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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领导正在发生转变。信息革命正推进政治和组织的转型。上下级体系正趋向扁平化，并与灵活多变的联系网络密不可分。后工业化社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是知识型工人，他们所接受的激励机制和政治感染力与20世纪工业化时代的工人大不相同。
民意调查显示，当今人们对组织和政治权威的尊重正在下降。
领导会日益成为“女性化的领域”
谷歌的CEO说，现在的员工必须“哄着”才行；而另一位硅谷高管则说，在员工普遍接受良好教育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我不尊重员工，让他们也参与到决策中来的话，他们就会弃我而去，另谋高就”。
就连军队也要面临软实力兴起的变化。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军队的教官“减少了对学员的呵斥”，因为现代士兵更容易接受扮演“辅导员角色”的教官。要想打败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军方就必须赢得民心民意。
管理专家指出，研究发现，“参与性更强的工作方法正日益得到推广”。他们建议领导者把自己的形象树立为团队的中心，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充当等级体系的顶点。
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和组织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侧重软实力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思维定式。有人说，领导会日益成为“女性化的领域”。从性别角度研究领导问题可以发现，传统上所认为的“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就典型的性别认识来说，男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武断，重视竞争和权威，要求他人必须服从命令。女性化的领导风格则注重协作、参与和融合，旨在诱导跟随者的行为。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上述观点。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德里克·克雷默就警告说：“尽管我们近期提高了对社会智慧和软实力的认识，但却忽视了领导者在面临巨大阻力和严重懈怠的情况下推进转型所需的各种技能。”尽管有些研究指出，胁迫性行为会对组织的表现造成损害，但克雷默指出，具有长远眼光而蔑视社会约束的强权人士实际上是“良性胁迫者”，他们往往会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当前的领导问题呢？
对领导者的不信任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30年前，专家就提出：“领袖都跑到哪里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领导者问题上厚古薄今的态度。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认为现在不如从前。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们对已故领导者的评价通常要高于在世的领导者。
但是，对领导者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观察的角度有偏差使然。实际上，领导无处不在，领导者就在我们身边。人们总是想找到英雄式的领袖，就像得了英雄领袖综合征一样，但领导者实际上是在社会中广泛分布的。
如果我们对领导者要求过高，那么就会造成个人崇拜，反而会贬低社区群体的价值，削弱保持社区运作的分布式领导体系。一位加拿大专家就呼吁：“让我们消除对领导的崇拜。”
大人物和历史
多少世纪以来，历史都是作为伟人行为的记录而被书写的。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写道：“人类在世界上所取得成就的历史，说到底就是历代伟人的历史。”对这种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之争，或许卡尔·马克思给出了最佳的总结：“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诚然，亚历山大、恺撒、成吉思汗、路易十四和丘吉尔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很难说其影响到底有多大。历史是一个不完美的实验室，不可能让人控制某个变量去做实验。时间和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小布什总统时常提到的丘吉尔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但在1940年年初，丘吉尔却被普遍视为前途无望的议会后座议员。一位保守党英国首相1936年曾说：“尽管我们很高兴听他在下院发言，但却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希特勒不在1940年5月入侵法国的话，丘吉尔将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而已。但在1940年5月之后，丘吉尔却成了时代的骄子。
丘吉尔没有变，只是环境改变了。没有希特勒的入侵，丘吉尔今天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领袖。
2001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他也视丘吉尔为榜样）因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表现而一直享有较高的领导声望（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领导力的书），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前，他作为市长则毁誉参半。虽然在打击犯罪方面做得不错，但他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并不佳。
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了，但他在恐怖袭击后解读事件和安慰受惊公众的能力，特别是在总统不在场的情况下，凸显了他作为杰出领导者的形象，也给他的政治生命重新注入了活力。后来他甚至还要竞选总统。
“事变型领导者”和“事变创造型领导者”
哲学家悉尼·胡克曾提出两类不同的领导者：“事变型领导者”和“事变创造型领导者”。
事变型领导者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事件的后续发展。胡克把传说中用手指插进堤坝裂缝从而拯救国家的荷兰小男孩比作事变型领导者。但是，这件事并不难，任何小男孩用任意手指都能做，“事变创造型领导者”则不仅是因势而动这么简单，更要创造时势。这种领导者又被称为“转型领导者”，就是说他们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提出新的问题。
