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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大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与此同时，晚清时期也是新时代黎明前的黑暗，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尝试借鉴西方国家治国安邦之策和科技文明之光用以照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晚清出使大臣和旅德的文人志士关于德国的想象与书写对德国形象在中国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德国社会的展示，粉碎了近代关于“洋鬼子”形象的刻板印象，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找到了可供参考的模板。通过分析晚清首次出访欧洲的外交人员在海外游记中对于德国的书写，厘清西学东渐过程中形成的“以德为师”的路径开端和德国作为现代中国的“他者”形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海外游记 异国形象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71-78
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大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大清帝国经历了康乾盛世以后因激烈的国内矛盾和日渐严峻的国际冲突，在内政腐败和列强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开始走向末路。与此同时，晚清时期也是新时代黎明前的黑暗，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尝试借鉴西方国家治国安邦之策和科技文明之光用以照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清王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视其他国家为蛮夷，推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坚舰利炮将晚清帝国惊醒，清政府被动地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1871年，德意志统一使得日耳曼民族在欧洲迅速崛起，德国在军事、政治、工业和市政建设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开始成为晚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楷模。晚清出使大臣和旅德的文人志士关于德国的想象与书写对德国形象在中国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从蒙元时期就有到过欧洲的中国人〔1〕，但亲历西方留下记述并在国内产生影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伴随着屈辱和痛苦，清政府意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2〕（P1）遂于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这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也被称为“总署”或“译署”，其下属机构有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等。1868年清王朝开始正式派遣使西官员，1876年正式派驻欧美使节。对出洋的使臣，总理衙门提出这样的要求：“凡有关系外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3〕（P59）因此，晚清使西官员和随从人员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记录对异域的见闻感受，他们的游记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在正式派驻使西官员以前，1866年总署借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国探亲之机，派遣赫德的秘书斌椿及其子内务府笔帖式广英带领三名同文馆学生凤仪、彦慧、德彝跟随赴欧游历，此次欧游，斌椿奉命写成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兴致盎然地撰写的《海航述奇》，是晚清使西官员海外游记的滥觞。
海外游记亦称域外游记、旅外游记，指作者游历海外或出使异国时所作的笔记、日志、记行等，多为记述旅途见闻、考察异域风物、抒发旅行感受等内容。晚清以来众多外交使臣、政商人员以及流亡士人和留学生的旅外游记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这些游记反映了国人对西方世界由知之甚少到逐步了解的实际经历，展示了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晚清海外游记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开端、发展到鼎盛的过程。1860年代是晚清海外游记的开创期，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和志刚的《初使泰西游记》等为其代表作。其后的七八十年代为发展期，代表作有黎庶昌的《西洋杂记》、刘锡鸿《英轺日记》、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徐建寅的《欧游杂录》等；1890年代至清朝灭亡期间为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外交往来频繁，使得域外游记产量颇丰，代表作有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等。在这些海外游记中，不乏涉及德国和以德国为主体的篇章，向国人展示了德国形象从模糊到清晰、从片面到整体的发展过程。域外游记在近代的勃兴与时代需求密切相关，近代中国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4〕（P12），一直以天朝为中心，以中国为天下的晚清士大夫躬逢其时，不能不为国家的命运乃至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出路考虑，认识西方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近代中国的出使大臣们面临着国家被殖民的危险，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游历西方诸列强，他们的旅行与考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国家使命感，尽管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他们在描绘所见所闻时是怀着善意的凝视进行叙事的，他们的写作以有利于邦交为原则。
