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浙江海宁袁花镇查氏，是当地世家望族，代代书香，是明清以来绵延数百载的“文宦人家”。查氏先祖查慎行，中过进士，曾担任过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颇受康熙帝的青睐。故在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亲笔御题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并赐以“澹远堂”、“敬业堂”、“嘉瑞堂”等匾额。
查氏自明朝第七代起，载入明清两朝历史的著名文人、学者除查慎行外，还有查伊璜、查秉彝、查继佐等等；到当代，查氏家族又添辉煌，出了两位在文坛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查良铮、查良镛，即穆旦与金庸，这对同族叔伯兄弟的文名可说是超过了他们的祖辈。
这里要写的是现代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
一
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跟当代香港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是同族、同宗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查良铮为现代诗歌第一人。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将查良铮（穆旦）列在首位。
查良铮1918年出生于天津，祖父虽为清末官僚，但到其父亲这一代时，家道已经没落。其父始终是个小职员，家中清贫以至于常典卖旧物。母亲虽是一位家庭妇女，但却知书识礼，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好读书，奋发向上。查良铮5岁入天津北马路城隍庙小学读书，很早便显出过人的聪慧，6岁读二年级时的作文《不是这样的讲》就被发表在邓颖超等人当时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上。
查良铮自小救亡意识就非常强烈，读小学时就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都不吃，还要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这个孩子是激进的“小赤色分子”，不得不让他三分。
11岁时，查良铮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入学后，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写诗。当时日寇入侵，平津首当其冲，查良铮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中学时代，查良铮就对鲁迅先生非常崇拜。“有一分光，发一分热”，鲁迅这句话成了查良铮最喜欢的格言。他积极为校刊《南开高中学生》撰稿，仅1933至1934年，就发表论文4篇、新诗8首，大部分署名“良铮”或“查良铮”。16岁时，查良铮首次以笔名“穆旦”发表随笔《梦》，他将“查”姓上下拆分成“木旦”，“木”与“穆”谐音，故而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笔名。查良铮的堂弟查良镛后来也将其名字中的“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这早已为世人所知了。但查良镛取笔名“金庸”之灵感，是受其堂兄查良铮所影响而模仿其兄所为却鲜为人知。
“穆旦”，意味着追求光明，在之后的中国诗歌史上，这个名字果真闪现出灿烂的光辉——他终成为中国现代诗派的杰出先驱和著名诗歌翻译家。
1935年，17岁的查良铮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查良铮在清华园名师教诲之下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那时候他已在新诗坛上崭露头角，人们常常在《清华周刊》、《北平文学》上看到他才华横溢的诗篇。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查良铮作为护校队队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中，由近300名联大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曾昭抡、闻一多、黄钰生、李继侗等著名教授带领下，由长沙徒步去昆明，沿途了解当地民俗风情，做社会调查。旅行团行程历时69天，跨越湘滇黔3省，行程3500公里。查良铮也是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之一，他带了一本小型的《英汉词典》，每日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上面的单词及例句，背熟了，就把那几页书扔掉。到达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而他却记住了大量词汇，赢得同学们钦佩。
同年，查良铮以“穆旦”为笔名，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连续发表《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穆旦一举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
1939年开始，查良铮系统地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创作方法发生转变，并日趋成熟。
1940年，查良铮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
二
1942年2月，查良铮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之志，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呼吁，投笔从戎，以大学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麾下，作为一名中校随军翻译官赶赴缅甸抗日战场。
以“儒将”著称的杜聿明，对查良铮这个青年诗人极为欣赏，在戎马倥偬中稍有片刻闲暇便和他谈诗论文，杜聿明对查良铮曾有过很高的评价。
1942年夏季，查良铮亲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中国远征军在和日军激战之后开始大撤退，在胡康河谷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穿山越岭数月，将士大批倒毙。查良铮与部队失散后，他的马倒了地，勤务兵先伤后亡，他只得单身抱病前行。他的腿肿了，并罹患致命性的疟疾，忽而大汗淋漓，忽而浑身抖得如同“筛糠”一般，眼前、耳中不断出现可怕的幻视、幻听。更要命的是，时刻皆要防备被蚂蟥和大得如小麻雀似的可怕的大毒蚊子叮咬，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长达8日，饿了就吃些热带浆果，渴了就喝树叶上聚集的雨水。这个24岁的年轻军人，凭着难以想象的生命意志，顽强地活了下来。在失踪5个月之后，硬是拖着濒临死亡的沉重的身躯，一步一步地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终于在九死一生之后抵达印度。抵达印度之后，查良铮又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1945年9月，他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中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和相关诗作《阻滞的路》、《活下去》。查良铮这些诗作，直面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永恒矛盾，他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的‘海明威’”。 三