“好政客固然能赢得辩论，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伟人出来转变辩论的议题。”虽然撒切尔和布莱尔这两位英国首相都可谓毁誉参半，但人们却普遍认为他们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气候。
1938年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在“二战”历史上一直是“事变型领导者”，而不是“转型领导者”。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许多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与希特勒的观点接近，也可能采取与希特勒一样的行动。但1938年以后，希特勒开始发挥转型作用，其违背道义的冒险选择催生了新的历史条件，导致了数百万国人的死亡和国家的毁灭。 2001年9月11日之后，任何美国总统都会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庇护基地组织的行为有所反应，但在入侵伊拉克一事上，小布什总统则是主动为之，他开辟了一个历史的道路，不再是“事变型领导者”，而成了“转型领导者”。
我们不妨再来谈谈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许多美国人都将这一发展归因于里根总统的强硬立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流传着这样一种神话：“里根总统把苏联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实际上，里根发挥的只是事变型领导者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开辟历史的新道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原因要比这复杂得多。最重要的深层原因在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并满足信息经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
如果强硬的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没有死，里根的强硬立场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里根很幸运，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此来改善并延续苏联的统治。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让苏联不可避免的衰落加快了10年左右。此外，戈尔巴乔夫决定不采用强力来抵制苏联帝国的衰落，他（和叶利钦）也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从冷战结束的原因可以看出，里根是“事变型领导者”，而戈尔巴乔夫是“转型领导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他所期望的转型（拯救苏联）。苏联的官僚抵制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政策，戈尔巴乔夫则加大开放力度，允许公开批评，要火烧这些官僚的屁股。但是，当人们被允许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时，许多人都想逃离苏联。戈尔巴乔夫就像一个想揪掉毛衣脱线线头的人，结果没能让毛衣变好看，反倒把整件毛衣都拆了。
暗杀可被视为对领导人历史重要性的一种血腥检验方式。尤其对组织形式松散的社会运动而言，要是其先知式的领袖还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时就遭到暗杀，带来的冲击力更将凸显领袖重要性的强弱。
有时，只要消灭领袖就会摧毁一场社会运动，可有时刺杀领袖又没什么大作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杀身成仁，反倒影响更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尼日利亚军政府于1995年处死了“奥戈尼人民争取生存运动”颇有号召力的领导者肯·萨罗 维瓦（和其他8个人）后，尽管维瓦本人在国际上人脉颇广，其死后这场运动却被彻底镇压了下来。萨尔瓦多的情况则与尼日利亚不同。萨尔瓦多政府于1980年杀死了罗梅洛总主教，反而激发了国内的社会变革。我们通过认真研究发现，之所以会有上述不同结果，原因既与具体国情和运动情况相关，又与被暗杀的人物有关。
领导者对历史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且转型变革往往与变化的程度相关。胡克仅将领导者分为“事变型”和“事变创造型”，过于简单了，无法解释上述问题。
我们认识到，领导者在某些情况下影响更大，在发生危机的剧变时代更能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要想明确领导者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却往往需要好几代历史学家的努力。
认真研究美国政府变革会发现，政策改变有时是“大踏步进行的，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60年代中期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里根政府的‘1981年革命’”。显然，富兰克林·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罗纳德·里根在上述事件中作为政策经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因势利导，在政治进程中注入新的理念，催生了巨大变革。就此而言，他们都是“转型领导者”。
不过，要是我们把上述转型仅仅归因于伟人，就会“忽视事件的格局”。事件的发生会打开机遇窗口，机遇又可能稍纵即逝。许多变革机遇都可能被浪费掉。领导者以其直觉和技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这时就体现出了领导者的重要性。
爱因斯坦为什么不是领导者
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周刊编辑委员会就谁应该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出现在2000年1月的杂志封面上展开了辩论。编辑们将候选者范围缩小到几个人：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甘地和爱因斯坦。最后，他们选择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以其超凡的创造力为整个时代带来了巨大影响，但与其他候选者不同，他不是一个领导者。用《时代》周刊前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话说，爱因斯坦是个地标级的人物，但不是灯塔。他对跟随者毫不在意，他本人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也寥寥无几。他并不是个隐士，也喜欢当名人，但他拒绝出任以色列总统，也不愿担任布兰迪斯大学校长，因为他自认没有当领导者的兴趣和能力。
他毕生都在挑战权威，走自己的路，觉得要是自己成了权威那才是件讽刺的事。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人们通常把我当化石看。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坏，也和我的气质相匹配……我对自己和大众的行为并不太在意，我对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不感到羞耻，只是平心静气地顺其自然。”
