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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洁白的A4纸。
远远地，我就看见它躺在走廊尽头的地上，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透过窗子投射在地上的一片阳光，近了才知道是一张白纸，不知是谁不经意掉落在此处的。它躺在地上，有点脏，一只鞋印清晰地烙印在它的身上。我经过那里的时候，已经有无数人经过它的身边。我俯下身捡起这张白纸，轻轻地掸去灰尘，放到我的背包里。我對空无一字的白纸，历来就有一种惜爱的心情，就像一位乡下的老农，只要看见地下有散落的谷粒，便会情不自禁地弯腰拾起来一样。
纸叫竹纸。据说，家乡的造纸术是蔡伦传过来。家乡多竹，漫山遍野，那竹高入云端，粗约胳膊，是造纸的上好材料。造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春天的时候，将嫩竹砍下来，锯成一段段，放进巨大的石灰池中浸泡数月，然后在石臼中舂捣成竹浆……一道道繁琐的工序之后，便做成了一张张厚实的竹纸。用独轮土车运到湘阴县城，装上船，下湘江，过洞庭，在长江的某个石码头被搬上了另一个城市。我没有见过造纸的工序，也没有见过那种山里人制造出的竹纸。据我的远房姑父说——他家曾经是望塔硐里有名的造纸世家。竹纸不能写字，也许是祖先剽学的时候没有得到蔡伦的真传，这种竹纸只能作为女人生小孩时的“护垫”，更多的是作为祭祀时的纸钱——由专门的匠人加工成一张张冥币板钱和麻线穿起来的串钱。
纸的稀缺，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痛，尤其是可以书写的白纸。
年少的时候，家贫，读书用的本子都买不起。学校发的几个作业本，珍惜得如同过年的新衣。为了能够充分利用纸张，字写得像出洞蚂蚁一般，密密麻麻，不留丝毫空白。那时候的老师也非常同情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记得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满头银发的曹老师，曹老师看作业特别耐心，一手握笔，一手拿着放大镜，就像电影里面的扫雷英雄一样，黑色边框的放大镜在作业本上一行行扫过，时不时用红色的水笔记点什么。曹老师也像我们一样惜纸，从来不把她的评语和分数写在空白的地方。那红色的评语就写在我们的作业上，红字叠着黑字，黑字护着红字，字迹清晰，历历可见。老师用心良苦，她不想用她的文字占据我们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空白，多一行空白，便能使我们的铅笔有可以涂鸦的地方。这就像一个老农，想方设法开拓出每一寸土地，留与子孙耕耘。
因为没有纸，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是背着石板和石笔上学的。石板和石笔，对于现在40岁以下的人来说，应该是陌生的。石板是青石，厚约三分，大小和32开的书本差不多。一侧有两个绿豆大小的眼，母亲用打鞋底的细麻绳穿过两个眼，系好长短，上学的时候，挂在我们的脖子上背着去学校。山里经常下雨，山路狭窄泥泞，稍不留神摔一跤，石板便断成两截，回家少不得挨骂。石板供销社有卖，印象中仿佛是要几个鸡蛋才能换一块的。因此，上学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护着石板，生怕摔坏了。石笔也是石头做的，一条条，长约三寸。做算术，抄生字，都是用的石板石笔，石板写满了，用小嘴对着石板哈几口气，用衣袖一擦便干干净净，又可以再算再写。
到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才发几个本子。拿着新本子，欢天喜地，回到家里就向父母和姐姐炫耀，心里美得就像过年得了压岁钱似的。那时候姐姐也发了本子，女孩子心细，不喜欢张扬，新本子藏在书包的最底层。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淘气又霸道，经常和姐姐们吵架，在力气方面，姐姐们不惧我，谁都可以打赢我，我唯一可以制服姐姐的，就是寻到她们书包里面的本子，佯装要撕的样子，吓得她们立马软下来讨好求饶。
