仍有很多疑点，即使已过5年，许多关键当事人如陈水扁、吕秀莲及当时在现场者，至今都还健在，若台北下决心，仍能查出真相。他乐见台北重启“3·19”枪击案调查。
　　在枪击案发生整整20天后的2004年4月9日凌晨，收到上万封邮件的李昌钰接下了“3·19”枪击案这个“烫手的山芋”，抵达台湾。
　　除在美国各州及全球侦破了8000多起刑事案件外，这位小眼睛、喜欢穿着深色长风衣的“神探”也曾偵办过克林顿与白宫助理莱温斯基的绯闻案、白水案、南斯拉夫总统遇刺案等涉及政治的要案，但是，在李昌钰看来，“这些案件都没有像‘3·19’枪击案那样，给我这么大的压力”。
　　“我接这个案子并不是为了任何好处，主要是对历史交代，搞清楚：真相是什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李昌钰表示，枪击案真相将来一定会水落石出。这位江苏如皋出生、台湾长大并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的国际刑事鉴定权威也强调，他对于“3·19”枪击案，是分文未取的。
　　由于“遭受枪击”的对象是当时台湾的正、副两位“总统”，而案发时间又是在选举投票的前一天这个敏感时刻，“3·19”枪击案之后，如期举行的2004年台湾地区“总统”选举中，陈水扁最终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连任，蓝、绿阵营各执一辞、纷争不断，台湾媒体与民众对枪击案持续的追问、质疑与关注……
　　但凡种种，在李昌钰看来，都使得“3·19”枪击案“沾染了太多、太复杂的政治因素”。从事鉴识工作40多年的他不得不感叹，就连他自己“也从来没有碰到过哪个当局的正、副领导人是在同一座车、同时间被枪击的”，“为什么安全管制会如此松散？”
　　李昌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04年4月9日凌晨，他抵达台湾时，“3·19”枪击案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了，“‘3·19’枪击现场，已经没有了”，李昌钰当时就跟时任台湾“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卢仁发与“刑事警察局局长”侯友宜讨论分工，“我认为应该按照标准操作程序来操作‘3·19’枪击案。假如当天最高指挥官当机立断封锁现场，这个案件早就解决了。假如在案发后24小时内马上对台南金华路进行现场封锁，任何人不准进出，一个个过滤，一定会找到嫌凶和那支枪，找到枪手、枪支，再找动机”……但是，这些“假如”，不会再有。
　　当天上午10时整，在卢仁发与侯友宜的陪同下，李昌钰与台湾前“刑事警察局”法医室主任石台平先赴“总统府”，检视陈水扁的腹部伤口，当时，陈水扁“鲔鱼肚”上的伤口，已经结疤痊愈了。李昌钰解释，他这样做主要是要看陈水扁系皮带是不是真的这么低。因为那时有人说，陈水扁的伤口是“做出来的”。
　　然后，李昌钰一行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用另类光源扫描器勘察弹头、弹壳等证物。接着，他们到了台南，兵分几路。
　　他们抵达台南奇美医院，与奇美医院院长詹启贤及其他医护人员见面，详细询问陈、吕二人进入急诊室的医疗过程，并仔细研读陈、吕的每一张医疗照片、X光片，带走了陈、吕二人在枪击当天的医疗记录。
　　当天晚上9点至次日凌晨2点多，在台南金华路10号至14号的枪击案现场，李昌钰一行一共进行了5组弹道重建实验，他们以激光光束与人造烟雾分析枪手在“热区”的可能位置、车行速度与开枪时机的关系及枪手射击的高度。
　　次日回到台北后，李昌钰一行驱车前往吕秀莲官邸，听取吕秀莲讲述枪击案经过并检查吕的右膝伤口。吕的右膝伤口和弹头直接撞击所造成的伤口符合，“她的膝伤确是子弹所造成的撞击伤。子弹是从右前方对着吉普车射入玻璃，经驾驶及侍卫长的中间穿过，直接打到吕秀莲的右膝，穿过长裤”。