查良铮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1945）、《旗》3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诗歌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1941年12月查良铮所作的《赞美》一诗，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语文教科书。
1945年，查良铮创办沈阳《新报》并任主编。1947年，查良铮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
“九叶诗派”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成员有9位，他们是穆旦、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杭约赫。这9位诗人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特色的诗派。作为中国的诗歌流派，它同样与中国诗歌传统保持密切联系。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9位诗人的选集《九叶集》，之后，人们便称他们为“九叶诗派”。目前，“九叶诗派”的9位诗人还健在的只剩2位，一位是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的郑敏，另一位是现在移居美国的袁可嘉。
1949年8月，查良铮自费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
1949年12月，查良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正在该州一所大学生物系留学的周与良结婚。
1952年6月，查良铮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留学期间，祖国解放后激动人心的变化时刻牵动着查良铮，一种渴望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热切心情在他的心中涌动。当时的自费留学生生活非常艰苦，他必须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和学业，为了少占用学习时间、多挣钱，他选择了深夜为邮政局送邮包的重体力活。每夜，当他浑身酸痛、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写诗成了他惟一的休息和精神享受，他笔耕不辍，常有诗作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渐渐地，他在美国也小有名气了。当时，著名诗人赫伯特编选的《世界名诗库》中就收录了他的诗《饥饿的中国》和《诗八首》（节选）。《世界名诗库》中仅有两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入选，另一位就是名耀诗坛的何其芳。
1952年，查良铮和妻子周与良拒绝了台湾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决心返回祖国。查良铮很有感慨地对朋友说：“美国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国再穷，也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啊，我们不能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朋友看到他要回中国大陆的那种执拗劲头，还以为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呢。周与良笑着解释道：“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
当时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拿的还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又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不批准他们回大陆。他们便四处奔波，托人疏通，好不容易才获得批准返到香港。
四
1953年初，查良铮夫妇终于辗转回到天津。当时，查良铮的岳父、著名实业家周叔弢是天津市的副市长，查良铮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面对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和翻译方面的学术空白，查良铮立刻投入到教学和翻译工作中。他一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顾不上吃饭就以花生代之，顾不上睡觉就凑合打个盹儿，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尽管回国后的物质生活是简朴的，但查良铮还是感受到了在国外所没有的那种快乐——南开需要他，学生需要他，中国的文学事业需要他！
查良铮在那段时间的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等，以及英国诗人雪莱和拜伦的诗集。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普希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查良铮所翻译的。他还译有大量文艺理论著作，如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和《别林斯基论文学》，这些译著在文学界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1958年，查良铮因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军官，在“肃反”中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发配到图书馆受监督劳动。他每日总要比别人早上班半小时，“自愿”打扫厕所，然后整理图书、抄录索引。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依然坚持着翻译国外文学作品，在恶劣的环境和抑郁的心境下，他热爱的文学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据南开大学原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承柏回忆：“1962年，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当时美国史研究需要翻译人员，我从图书馆把查先生请到历史系帮忙。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查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知识，查先生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好，我们有问题请教，他总是耐心解答，从不摆长者的架子。可惜，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没能请他给我们多讲一些诗歌创作。”
被划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每当假日，查良铮随妻子周与良去看望岳父周叔弢时，周家的其他儿女也回来与父母团聚。周家兄弟姐妹10人中有6个是中共党员、2个是民主党派成员，当大家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查良铮显得非常尴尬，常常向隅而坐，落落寡欢。
五
1966年“文革”开始后，查良铮被抄家、批斗，最后全家被“扫地出门”——遣送到农场接受改造。