当然，就突破性科学成就引导其他人后续跟进而言，爱因斯坦也是领导者，不过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一样，他对后面的跟随者并不在意。他是思想领袖，就像贝多芬是音乐领袖一样。他们写作论文，谱下乐章，改变了科学和音乐的面貌，这种引领作用与人类团体的领导大不相同。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爱因斯坦和林肯。爱因斯坦在“二战”后推进裁军和世界政府的努力本意很好，但基本无效，也没赢得什么跟随者。加里·威尔斯指出，林肯“随时了解美国公民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不同诉求之间的对立制衡”。林肯是一位大师，既能了解全国政治大趋势，又能使包含各派力量的内阁团结一致，形成由竞争对手组成的治理团队，创造最佳业绩。领导者应当了解群众：“这是领导者要花大量时间来做的工作，也说明了为什么思想家和艺术家（尽管能向他人施加影响）很难成为他人的领袖。”
此外，科学家不能根据受众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林肯在废奴问题上却能以圆滑策略行事，一小步一小步地解决问题”。
我在本书序言中已经说过，我关注的是涉及团体中权力关系的领导问题。快速查阅各种英语词典，我们看到领导者（leader）和领导（leadership）这两个词有着各式各样的定义，不过前者最常见的用法是指领导者要指导他人，对他人负责，让跟随者循之而动。领导意味着为了某个目的把人们动员起来。
在1955年的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起身给白人让座，她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此前在10月，玛丽·路易斯·史密斯就因相同的行为遭到监禁，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当地分会认为史密斯的家庭背景使其不适合作为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最佳案例。
罗莎·帕克斯在1955年12月1日没有去上班，准备好了大干一场。她曾在NAACP当地分会工作过，完全了解其行为对他人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她勇敢地拒绝实质性不公，加上她在当地社区的身份，因而颇具移情效果，这一有原则的非暴力抗争行为激发了大量跟随者。
我对领导者的定义是帮助团体创建并实现共同目标的人。共同目标非常重要。
摇滚明星波诺等名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制定团体目标并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比如援助非洲等，因此他们既是名人，也是领导者。有的名人基本可以和领导沾边。比如乐坛标志性人物麦当娜清晰表达了女权主义的理念，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情绪动员，激发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的热情，但并未实现广泛的动员”。
领导者不见得是一个人，目标可能来自整个团体，领导力量就是要指引并动员他人实现团体的目标。有些领导者拥有某个职务上的正式权威，比如总统或主席；有些领导者没有正式权威，比如罗莎·帕克斯。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尼赫鲁以国大党首领的权威身份开展领导工作，但甘地的领导基本没有正式权威。
有时，掌握正式权威职务的人又不是团体中的真正领袖：英国王室的权力小于首相；许多委员会的主席尽管主持会议，但并不能真的决定团体变革。
民意调查显示，当今人们对组织和政治权威的尊重正在下降。
领导会日益成为“女性化的领域”
谷歌的CEO说，现在的员工必须“哄着”才行；而另一位硅谷高管则说，在员工普遍接受良好教育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我不尊重员工，让他们也参与到决策中来的话，他们就会弃我而去，另谋高就”。
就连军队也要面临软实力兴起的变化。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军队的教官“减少了对学员的呵斥”，因为现代士兵更容易接受扮演“辅导员角色”的教官。要想打败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军方就必须赢得民心民意。
管理专家指出，研究发现，“参与性更强的工作方法正日益得到推广”。他们建议领导者把自己的形象树立为团队的中心，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充当等级体系的顶点。
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和组织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侧重软实力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思维定式。有人说，领导会日益成为“女性化的领域”。从性别角度研究领导问题可以发现，传统上所认为的“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就典型的性别认识来说，男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武断，重视竞争和权威，要求他人必须服从命令。女性化的领导风格则注重协作、参与和融合，旨在诱导跟随者的行为。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上述观点。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德里克·克雷默就警告说：“尽管我们近期提高了对社会智慧和软实力的认识，但却忽视了领导者在面临巨大阻力和严重懈怠的情况下推进转型所需的各种技能。”尽管有些研究指出，胁迫性行为会对组织的表现造成损害，但克雷默指出，具有长远眼光而蔑视社会约束的强权人士实际上是“良性胁迫者”，他们往往会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当前的领导问题呢？
对领导者的不信任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30年前，专家就提出：“领袖都跑到哪里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领导者问题上厚古薄今的态度。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认为现在不如从前。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们对已故领导者的评价通常要高于在世的领导者。
但是，对领导者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观察的角度有偏差使然。实际上，领导无处不在，领导者就在我们身边。人们总是想找到英雄式的领袖，就像得了英雄领袖综合征一样，但领导者实际上是在社会中广泛分布的。
如果我们对领导者要求过高，那么就会造成个人崇拜，反而会贬低社区群体的价值，削弱保持社区运作的分布式领导体系。一位加拿大专家就呼吁：“让我们消除对领导的崇拜。”
