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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启宇：四川成都人，曾长期在云南工作。1978年任云南大学副教授，后由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退休后一度出任《香港商报》董事
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正好50年。在此期间，经历了几次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我没有深入地研究，只能结合亲身经历谈一谈我所经历的历次“思想解放”。
在没有“减肥瘦身”行业的年代
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其实是在强权高压之下破除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提出过一次所谓的“思想解放”，是在1958年。
当时，毛主席提出，“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全国层层贯彻。至于破除什么样的迷信，解放什么样的思想，大家都没有思考和讨论的余地，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办。
于是出现了很多离奇而又痛心的事，如今年纪在70岁以上的人想必还记得。比如，要破除对农学家和科技人员的迷信，种小麦深耕要挖地三尺，连生土都翻起来；播种几千斤，最后的收成不及播下去的种子。又比如，当年报道亩产水稻5万斤以上的高产“卫星”比比皆是，报纸上居然有新闻照片显示稻谷生长良好，好到小孩可以稳稳当当坐在水稻叶子上，掉不下去。
1958年毛主席号召全国大炼钢铁，我正调到云南省耿马县钢铁铜指挥部当秘书，处理统计数据是工作之一。耿马县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竭两个公社之全力，砍光了两座山上高大的麻栎树和松树，烧成木炭，用人拉风箱吹土炉的原始办法，在品位高的矿石中炼出了两吨多能敲出当当响声的红铜条。但我们却被视为迷信工程技术、放不出卫星的落后单位。全地区8个县就我们县挨批，县委书记王道传同志死活想不通。
后来我知道，有的县动员了上万人却根本没有炼出什么像样的钢铁铜，有的只炼出了一点黑糊糊的“冰铜”，可是他们都“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上报了比我们县多几倍、几十倍的战果。我忽然明白，必须照此办理，把假话大话和胡编乱造的数字按照上面的意图报上去，我们县再也不受批评。
中国新闻界在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的浪潮中，既奉命承办，又推波助澜。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严肃认真地坐在办公室里编写假新闻，制造假的新闻照片。虽然此举在改革开放以后大有改观，但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清除了编写假新闻、制造假照片的不良传统。
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其实是在强权高压之下破除科学。不听从、不照办的，就用“拔白旗，插红旗”“辩论‘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名义来批斗你、整你、处分你，甚至镇压你，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好处，后果很严重。农业上虚假的增产使中国人遭受了很大的痛苦，特别是承担着粮食统购任务的许多贫苦农民。
去年读书，读到已故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的《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其中第42页说，“在1958年至1960年的3年中，(云南新平)非正常死亡竟达1.22万人，占1959年末全县农业人口10.45万人的11.67%。”普朝柱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去新平县任县委书记的。
当时全国城乡，不可能出现“减肥瘦身”这个行业。人们见面后通常的话题就两个：一个是“你不错啊，最近胖了一点”，另一个是商量弄点什么东西来吃。
事实教育了我，解放思想绝对不能离开科学，绝对不能离开实事求是；没有民主和自由思想，结果只能是破除了科学，流行了迷信，根本没有解放思想。
《人民日报》的畅销
文章的吸引力不在长短，在于切合了人民的心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提出全党全国都要解放思想；而且还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认为，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
那时候人们最爱听的是什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国家几代人奋斗牺牲，前赴后继，为了什么？不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嘛！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盼呀盼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二十多年了，我们城市户口的人，一个月有25斤或27斤粮食，一斤肉;农村户口的，经过“统购”之后能留下人均300到400斤口粮的，就很不错了。农民这个口粮是原粮。假定分到手的是400斤晒干的稻谷，那么碾下来的米不过280斤。每人平均一天不到8两米。
记者同志，你可能认为太多了，一天怎么吃得下8两米？可那时候缺肉缺油缺菜缺豆腐，城市户口买糕点一人一月一斤，鱼虾是什么样子都快忘记了，随时都有饥饿感，半夜还要去排队买蜂窝煤。有一次我碰巧一天吃到两斤米的大米饭，才觉得不饿，幸福感油然而生！
1978年我从“内部”买到了一件深蓝色卡叽布中山装，珍惜得不得了，在大学讲课时才穿。学生第一次见到，觉得我很整洁。以后次次上课都是如此，也就明白了。你想，人们怎么不盼望实现现代化呀！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按照过去的要求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国家能富强，人民能幸福吗？
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不过，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旧思想的阻碍还是时时遇到。