后来情况有所改善，那就是村里面办了一个水泥纸袋厂，母亲去厂里挑回一担担残破不全的牛皮纸，回到家里用糨糊在门板上将碎纸糊成一张张“大”纸，然后做成水泥袋。我们就捡一些平整的碎纸，裁成书本大小，叠在一起，用一根烧红的铁丝在纸上钻几个洞眼，用麻线扎好，就成了可以写字做算术的“本子”。只是这种本子写字不好看，细细的笔迹，过一会就洇渍成粗粗的一笔。我偏好作文，老师布置的作文，同学们两三页纸就写完了，我却写了十来页，因此作文本经常不够用，每次作文只能用这种水泥袋纸，洋洋洒洒的，一写就是一本，幸亏这本子可以自己制造，不花一分钱，放开了写，也就没有什么顾虑。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纸依然稀缺，读初中的我竟然在省级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几篇小小说，乡文化站的站长乐颠颠地跑到我家，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脱口就说：纸！我需要写文章的草稿纸！站长一愣，良久才说，我想想办法。
站长很讲信用，不几天就给我捎来一大卷纸，我打开一看，尽是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纸。站长有些歉意地说，乡里也缺纸，这是我找宣委讨来的标语纸，背面还是可以写字的。
真正拥有方格稿纸，是在我到上海的时候，80年代中期，我在南昌路的上海科协做临时工。在我卧室的隔壁，是《世界科学》杂志社，说起杂志社，其实就是在科协车库的楼顶上搭起的两间活动板房，几个编辑在一起拆信看稿。通往楼上的楼梯间，堆满了新出版的杂志和模板，一次，我意外地发现几大捆稿纸，这可是正正规规的稿纸啊，白底蓝线，四四方方的格子，每页刚好300格。我喜出望外，凭着和编辑们的熟悉，名正言顺地顺走了大概50刀稿纸，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后来我的长篇小说，就用了其中的十几刀稿纸。
儿子寒暑假之后，丢弃的作业本一大堆。在卖废品之前，我总是一本本仔细搜寻，从中找到那些还未用过的纸张，用小刀裁下来，附上封面，用订书机订成一个个本子。这种本子，儿子当然不屑一顾，我就自己留着，闲暇时想起什么好的语句，或者是看到一首好的诗歌，就用这本子顺手抄摘下来。我写文章，依然喜欢在纸上写，看着黑黑的文字在笔尖流出，仿佛觉得我的笔，就是一个仓库，纸，就是晒谷场。
此刻，我凝视着这张白纸，端坐良久，思绪像春天里袅袅升起的春雾。
责任编辑：蒋建伟
远远地，我就看见它躺在走廊尽头的地上，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透过窗子投射在地上的一片阳光，近了才知道是一张白纸，不知是谁不经意掉落在此处的。它躺在地上，有点脏，一只鞋印清晰地烙印在它的身上。我经过那里的时候，已经有无数人经过它的身边。我俯下身捡起这张白纸，轻轻地掸去灰尘，放到我的背包里。我對空无一字的白纸，历来就有一种惜爱的心情，就像一位乡下的老农，只要看见地下有散落的谷粒，便会情不自禁地弯腰拾起来一样。
纸叫竹纸。据说，家乡的造纸术是蔡伦传过来。家乡多竹，漫山遍野，那竹高入云端，粗约胳膊，是造纸的上好材料。造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春天的时候，将嫩竹砍下来，锯成一段段，放进巨大的石灰池中浸泡数月，然后在石臼中舂捣成竹浆……一道道繁琐的工序之后，便做成了一张张厚实的竹纸。用独轮土车运到湘阴县城，装上船，下湘江，过洞庭，在长江的某个石码头被搬上了另一个城市。我没有见过造纸的工序，也没有见过那种山里人制造出的竹纸。据我的远房姑父说——他家曾经是望塔硐里有名的造纸世家。竹纸不能写字，也许是祖先剽学的时候没有得到蔡伦的真传，这种竹纸只能作为女人生小孩时的“护垫”，更多的是作为祭祀时的纸钱——由专门的匠人加工成一张张冥币板钱和麻线穿起来的串钱。
纸的稀缺，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痛，尤其是可以书写的白纸。
年少的时候，家贫，读书用的本子都买不起。学校发的几个作业本，珍惜得如同过年的新衣。为了能够充分利用纸张，字写得像出洞蚂蚁一般，密密麻麻，不留丝毫空白。那时候的老师也非常同情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记得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满头银发的曹老师，曹老师看作业特别耐心，一手握笔，一手拿着放大镜，就像电影里面的扫雷英雄一样，黑色边框的放大镜在作业本上一行行扫过，时不时用红色的水笔记点什么。曹老师也像我们一样惜纸，从来不把她的评语和分数写在空白的地方。那红色的评语就写在我们的作业上，红字叠着黑字，黑字护着红字，字迹清晰，历历可见。老师用心良苦，她不想用她的文字占据我们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空白，多一行空白，便能使我们的铅笔有可以涂鸦的地方。这就像一个老农，想方设法开拓出每一寸土地，留与子孙耕耘。