大人物和历史
多少世纪以来，历史都是作为伟人行为的记录而被书写的。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写道：“人类在世界上所取得成就的历史，说到底就是历代伟人的历史。”对这种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之争，或许卡尔·马克思给出了最佳的总结：“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诚然，亚历山大、恺撒、成吉思汗、路易十四和丘吉尔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很难说其影响到底有多大。历史是一个不完美的实验室，不可能让人控制某个变量去做实验。时间和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小布什总统时常提到的丘吉尔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但在1940年年初，丘吉尔却被普遍视为前途无望的议会后座议员。一位保守党英国首相1936年曾说：“尽管我们很高兴听他在下院发言，但却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希特勒不在1940年5月入侵法国的话，丘吉尔将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而已。但在1940年5月之后，丘吉尔却成了时代的骄子。
丘吉尔没有变，只是环境改变了。没有希特勒的入侵，丘吉尔今天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领袖。
2001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他也视丘吉尔为榜样）因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表现而一直享有较高的领导声望（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领导力的书），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前，他作为市长则毁誉参半。虽然在打击犯罪方面做得不错，但他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并不佳。
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了，但他在恐怖袭击后解读事件和安慰受惊公众的能力，特别是在总统不在场的情况下，凸显了他作为杰出领导者的形象，也给他的政治生命重新注入了活力。后来他甚至还要竞选总统。
“事变型领导者”和“事变创造型领导者”
哲学家悉尼·胡克曾提出两类不同的领导者：“事变型领导者”和“事变创造型领导者”。
事变型领导者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事件的后续发展。胡克把传说中用手指插进堤坝裂缝从而拯救国家的荷兰小男孩比作事变型领导者。但是，这件事并不难，任何小男孩用任意手指都能做，“事变创造型领导者”则不仅是因势而动这么简单，更要创造时势。这种领导者又被称为“转型领导者”，就是说他们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提出新的问题。
“好政客固然能赢得辩论，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伟人出来转变辩论的议题。”虽然撒切尔和布莱尔这两位英国首相都可谓毁誉参半，但人们却普遍认为他们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气候。
1938年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在“二战”历史上一直是“事变型领导者”，而不是“转型领导者”。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许多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与希特勒的观点接近，也可能采取与希特勒一样的行动。但1938年以后，希特勒开始发挥转型作用，其违背道义的冒险选择催生了新的历史条件，导致了数百万国人的死亡和国家的毁灭。 2001年9月11日之后，任何美国总统都会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庇护基地组织的行为有所反应，但在入侵伊拉克一事上，小布什总统则是主动为之，他开辟了一个历史的道路，不再是“事变型领导者”，而成了“转型领导者”。
我们不妨再来谈谈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许多美国人都将这一发展归因于里根总统的强硬立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流传着这样一种神话：“里根总统把苏联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实际上，里根发挥的只是事变型领导者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开辟历史的新道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原因要比这复杂得多。最重要的深层原因在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并满足信息经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
如果强硬的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没有死，里根的强硬立场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里根很幸运，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此来改善并延续苏联的统治。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让苏联不可避免的衰落加快了10年左右。此外，戈尔巴乔夫决定不采用强力来抵制苏联帝国的衰落，他（和叶利钦）也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从冷战结束的原因可以看出，里根是“事变型领导者”，而戈尔巴乔夫是“转型领导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他所期望的转型（拯救苏联）。苏联的官僚抵制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政策，戈尔巴乔夫则加大开放力度，允许公开批评，要火烧这些官僚的屁股。但是，当人们被允许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时，许多人都想逃离苏联。戈尔巴乔夫就像一个想揪掉毛衣脱线线头的人，结果没能让毛衣变好看，反倒把整件毛衣都拆了。
暗杀可被视为对领导人历史重要性的一种血腥检验方式。尤其对组织形式松散的社会运动而言，要是其先知式的领袖还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时就遭到暗杀，带来的冲击力更将凸显领袖重要性的强弱。