1979年3月，有人到云南楚雄视察工作，见到当地在生产队内搞了各个作业组小段包工，于是严厉批评中共云南省委的方向路线有问题。理由是，毛主席提出农村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你们在生产队之下，又搞了个作业组包工，不就成了四级所有？你们怎么乱干？这不是明明违背毛主席的农村基本政策吗？
其实，当时的云南农民岂止要求“小段包工”。一旦中央同意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他们欢天喜地，马上都改了。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发文正式废除，他们都不要了。全国几亿农民拥护解放思想，拥护改革。不用四五年时光，历朝历代“以农立国”的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悲惨状况，就一去不复返了。
1983年我被调进云南省委宣传部，头一件事情就是叫我去解决老百姓买不到《人民日报》的问题。那时候零售报纸只在邮局，我去察看，到处排长队。我赶快找云南日报社商量增加代印《人民日报》的数量，增加零售点，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们不是常常说人们不愿意看大块文章吗？那时候《人民日报》上经常都有大块文章，人们反而争着看。文章的吸引力不在长短。因为《人民日报》讲解放思想、讲拨乱反正、讲改革开放，切合了人民的心愿。
我是个后知后觉者，我也逐渐理解到，这次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把全国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对毛主席的迷信转变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没有这个解放，没有这个转变，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变为初步温饱的、商品供应充足的中国。
突破姓“社”姓“资”
“资产阶级的报纸原文照登共产党的文章，有什么不好？！《纽约时报》要登，我们也让它登。”
接下来那次大张旗鼓地解放思想，是1992年及其后。
1990年我调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一来就感到广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是比较解放的。但是每前进一步，困难仍然很多。
第二年的3月，我曾列席旁听了广东省委几次讨论，主题是要不要把珠江三角洲许多名为乡镇企业、实为私营企业的红帽子摘掉。有人主张如果叫镇办企业就必须是真正的集体经济，不能由私人掌握。如果是私营企业，就叫私营企业，该怎么管就怎么管。
省委的意见是这些企业争戴一顶红帽子，是因为害怕，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戴不戴，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但考虑到上下左右的原因，决定只做不说。新任的省委书记谢非对我说：“你们就不要报道了。”
以后外省开始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时，广东已经发展了6年。
1991年，广东到处都是日本东芝、松下、索尼、日立的广告，它们的商品把广东的半球、神州这些家电企业冲得一塌糊涂。我列席旁听广东省委讨论怎么办。有人主张，提高门槛，保住本土家电企业。有人说，不能这样做。省委最后决定，不要怕进口商品来冲，广东企业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经过了严酷的竞争洗礼，广东的家电企业1993年以后渐渐在本地站稳脚跟。容声冰箱、金羚洗衣机、科龙和康佳的电视、TCL都成长起来。到1996年，本地市场基本上都是广东家电的天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有人担心国内企业受冲击。而广东家电行业很自豪，因为它们老早就经受过冲击的洗礼，不但在竞争中把自家市场夺了回来，还到国际市场上去争夺市场份额。
广东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带来了广东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大发展，并且吸收了省内省外大量劳动力就业。也有人批评广东在背后暗暗搞资本主义。此前，上面的有关部门发来一个8万多字的《教育提纲》，不是着重讲发展社会生产力，讲改革开放，而是着重讲分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改革的界限，严防西方对我“分化，西化”。如果照样贯彻下去，恐怕干部群众很难接受。
接着，我直接间接地联系上海与“皇甫平”有关的同志，商量调动工作的事，又出现了意外的变数。这类复杂的情况，使我感到困惑，辛辛苦苦工作下来，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今后怎么走？
恰恰这时候，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湖北、广东、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学习了，懂得只要按照三个“有利于”去做，不必管它姓“社”姓“资”的帽子。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广东撑了腰，广东的干部思想进一步解放，高兴得不得了。深圳市委宣传部告诉我，邓小平的讲话现在没有任何报道。他们打算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几篇评论，把邓小平讲话精神传出去。我马上报告当时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浩，他表示支持。后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八篇相关的评论文章。一两天后，《南方日报》也就此发表系列评论，进一步传播了邓小平的思想。
一天晚上，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同志问：“香港报纸要转载这些评论，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不但这次可以，以后的也可以，但是要在我们刊登以后，不要同步。”当时有人担心，资产阶级报纸转载我们的文章，恐怕不大好。我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原文照登共产党的文章，有什么不好？！《纽约时报》要登，我们也让它登。”
记得在1995年，离休多年的广东省委老书记任仲夷同志批评过一些干部思想陈旧，不解放。他的大意是，有些同志人家称他为“父母官”，他还自鸣得意。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变成人民的父母了？这些同志没有摆正自己同人民的位置。邓小平同志还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哩。任老这个话，《羊城晚报》刊载出来，影响很大。