　　吕秀莲后来告诉李昌钰，她在第一时间发现时，“还以为只是被鞭炮打到了”。
　　此后，李昌钰在他的《重返“3·19”枪击现场》一书中回忆，“3·19”枪击现场未能妥善保全，“只有伤口、击发过的弹头、弹壳及陈、吕的衣服等证物，有关凶嫌的物证完全付之阙如，可用的资料真的很少”，所以，只能“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2004年8月底，李昌钰团队的鉴识报告出炉，在报告中，李昌钰提出了“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并建议侯友宜成立专案小组，找寻私枪与子弹。
　　曾侦办过辛普森杀妻案件、前白宫助理福斯特的自杀疑案等知名重大刑案的李昌钰向记者坦承，不论有心或无意，“3·19”枪击案的现场处理，“确实不足”。
　　当时有人就质疑称，陈水扁“鲔鱼肚”上的伤口是用激光刀或美工刀划的。李昌钰否认了这一说法，“因为枪伤就是枪伤”，他在弹头上，也找到些许皮肤及血迹，这些检体的DNA分析结果都证明，是陈水扁的。但李昌钰也没有排除陈水扁“自导他演”或“他导他演”的这些可能。
　　虽然，李昌钰一再表示他对“3·19”枪击案的调查没有政治立场与党派色彩，他坚持，对“3·19”枪击案必须用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方式，“不问蓝、绿，追查到底”。但台湾蓝、绿阵营各自对其调查报告的解读完全相左，蓝、绿阵营各自寻找有利的证据，互不相让。
　　2006年李昌钰在台期间，一手推动陈义雄家属翻案的民间“‘3·19’枪击案真相调查工作室”负责人张曦光曾召开记者会，对李昌钰的鉴识报告提出多项挑战，希望能和李昌钰进行专业上的对话。一度沸沸扬扬。“毫无任何鉴识能力”—— 李昌钰毫不客气地评价张曦光。
　　当时，李昌钰在台湾大学发表演讲时，也有人打着横幅示威。“当时，有500多个大学生、教授在听讲，掌声不断，我讲了2个半小时他们都不愿意我离开。媒体只报道外面有一个人拉着字条写着‘反对侯友宜’，我又不是侯友宜，这叫风马牛不相及！”李昌钰直斥。
　　“我们是调查证据的，科学家一定有本分，要让证据说话”，李昌钰的坚持，让记者印象深刻。
　　事实上，针对“3·19”枪击案，在不同场合，自认已尽力调查的李昌钰都表达过“希望不要把物证科学卷入政治，让物证来证明一切”的诉求。
　　在他看来，跟1963年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案一样，肯尼迪总统遇刺46年，美方仍然重新调查，希望还原案件真相；台湾“3·19”枪击案也会变成一个历史案件，每年均会“重新调查”。
　　李昌钰告诉记者，“3·19”枪击案是结案而非破案，如果“3·19”枪击案出现了新线索、新物证，或希望再次重开调查，他都愿意协助配合。这些新物证包括：那支向陈、吕二人分别发射出了一颗8厘米铅弹、一颗8厘米铜弹的改造式手枪，那批枪弹（经调查，一共有20颗，只发射了两颗，还剩18颗），陈义雄的遗书等等……但是，这个案件，目前看来，并没有新物证出现。
　　李昌钰多次到台湾，都曾跟台湾的“刑事警察局局长”、刑警队长讲解关于“现场保存的重要性”，“我希望他们吸取历史教训，万一以后有任何重大的案件，一定要保存案发现场的完整性”。
　　现场侦查仅此一次。对于“3·19”枪击案而言，追寻现场，为时已晚。
　　专业的判断与证据的发掘，才是最精准、最关键的。但在“3·19”枪击案中，这种“让证据来说话”声音，却一再沦落为非主流表达。
　　各方政治力量的参与，让台湾“3·19”枪击案愈加迷雾重重。“3·19”枪击案，成为信赖上空挥之不去的阴影。审视这道罗生门的人，各说各话，乐此不疲。真相迷失。翻翻滚滚在最表层的、最为喧嚣的，不过是政治与权谋。（感谢李昌钰博士提供的台湾“3·19”枪击案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