有时，只要消灭领袖就会摧毁一场社会运动，可有时刺杀领袖又没什么大作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杀身成仁，反倒影响更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尼日利亚军政府于1995年处死了“奥戈尼人民争取生存运动”颇有号召力的领导者肯·萨罗 维瓦（和其他8个人）后，尽管维瓦本人在国际上人脉颇广，其死后这场运动却被彻底镇压了下来。萨尔瓦多的情况则与尼日利亚不同。萨尔瓦多政府于1980年杀死了罗梅洛总主教，反而激发了国内的社会变革。我们通过认真研究发现，之所以会有上述不同结果，原因既与具体国情和运动情况相关，又与被暗杀的人物有关。
领导者对历史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且转型变革往往与变化的程度相关。胡克仅将领导者分为“事变型”和“事变创造型”，过于简单了，无法解释上述问题。
我们认识到，领导者在某些情况下影响更大，在发生危机的剧变时代更能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要想明确领导者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却往往需要好几代历史学家的努力。
认真研究美国政府变革会发现，政策改变有时是“大踏步进行的，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60年代中期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里根政府的‘1981年革命’”。显然，富兰克林·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罗纳德·里根在上述事件中作为政策经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因势利导，在政治进程中注入新的理念，催生了巨大变革。就此而言，他们都是“转型领导者”。
不过，要是我们把上述转型仅仅归因于伟人，就会“忽视事件的格局”。事件的发生会打开机遇窗口，机遇又可能稍纵即逝。许多变革机遇都可能被浪费掉。领导者以其直觉和技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这时就体现出了领导者的重要性。
爱因斯坦为什么不是领导者
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周刊编辑委员会就谁应该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出现在2000年1月的杂志封面上展开了辩论。编辑们将候选者范围缩小到几个人：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甘地和爱因斯坦。最后，他们选择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以其超凡的创造力为整个时代带来了巨大影响，但与其他候选者不同，他不是一个领导者。用《时代》周刊前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话说，爱因斯坦是个地标级的人物，但不是灯塔。他对跟随者毫不在意，他本人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也寥寥无几。他并不是个隐士，也喜欢当名人，但他拒绝出任以色列总统，也不愿担任布兰迪斯大学校长，因为他自认没有当领导者的兴趣和能力。
他毕生都在挑战权威，走自己的路，觉得要是自己成了权威那才是件讽刺的事。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人们通常把我当化石看。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坏，也和我的气质相匹配……我对自己和大众的行为并不太在意，我对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不感到羞耻，只是平心静气地顺其自然。”
当然，就突破性科学成就引导其他人后续跟进而言，爱因斯坦也是领导者，不过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一样，他对后面的跟随者并不在意。他是思想领袖，就像贝多芬是音乐领袖一样。他们写作论文，谱下乐章，改变了科学和音乐的面貌，这种引领作用与人类团体的领导大不相同。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爱因斯坦和林肯。爱因斯坦在“二战”后推进裁军和世界政府的努力本意很好，但基本无效，也没赢得什么跟随者。加里·威尔斯指出，林肯“随时了解美国公民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不同诉求之间的对立制衡”。林肯是一位大师，既能了解全国政治大趋势，又能使包含各派力量的内阁团结一致，形成由竞争对手组成的治理团队，创造最佳业绩。领导者应当了解群众：“这是领导者要花大量时间来做的工作，也说明了为什么思想家和艺术家（尽管能向他人施加影响）很难成为他人的领袖。”
此外，科学家不能根据受众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林肯在废奴问题上却能以圆滑策略行事，一小步一小步地解决问题”。
我在本书序言中已经说过，我关注的是涉及团体中权力关系的领导问题。快速查阅各种英语词典，我们看到领导者（leader）和领导（leadership）这两个词有着各式各样的定义，不过前者最常见的用法是指领导者要指导他人，对他人负责，让跟随者循之而动。领导意味着为了某个目的把人们动员起来。
在1955年的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起身给白人让座，她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此前在10月，玛丽·路易斯·史密斯就因相同的行为遭到监禁，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当地分会认为史密斯的家庭背景使其不适合作为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最佳案例。
罗莎·帕克斯在1955年12月1日没有去上班，准备好了大干一场。她曾在NAACP当地分会工作过，完全了解其行为对他人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她勇敢地拒绝实质性不公，加上她在当地社区的身份，因而颇具移情效果，这一有原则的非暴力抗争行为激发了大量跟随者。
我对领导者的定义是帮助团体创建并实现共同目标的人。共同目标非常重要。
摇滚明星波诺等名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制定团体目标并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比如援助非洲等，因此他们既是名人，也是领导者。有的名人基本可以和领导沾边。比如乐坛标志性人物麦当娜清晰表达了女权主义的理念，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情绪动员，激发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的热情，但并未实现广泛的动员”。
领导者不见得是一个人，目标可能来自整个团体，领导力量就是要指引并动员他人实现团体的目标。有些领导者拥有某个职务上的正式权威，比如总统或主席；有些领导者没有正式权威，比如罗莎·帕克斯。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尼赫鲁以国大党首领的权威身份开展领导工作，但甘地的领导基本没有正式权威。
有时，掌握正式权威职务的人又不是团体中的真正领袖：英国王室的权力小于首相；许多委员会的主席尽管主持会议，但并不能真的决定团体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