1968年，查良铮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妻子周与良也因是“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可查良铮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对从美国回来的后悔情绪，也没有动摇过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当他的妻子受到株连时，他总是劝她要相信我们的国家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以后会好起来的。
到了1972年，这时，“文革”初期的那种暴风骤雨般的狂潮开始冷却了。从1970年开始，南开大学也和其他各大学一样，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关闭了几年的图书馆又开门了，查良铮这才得以从农场被召回南开大学，仍在图书馆受监督劳动。在工作之余，他继续埋头于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当时，像他这类人的译著根本没有出版的可能，但他却一如既往地置荣辱于度外，视谗佞如粪土，长夜孤灯，潜心译述。
他总是抱着“人活着总要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的人生态度，在残酷的现实中顽强地生活着，默默地工作着，“虽九死其犹未悔”。
查良铮在晚年翻译的一本儿童文学《罗宾汉传奇》有点偶然性。《罗宾汉传奇》有两点引人注意：一是这是英国妇孺皆知的绿林好汉罗宾汉的老故事，用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叙说；二是这个译本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所译的第25本译著，也是最后一本译著。
查良铮是为帮助其女儿（当时初中刚毕业）学习英语而翻译此书的。那是1974年，查良铮仍在接受管制劳动，其爱女小瑗被分配到天津第十三塑料厂当工人，他辅导她业余学习英语，希望女儿日后或许能做个翻译。最初，他以《林肯传》作教材，后来又随手翻译这本罗宾汉故事作为辅导材料。遗憾的是，他只译了全书26章的前16章，后因忙于别的事而搁下译笔。
1976年7月，查良铮因摔倒而引起右腿股骨、颈骨折断。当时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天津，在防震棚中他不顾巨大的压力与怆痛，仍坚持继续从事普希金诗翻译和诗歌创作。家人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据说这是查良铮经常对人对己说的一句话。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他似乎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已不多了，必须要像百米冲刺那样去译着、写着。他将所有译著的稿本与注释归并到一个帆布提箱中，交付最小的女儿保存，并嘱咐女儿：“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7年2月26日，正是农历春节期间，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查良铮于凌晨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他挚爱着的祖国和文学事业，享年59岁。病逝前，他在《冥想》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81年，查良铮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南开大学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查良铮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近年来，查良铮和他的诗日益受到文学界和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穆旦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查良铮也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雅士一样，赢得了煌煌身后名。这颗被历史的浓云所遮蔽、过早陨落的诗界巨星，终于又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
查氏自明朝第七代起，载入明清两朝历史的著名文人、学者除查慎行外，还有查伊璜、查秉彝、查继佐等等；到当代，查氏家族又添辉煌，出了两位在文坛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查良铮、查良镛，即穆旦与金庸，这对同族叔伯兄弟的文名可说是超过了他们的祖辈。
这里要写的是现代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
一
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跟当代香港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是同族、同宗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查良铮为现代诗歌第一人。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将查良铮（穆旦）列在首位。
查良铮1918年出生于天津，祖父虽为清末官僚，但到其父亲这一代时，家道已经没落。其父始终是个小职员，家中清贫以至于常典卖旧物。母亲虽是一位家庭妇女，但却知书识礼，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好读书，奋发向上。查良铮5岁入天津北马路城隍庙小学读书，很早便显出过人的聪慧，6岁读二年级时的作文《不是这样的讲》就被发表在邓颖超等人当时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上。
查良铮自小救亡意识就非常强烈，读小学时就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都不吃，还要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这个孩子是激进的“小赤色分子”，不得不让他三分。
11岁时，查良铮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中学。入学后，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写诗。当时日寇入侵，平津首当其冲，查良铮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中学时代，查良铮就对鲁迅先生非常崇拜。“有一分光，发一分热”，鲁迅这句话成了查良铮最喜欢的格言。他积极为校刊《南开高中学生》撰稿，仅1933至1934年，就发表论文4篇、新诗8首，大部分署名“良铮”或“查良铮”。16岁时，查良铮首次以笔名“穆旦”发表随笔《梦》，他将“查”姓上下拆分成“木旦”，“木”与“穆”谐音，故而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笔名。查良铮的堂弟查良镛后来也将其名字中的“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这早已为世人所知了。但查良镛取笔名“金庸”之灵感，是受其堂兄查良铮所影响而模仿其兄所为却鲜为人知。
“穆旦”，意味着追求光明，在之后的中国诗歌史上，这个名字果真闪现出灿烂的光辉——他终成为中国现代诗派的杰出先驱和著名诗歌翻译家。