游记是最好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学载体，游记作者的“旅行者”身份，涉及文化认证与文化转移。晚清出使西方的外交人员和旅西的知识分子，亲历西方所带来的两种文化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痕迹，必然会在游记文本中体现。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时期海外旅行或考察记述，都是作为历史文献在史学研究领域与涉外研究领域被反复征用。尽管历史叙述与旅行写作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即使用让人信服的方式——以亲历者的口吻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但旅行作者却不必像历史学家那样为知识的真实性负责，他被允许运用文学化的想象和描述。晚清以来的海外游记作品融客观记述与主观想象为一体，将各种文体随意转换，形成了万花筒般的杂糅文体。西行者们身临异国，其游记反映了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落差，这种以目击者的身份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貌似客观的记录实，则充满了个人情绪化的臆测、偏见与误解，又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道德价值取向和个人的趣味偏好。由于海外游记文体的特殊性，长期以来被文学研究所忽略，仅被历史领域当作地理历史文献使用。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已经开始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海外旅行现象以及大量的海外游记作品作为一种独立 主题予以重视和展开研究。而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海航述奇》作为晚清官员海外游记的滥觞则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洋鬼子”——早期国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印象
自中西交往以来，中国人以“番鬼”、“红毛番”、“碧眼夷奴”、“洋鬼子”等称谓来称呼有着白皙的肤色、非黑色的头发、蓝绿的眼珠、高鼻深目的西方人，甚至认为他们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不能弯曲的缘故，这种充满敌意与误解的言论在鸦片战争后达到高潮。虽然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1623年就到了北京，普鲁士商船也于1752年-1757年间数次到达广州，但明清间的这种国际交往是零星的，国人对西洋各国、各民族分辨不清，对日耳曼民族的认识也还处在统称“洋鬼子”的蒙昧阶段。并且由于中德之间早期的商贸交往缺乏直接性，十九世纪德意志与中国的陆路贸易受制于俄罗斯，而海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则受制于英国，汉堡的进口商大都在伦敦购买中国的商品，而德意志的毛布则由英国商人从海陆或俄罗斯商人从陆路出口到中国来。尽管也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德意志商人，但他们为了便于交易往往模仿英国人，甚至在交流中也使用英语。对西方世界了解不多的国人根本分辨不出英吉利、法兰西和普鲁士人之间的区别。因西洋人的服装和语言与中土不同，而被描述为“诡装競怪怪，蛮语矜諓諓”〔5〕（P222）。在国人的想象世界里，洋人深目高鼻、金发碧眸、卷发赤眉的模样，使之不免联想到地狱里的妖魔形象，于是有了“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瞭”〔6〕（P190）的指称。除了对于西方人的外貌和语言感到疑惑与恐惧外，在流传颇广的民间戏曲里，对外国人的讽刺也屡见不鲜。如当时风行的曲牌“叹十曲”有：“洋鬼子进中国叹了头一声，看了看中国人目秀眉清”，“洋鬼子照镜子叹了二声，瞧了瞧自己样好不伤情，黄发卷毛眼珠儿绿，手拿着哭丧棒好似个猴精”〔7〕（P322）。凭藉“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向来缺乏想象力的国人在对西方人的外貌特征的讽刺方面得到极大的补偿。晚清时期“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对西方人的最初印象极为相似，这种妖魔化的印象归类是由上下阶层共同建构的结果”〔8〕（P60）。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中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长期封闭的社会使得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极度的无知，而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固执又加深了敌视一切新事物的病态心理，给无知穿戴上一套理直气壮的冠服。”〔9〕（P58） 而晚清走出国门的先行者撰写的旅外游记则是对国人认识世界的形象启蒙。
清代国人理性认识西方世界的著作最早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等。在这些作品中，德意志逐渐开始进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尽管对其还只是一些转述性的介绍，且有些内容不够真实。如《海国闻见录》一书中称“普鲁社，系俄罗斯种类也。北接吝因，西隔海与英圭黎对峙，沿北海而至吝因”〔10〕（P27）。谢清高称普鲁士为“带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谢清高有到过欧洲的经历，但终究也没能踏上德意志的土地，对德意志的直观认识不多。他们著作中所用的资料是西方史地研究的译本和西洋商贾和传教士所提供的间接信息，由于信息的间接性和翻译、交流的难度影响了资料的可信性。