第二次解放思想也是一场及时雨，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造就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又一个十几年的持续腾飞。
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现在，正好50年。在此期间，经历了几次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我没有深入地研究，只能结合亲身经历谈一谈我所经历的历次“思想解放”。
在没有“减肥瘦身”行业的年代
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其实是在强权高压之下破除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提出过一次所谓的“思想解放”，是在1958年。
当时，毛主席提出，“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全国层层贯彻。至于破除什么样的迷信，解放什么样的思想，大家都没有思考和讨论的余地，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办。
于是出现了很多离奇而又痛心的事，如今年纪在70岁以上的人想必还记得。比如，要破除对农学家和科技人员的迷信，种小麦深耕要挖地三尺，连生土都翻起来；播种几千斤，最后的收成不及播下去的种子。又比如，当年报道亩产水稻5万斤以上的高产“卫星”比比皆是，报纸上居然有新闻照片显示稻谷生长良好，好到小孩可以稳稳当当坐在水稻叶子上，掉不下去。
1958年毛主席号召全国大炼钢铁，我正调到云南省耿马县钢铁铜指挥部当秘书，处理统计数据是工作之一。耿马县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竭两个公社之全力，砍光了两座山上高大的麻栎树和松树，烧成木炭，用人拉风箱吹土炉的原始办法，在品位高的矿石中炼出了两吨多能敲出当当响声的红铜条。但我们却被视为迷信工程技术、放不出卫星的落后单位。全地区8个县就我们县挨批，县委书记王道传同志死活想不通。
后来我知道，有的县动员了上万人却根本没有炼出什么像样的钢铁铜，有的只炼出了一点黑糊糊的“冰铜”，可是他们都“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上报了比我们县多几倍、几十倍的战果。我忽然明白，必须照此办理，把假话大话和胡编乱造的数字按照上面的意图报上去，我们县再也不受批评。
中国新闻界在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的浪潮中，既奉命承办，又推波助澜。其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严肃认真地坐在办公室里编写假新闻，制造假的新闻照片。虽然此举在改革开放以后大有改观，但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清除了编写假新闻、制造假照片的不良传统。
这次所谓的“解放思想”，其实是在强权高压之下破除科学。不听从、不照办的，就用“拔白旗，插红旗”“辩论‘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名义来批斗你、整你、处分你，甚至镇压你，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好处，后果很严重。农业上虚假的增产使中国人遭受了很大的痛苦，特别是承担着粮食统购任务的许多贫苦农民。
去年读书，读到已故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的《我的成长与云南的变革》，其中第42页说，“在1958年至1960年的3年中，(云南新平)非正常死亡竟达1.22万人，占1959年末全县农业人口10.45万人的11.67%。”普朝柱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去新平县任县委书记的。
当时全国城乡，不可能出现“减肥瘦身”这个行业。人们见面后通常的话题就两个：一个是“你不错啊，最近胖了一点”，另一个是商量弄点什么东西来吃。
事实教育了我，解放思想绝对不能离开科学，绝对不能离开实事求是；没有民主和自由思想，结果只能是破除了科学，流行了迷信，根本没有解放思想。
《人民日报》的畅销
文章的吸引力不在长短，在于切合了人民的心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提出全党全国都要解放思想；而且还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我认为，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
那时候人们最爱听的是什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国家几代人奋斗牺牲，前赴后继，为了什么？不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嘛！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家盼呀盼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二十多年了，我们城市户口的人，一个月有25斤或27斤粮食，一斤肉;农村户口的，经过“统购”之后能留下人均300到400斤口粮的，就很不错了。农民这个口粮是原粮。假定分到手的是400斤晒干的稻谷，那么碾下来的米不过280斤。每人平均一天不到8两米。
记者同志，你可能认为太多了，一天怎么吃得下8两米？可那时候缺肉缺油缺菜缺豆腐，城市户口买糕点一人一月一斤，鱼虾是什么样子都快忘记了，随时都有饥饿感，半夜还要去排队买蜂窝煤。有一次我碰巧一天吃到两斤米的大米饭，才觉得不饿，幸福感油然而生！
1978年我从“内部”买到了一件深蓝色卡叽布中山装，珍惜得不得了，在大学讲课时才穿。学生第一次见到，觉得我很整洁。以后次次上课都是如此，也就明白了。你想，人们怎么不盼望实现现代化呀！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按照过去的要求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国家能富强，人民能幸福吗？
所以，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反对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不过，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旧思想的阻碍还是时时遇到。
1979年3月，有人到云南楚雄视察工作，见到当地在生产队内搞了各个作业组小段包工，于是严厉批评中共云南省委的方向路线有问题。理由是，毛主席提出农村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你们在生产队之下，又搞了个作业组包工，不就成了四级所有？你们怎么乱干？这不是明明违背毛主席的农村基本政策吗？