1935年，17岁的查良铮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查良铮在清华园名师教诲之下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那时候他已在新诗坛上崭露头角，人们常常在《清华周刊》、《北平文学》上看到他才华横溢的诗篇。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查良铮作为护校队队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中，由近300名联大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在曾昭抡、闻一多、黄钰生、李继侗等著名教授带领下，由长沙徒步去昆明，沿途了解当地民俗风情，做社会调查。旅行团行程历时69天，跨越湘滇黔3省，行程3500公里。查良铮也是湘黔滇旅行团成员之一，他带了一本小型的《英汉词典》，每日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上面的单词及例句，背熟了，就把那几页书扔掉。到达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而他却记住了大量词汇，赢得同学们钦佩。
同年，查良铮以“穆旦”为笔名，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连续发表《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穆旦一举成为有名的青年诗人。
1939年开始，查良铮系统地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创作方法发生转变，并日趋成熟。
1940年，查良铮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留校担任助教。
二
1942年2月，查良铮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之志，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呼吁，投笔从戎，以大学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麾下，作为一名中校随军翻译官赶赴缅甸抗日战场。
以“儒将”著称的杜聿明，对查良铮这个青年诗人极为欣赏，在戎马倥偬中稍有片刻闲暇便和他谈诗论文，杜聿明对查良铮曾有过很高的评价。
1942年夏季，查良铮亲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中国远征军在和日军激战之后开始大撤退，在胡康河谷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中穿山越岭数月，将士大批倒毙。查良铮与部队失散后，他的马倒了地，勤务兵先伤后亡，他只得单身抱病前行。他的腿肿了，并罹患致命性的疟疾，忽而大汗淋漓，忽而浑身抖得如同“筛糠”一般，眼前、耳中不断出现可怕的幻视、幻听。更要命的是，时刻皆要防备被蚂蟥和大得如小麻雀似的可怕的大毒蚊子叮咬，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长达8日，饿了就吃些热带浆果，渴了就喝树叶上聚集的雨水。这个24岁的年轻军人，凭着难以想象的生命意志，顽强地活了下来。在失踪5个月之后，硬是拖着濒临死亡的沉重的身躯，一步一步地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终于在九死一生之后抵达印度。抵达印度之后，查良铮又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1945年9月，他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创作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中著名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和相关诗作《阻滞的路》、《活下去》。查良铮这些诗作，直面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永恒矛盾，他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史上的‘海明威’”。 三
查良铮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1945）、《旗》3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诗歌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1941年12月查良铮所作的《赞美》一诗，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语文教科书。
1945年，查良铮创办沈阳《新报》并任主编。1947年，查良铮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
“九叶诗派”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成员有9位，他们是穆旦、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杜运燮、袁可嘉、郑敏、杭约赫。这9位诗人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一个以现代主义为特色的诗派。作为中国的诗歌流派，它同样与中国诗歌传统保持密切联系。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9位诗人的选集《九叶集》，之后，人们便称他们为“九叶诗派”。目前，“九叶诗派”的9位诗人还健在的只剩2位，一位是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的郑敏，另一位是现在移居美国的袁可嘉。
1949年8月，查良铮自费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
1949年12月，查良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正在该州一所大学生物系留学的周与良结婚。
1952年6月，查良铮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留学期间，祖国解放后激动人心的变化时刻牵动着查良铮，一种渴望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热切心情在他的心中涌动。当时的自费留学生生活非常艰苦，他必须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和学业，为了少占用学习时间、多挣钱，他选择了深夜为邮政局送邮包的重体力活。每夜，当他浑身酸痛、精疲力竭地回到宿舍，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写诗成了他惟一的休息和精神享受，他笔耕不辍，常有诗作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渐渐地，他在美国也小有名气了。当时，著名诗人赫伯特编选的《世界名诗库》中就收录了他的诗《饥饿的中国》和《诗八首》（节选）。《世界名诗库》中仅有两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入选，另一位就是名耀诗坛的何其芳。
1952年，查良铮和妻子周与良拒绝了台湾和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决心返回祖国。查良铮很有感慨地对朋友说：“美国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中国再穷，也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啊，我们不能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朋友看到他要回中国大陆的那种执拗劲头，还以为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呢。周与良笑着解释道：“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
当时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拿的还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又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不批准他们回大陆。他们便四处奔波，托人疏通，好不容易才获得批准返到香港。