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更为严谨务实，如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分三个章节介绍路欧塞特里国（奥地利）、普鲁社国（普鲁士）和耶马尼国（日耳曼，即除普鲁士、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诸邦）的情况；魏源的《海国图志》则对德意志疆域、属国、社会制度和民族特征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徐继畲在《瀛环志略》里点评奥地利的衰败肇始于“启累代之兵端，开残杀之劫运”，而普鲁士之兴盛得益于“修政睦邻，不事搂伐”〔11〕（P156）。这些论著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最早的认识成果，它们的出现对于德意志形象在中国的确立具有开启性的意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对包括德意志在内的西方各国的认识，使德国在华形象的建构有了实质性的飞跃。但晚清时期，普通人是很难获取关于西方国家的直接信息，“洋鬼子”仍是民间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形象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代表大清国出访欧洲的清廷使臣、驻外使节及其随从人员，他们的日志和游记记录了对异域的亲历、见闻和感受，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德国社会进行的生动描绘粉碎了近代关于“洋鬼子”形象的刻板印象，这些日志和游记是最具有形象学意义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通过对首次旅西官员斌椿及其随从张德彝的旅西游记文本的细读，梳理出德国形象在近代中国建构的直接滥觞，通过文本中对德国的表述（representation）颠覆了直接与德国接触之前所形成的“洋鬼子”套话的单一模式。
二、意识形态抑或乌托邦——首次旅西官员游记中的德国形象
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的序言中强调“游记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自古以来，旅行是与外国人相遇的最好办法’”〔12〕（P156）。游记是旅行者主体文化和到达地客体文化之间交流比较的产物，这种交流必然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从而把主客体不同的文化传统展示出来。把游记作为跨文化旅行和形象学研究的对象，考察文本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两种文化形象的差异与相互渗透，才能达到深入理解异国形象精神内涵的目的。正如亚利·里德（Eric Leed）在《旅行者的思想》一书中所说“旅行是历史长河中‘新事物’的主要源泉”，旅行创造了“异国”与“稀奇”的经验和概念。〔13〕（P21）晚清使西游记中的德国形象对当时国人认识世界、形成异国形象有着重要影响。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即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对异国的总体认识。晚清海外游记的作者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媒介通过其对异域的亲历和书写，一方面代表了晚清国人对外国的整体抑或片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国人对他国的情感、态度和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打破了传统的夷夏有别的观念，借助于对西方他者形象的想象和界定，开始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实现保罗·利科所论证的社会想象实践上多样性的两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建构。乌托邦具有颠覆社会的功能，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持现有的社会形态。在《乘槎笔记》和《海航述奇》中，斌椿和张德彝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纠结随处可见，作为晚清旅西官员海外游记的滥觞，其中的德国叙事体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形象作为“文化他者”在晚清海外游记中所昭示出的意识形态抑或乌托邦倾向，德国形象的多样性就游弋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之间。 1、“中土西来第一人”对德意志的艳羡
同治五年（1866）首次由清政府派遣的赴泰西游历者斌椿在《天外归帆草·晓起》中写下“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15〕（P190）的诗句。在晚清与西方的交往中，这位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带领着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五人随赫德在欧洲游历多国，他们于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离开北京，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于三月十八日到达法国马赛。作为第一批亲自接触、了解西方文化的使者，总理衙门对斌椿等人西行给予的任务是将其在欧洲“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6〕（P1）。此次泰西之游，斌椿对所有的新鲜事物兴致盎然，称赞“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作为大清帝国派遣的首位官员，斌椿在欧洲受到各国政要的热情款待，“各国君臣，无不殷勤延接，宴会无虚日”〔16〕（P2）。在其游历所经的十一个国家中，几次到访德意志诸邦，如五月二十日至廿一日在汉堡、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普鲁士、六月十六日到汉诺威，可以说德意志是他们此次出游行经最多的邦国。未踏
上德意志的土地之前，在英、法游历时就已经接触、见识到了友好、贤能的德国人。《乘槎笔记》中记有 “（三月二十七日）夜，德侯（名理文）请观剧”、“二十九日，德侯赠译唐诗一本。（人极风雅，日以诗酒消遣，不乐仕进。）四月初一日，德侯来，当赠五律一章”。〔16〕（P20-21）这位名叫理文的德侯不但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数次约斌椿看戏（“六月二十八日，德侯约观剧”），而且也非常热爱中国文学，有汉诗译作和创作。斌椿在英国时还得知英王居然也有从德意志引进之事，“（英）王殁，无子，国人招日耳曼之汉挪瓦王来英，奉以为王。乾隆时，嗣王亦贤。已而贸易五印度，富强过昔时”〔16〕（P22）。虽然这种事情在王权独归一家的中国是匪夷所思，但这种贤德之人和拥戴贤能者为王的民主做派以及国富民强的社会状况，着实让初次西游者心生羡慕。