其实，当时的云南农民岂止要求“小段包工”。一旦中央同意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他们欢天喜地，马上都改了。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发文正式废除，他们都不要了。全国几亿农民拥护解放思想，拥护改革。不用四五年时光，历朝历代“以农立国”的中国人吃不饱饭的悲惨状况，就一去不复返了。
1983年我被调进云南省委宣传部，头一件事情就是叫我去解决老百姓买不到《人民日报》的问题。那时候零售报纸只在邮局，我去察看，到处排长队。我赶快找云南日报社商量增加代印《人民日报》的数量，增加零售点，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们不是常常说人们不愿意看大块文章吗？那时候《人民日报》上经常都有大块文章，人们反而争着看。文章的吸引力不在长短。因为《人民日报》讲解放思想、讲拨乱反正、讲改革开放，切合了人民的心愿。
我是个后知后觉者，我也逐渐理解到，这次的解放思想，是为了把全国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对毛主席的迷信转变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没有这个解放，没有这个转变，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变为初步温饱的、商品供应充足的中国。
突破姓“社”姓“资”
“资产阶级的报纸原文照登共产党的文章，有什么不好？！《纽约时报》要登，我们也让它登。”
接下来那次大张旗鼓地解放思想，是1992年及其后。
1990年我调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一来就感到广东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是比较解放的。但是每前进一步，困难仍然很多。
第二年的3月，我曾列席旁听了广东省委几次讨论，主题是要不要把珠江三角洲许多名为乡镇企业、实为私营企业的红帽子摘掉。有人主张如果叫镇办企业就必须是真正的集体经济，不能由私人掌握。如果是私营企业，就叫私营企业，该怎么管就怎么管。
省委的意见是这些企业争戴一顶红帽子，是因为害怕，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戴不戴，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但考虑到上下左右的原因，决定只做不说。新任的省委书记谢非对我说：“你们就不要报道了。”
以后外省开始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时，广东已经发展了6年。
1991年，广东到处都是日本东芝、松下、索尼、日立的广告，它们的商品把广东的半球、神州这些家电企业冲得一塌糊涂。我列席旁听广东省委讨论怎么办。有人主张，提高门槛，保住本土家电企业。有人说，不能这样做。省委最后决定，不要怕进口商品来冲，广东企业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经过了严酷的竞争洗礼，广东的家电企业1993年以后渐渐在本地站稳脚跟。容声冰箱、金羚洗衣机、科龙和康佳的电视、TCL都成长起来。到1996年，本地市场基本上都是广东家电的天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有人担心国内企业受冲击。而广东家电行业很自豪，因为它们老早就经受过冲击的洗礼，不但在竞争中把自家市场夺了回来，还到国际市场上去争夺市场份额。
广东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带来了广东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大发展，并且吸收了省内省外大量劳动力就业。也有人批评广东在背后暗暗搞资本主义。此前，上面的有关部门发来一个8万多字的《教育提纲》，不是着重讲发展社会生产力，讲改革开放，而是着重讲分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改革的界限，严防西方对我“分化，西化”。如果照样贯彻下去，恐怕干部群众很难接受。
接着，我直接间接地联系上海与“皇甫平”有关的同志，商量调动工作的事，又出现了意外的变数。这类复杂的情况，使我感到困惑，辛辛苦苦工作下来，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今后怎么走？
恰恰这时候，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湖北、广东、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学习了，懂得只要按照三个“有利于”去做，不必管它姓“社”姓“资”的帽子。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给广东撑了腰，广东的干部思想进一步解放，高兴得不得了。深圳市委宣传部告诉我，邓小平的讲话现在没有任何报道。他们打算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几篇评论，把邓小平讲话精神传出去。我马上报告当时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浩，他表示支持。后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八篇相关的评论文章。一两天后，《南方日报》也就此发表系列评论，进一步传播了邓小平的思想。
一天晚上，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同志问：“香港报纸要转载这些评论，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不但这次可以，以后的也可以，但是要在我们刊登以后，不要同步。”当时有人担心，资产阶级报纸转载我们的文章，恐怕不大好。我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原文照登共产党的文章，有什么不好？！《纽约时报》要登，我们也让它登。”
记得在1995年，离休多年的广东省委老书记任仲夷同志批评过一些干部思想陈旧，不解放。他的大意是，有些同志人家称他为“父母官”，他还自鸣得意。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变成人民的父母了？这些同志没有摆正自己同人民的位置。邓小平同志还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哩。任老这个话，《羊城晚报》刊载出来，影响很大。
第二次解放思想也是一场及时雨，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造就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发展，迎来中国经济又一个十几年的持续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