因为没有纸，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是背着石板和石笔上学的。石板和石笔，对于现在40岁以下的人来说，应该是陌生的。石板是青石，厚约三分，大小和32开的书本差不多。一侧有两个绿豆大小的眼，母亲用打鞋底的细麻绳穿过两个眼，系好长短，上学的时候，挂在我们的脖子上背着去学校。山里经常下雨，山路狭窄泥泞，稍不留神摔一跤，石板便断成两截，回家少不得挨骂。石板供销社有卖，印象中仿佛是要几个鸡蛋才能换一块的。因此，上学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护着石板，生怕摔坏了。石笔也是石头做的，一条条，长约三寸。做算术，抄生字，都是用的石板石笔，石板写满了，用小嘴对着石板哈几口气，用衣袖一擦便干干净净，又可以再算再写。
到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才发几个本子。拿着新本子，欢天喜地，回到家里就向父母和姐姐炫耀，心里美得就像过年得了压岁钱似的。那时候姐姐也发了本子，女孩子心细，不喜欢张扬，新本子藏在书包的最底层。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淘气又霸道，经常和姐姐们吵架，在力气方面，姐姐们不惧我，谁都可以打赢我，我唯一可以制服姐姐的，就是寻到她们书包里面的本子，佯装要撕的样子，吓得她们立马软下来讨好求饶。
后来情况有所改善，那就是村里面办了一个水泥纸袋厂，母亲去厂里挑回一担担残破不全的牛皮纸，回到家里用糨糊在门板上将碎纸糊成一张张“大”纸，然后做成水泥袋。我们就捡一些平整的碎纸，裁成书本大小，叠在一起，用一根烧红的铁丝在纸上钻几个洞眼，用麻线扎好，就成了可以写字做算术的“本子”。只是这种本子写字不好看，细细的笔迹，过一会就洇渍成粗粗的一笔。我偏好作文，老师布置的作文，同学们两三页纸就写完了，我却写了十来页，因此作文本经常不够用，每次作文只能用这种水泥袋纸，洋洋洒洒的，一写就是一本，幸亏这本子可以自己制造，不花一分钱，放开了写，也就没有什么顾虑。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纸依然稀缺，读初中的我竟然在省级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几篇小小说，乡文化站的站长乐颠颠地跑到我家，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脱口就说：纸！我需要写文章的草稿纸！站长一愣，良久才说，我想想办法。
站长很讲信用，不几天就给我捎来一大卷纸，我打开一看，尽是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纸。站长有些歉意地说，乡里也缺纸，这是我找宣委讨来的标语纸，背面还是可以写字的。
真正拥有方格稿纸，是在我到上海的时候，80年代中期，我在南昌路的上海科协做临时工。在我卧室的隔壁，是《世界科学》杂志社，说起杂志社，其实就是在科协车库的楼顶上搭起的两间活动板房，几个编辑在一起拆信看稿。通往楼上的楼梯间，堆满了新出版的杂志和模板，一次，我意外地发现几大捆稿纸，这可是正正规规的稿纸啊，白底蓝线，四四方方的格子，每页刚好300格。我喜出望外，凭着和编辑们的熟悉，名正言顺地顺走了大概50刀稿纸，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后来我的长篇小说，就用了其中的十几刀稿纸。
儿子寒暑假之后，丢弃的作业本一大堆。在卖废品之前，我总是一本本仔细搜寻，从中找到那些还未用过的纸张，用小刀裁下来，附上封面，用订书机订成一个个本子。这种本子，儿子当然不屑一顾，我就自己留着，闲暇时想起什么好的语句，或者是看到一首好的诗歌，就用这本子顺手抄摘下来。我写文章，依然喜欢在纸上写，看着黑黑的文字在笔尖流出，仿佛觉得我的笔，就是一个仓库，纸，就是晒谷场。
此刻，我凝视着这张白纸，端坐良久，思绪像春天里袅袅升起的春雾。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