四
1953年初，查良铮夫妇终于辗转回到天津。当时，查良铮的岳父、著名实业家周叔弢是天津市的副市长，查良铮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面对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和翻译方面的学术空白，查良铮立刻投入到教学和翻译工作中。他一工作起来就废寝忘食，顾不上吃饭就以花生代之，顾不上睡觉就凑合打个盹儿，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尽管回国后的物质生活是简朴的，但查良铮还是感受到了在国外所没有的那种快乐——南开需要他，学生需要他，中国的文学事业需要他！
查良铮在那段时间的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普希金抒情诗集》、《普希金抒情诗二集》等，以及英国诗人雪莱和拜伦的诗集。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普希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查良铮所翻译的。他还译有大量文艺理论著作，如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和《别林斯基论文学》，这些译著在文学界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快乐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
1958年，查良铮因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军官，在“肃反”中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发配到图书馆受监督劳动。他每日总要比别人早上班半小时，“自愿”打扫厕所，然后整理图书、抄录索引。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依然坚持着翻译国外文学作品，在恶劣的环境和抑郁的心境下，他热爱的文学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据南开大学原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承柏回忆：“1962年，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当时美国史研究需要翻译人员，我从图书馆把查先生请到历史系帮忙。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查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知识，查先生对我们年轻人特别好，我们有问题请教，他总是耐心解答，从不摆长者的架子。可惜，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没能请他给我们多讲一些诗歌创作。”
被划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每当假日，查良铮随妻子周与良去看望岳父周叔弢时，周家的其他儿女也回来与父母团聚。周家兄弟姐妹10人中有6个是中共党员、2个是民主党派成员，当大家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查良铮显得非常尴尬，常常向隅而坐，落落寡欢。
五
1966年“文革”开始后，查良铮被抄家、批斗，最后全家被“扫地出门”——遣送到农场接受改造。
1968年，查良铮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妻子周与良也因是“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可查良铮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对从美国回来的后悔情绪，也没有动摇过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当他的妻子受到株连时，他总是劝她要相信我们的国家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以后会好起来的。
到了1972年，这时，“文革”初期的那种暴风骤雨般的狂潮开始冷却了。从1970年开始，南开大学也和其他各大学一样，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关闭了几年的图书馆又开门了，查良铮这才得以从农场被召回南开大学，仍在图书馆受监督劳动。在工作之余，他继续埋头于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当时，像他这类人的译著根本没有出版的可能，但他却一如既往地置荣辱于度外，视谗佞如粪土，长夜孤灯，潜心译述。
他总是抱着“人活着总要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的人生态度，在残酷的现实中顽强地生活着，默默地工作着，“虽九死其犹未悔”。
查良铮在晚年翻译的一本儿童文学《罗宾汉传奇》有点偶然性。《罗宾汉传奇》有两点引人注意：一是这是英国妇孺皆知的绿林好汉罗宾汉的老故事，用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叙说；二是这个译本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所译的第25本译著，也是最后一本译著。
查良铮是为帮助其女儿（当时初中刚毕业）学习英语而翻译此书的。那是1974年，查良铮仍在接受管制劳动，其爱女小瑗被分配到天津第十三塑料厂当工人，他辅导她业余学习英语，希望女儿日后或许能做个翻译。最初，他以《林肯传》作教材，后来又随手翻译这本罗宾汉故事作为辅导材料。遗憾的是，他只译了全书26章的前16章，后因忙于别的事而搁下译笔。
1976年7月，查良铮因摔倒而引起右腿股骨、颈骨折断。当时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天津，在防震棚中他不顾巨大的压力与怆痛，仍坚持继续从事普希金诗翻译和诗歌创作。家人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据说这是查良铮经常对人对己说的一句话。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他似乎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已不多了，必须要像百米冲刺那样去译着、写着。他将所有译著的稿本与注释归并到一个帆布提箱中，交付最小的女儿保存，并嘱咐女儿：“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
1977年2月26日，正是农历春节期间，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查良铮于凌晨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他挚爱着的祖国和文学事业，享年59岁。病逝前，他在《冥想》的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81年，查良铮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南开大学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查良铮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近年来，查良铮和他的诗日益受到文学界和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穆旦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查良铮也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雅士一样，赢得了煌煌身后名。这颗被历史的浓云所遮蔽、过早陨落的诗界巨星，终于又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