五月二十日，斌椿一行到达酣博尔（汉堡），他们看到真实的异邦不是传说中的蛮荒之地，而是可以和西湖相媲美的天堂胜景，投宿的寓所“楼舍临湖，宏敞无比。湖宽广数百里，东西桥梁相望，楼阁围绕如大环。画船数十，往来其中。西湖六桥风景，如在目前”〔16〕（P35）。这里的娱乐活动丰富，看戏是斌椿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夷人在斌椿眼里是可以撼动中国古典美女地位的能歌善骑的丽人。在酣博尔（汉堡）“夜观驰马戏，女郎十五六人，演各战阵，均能于马上跳跃驰骤，巧捷异常”〔16〕（P35）。二十一日，拜威税司，“其夫人姊妹皆善歌，能鼓琴。临行，各赠照像一，眉目秀丽，竟如其人。携之中华，恐二乔不能专美千古”〔16〕（P35）。斌椿接下来对日耳曼诸邦的描绘与评价，向国人展现了一个商贸繁盛、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君王勤政、战胜外敌、民众爱国、对外友好的乌托邦景象。“酣博尔蕞尔小国，而贸易最盛”。“布国（普鲁士）都，名伯尔灵……楼宇高峻，街市整齐，周三十六里，人民二十余万。前日，与奥士里亚交战，大胜……嘉庆十一年，法人割其境土之半，遂削弱。后六年，布人不悦法政，思故主，合攻法师，遂复故土。地分东西两土，共八部。产铜、铁、丝、布，铁器最精，工细若金银造。瓷器尤良，坚致不亚华产。西部产钢铁，造炮甲于泰西”〔16〕（P42）。斌椿一行还受到了王后的接见，这在他六月十四日的游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是日，总理哈公来拜，告以王在军中。妃闻使君来，请见。戌正二刻入宫，灯火辉煌。妃云：‘寡君在军中，闻中国天使到此，愿两国永好无间。因行期匆促，故请见，俟王归向述也。’”〔16〕（P43）在中西交往中，最让晚清帝王不能接受的是西方使节不肯行跪拜礼，因而拒绝接见；然而斌椿一行游历欧洲时受到多国元首接见，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主殷客尊的礼节。斌椿敏感地注意到西方不同于中国的礼仪，而且不厌其烦地记下了每一次被政要接见时这种消弭等级差别的亲切会面。《乘槎笔记》还记载了西方社会的工业生产状况，向国人展视了近代西方的先进武器，如“十六日，巳刻，过酣挪尔境（布鲁士二十七国之一）。申刻，至可伦（布国西部），产煤铁与钢。有娄姓开局铸钢炮，极大者重两万斤，价五万两。次者价五六千两。各国多在局定铸。各炉均用火轮法大锤，重万斤，一击，其声震地。炮子重百斤，形长首尖，内实火药。敌船包铁厚七八寸者，子能洞之〔16〕（P43-44）”。两次鸦片战争，中华帝国对西方的炮械已经有所领教，而西方最大的武器制造所——德国克虏伯炮厂也通过斌椿的叙述第一次向国人展示，此后就不断有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赴此地考察和引进军械，力求利用德国先进的武器装备挽救晚清帝国这即将倾倒的大厦。
总体来看，斌椿在《乘槎笔记》中主要记录了西方的奇观新闻，对政治、文化领域涉及很少。该书篇幅不大，所记载的多是一些海程、宴会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直觉感受，他在不到四个月的游历中，所见所闻，虽非欧洲的全貌，却已不再是传说中的“海外奇谈”，而是真切的亲历和事实，这些“事实”不但使人眼界大开，也足发人深省。通过游历，斌椿本人深为见识狭隘而自愧，发出了“世俗徒拘墟，推测岂可概”的感叹，表达了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平等开放思想的艳羡心态。尽管斌椿对所见到的先进的欧洲文明赞叹有加，充满了艳羡，但长期的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文化心理使国人持续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自居。在徐继畲等人为斌椿所作的序中还弥漫着这种强烈的“华夷”意识，称斌椿西游是“我圣朝德威远播，泰西各国皆喁喁慕义”〔16〕（P1）。斌椿的表弟杨能格也在序言中夸赞他“海外君长，咸喁喁然望风采，称中国有奇士，承迎后先，恐不得当。遂得尽览其山川城郭、宫室人物、风俗怪异之类，皆华人所未耳目之者”。〔16〕（P1）总之，在钟叔和辑校的“从东方到西方最早的脚印、中国人对欧洲最初的印象”——《乘槎笔记》这本书中交融着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士人对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极间复杂的心理。
2、多次出洋者的首次西游——张德彝的德意志印象记
张德彝除了1866年作为总理衙门派出的同文馆学生随斌椿赴欧游历外，后又以译员身份迭随志刚、崇厚、郭嵩焘等人出洋当差，并在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年）随洪钧在驻德使馆做了三年翻译。他的一生共八次出洋，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中虽没有显著的成绩，但在近代中国对外正式交往的几个第一中却都是躬逢其时的当事人。1862年清政府开办京师同文馆，他是中国第一届学生；1866年晚清朝廷为了解“夷人情形”第一次组团赴欧州游历，他是入选的同文馆学生之一；1867年中国第一次派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他是使团的翻译；1870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专使崇厚赴欧洲交涉，他任专使的随员；1876年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驻公使，他担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这一系列的经历堪称奇特而少见，而且他善于观察，勤于记录，每次出国都记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见闻录，为后人留下七十余卷、总字数超过两百万的八部《航海述奇》，成为考察清末外交官员西洋体验的主要资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德国的情况提供了宝贵史料。1866年跟随斌椿赴欧游历的张德彝作为首次出洋的年轻人，对西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将游历见闻逐一地详细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描绘了一幅中国人前所未见的欧洲图景：西方城市楼宇宏大，高耸人云，到了夜晚时煤气燃灯，光明如昼，所到街市都是一片繁盛景象，美不胜收。这一切对于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末闻的。西方世界在这个年轻人看来是那么地新鲜有趣，张德彝对“一切皆用火机，不需人力”这一点极感兴趣，对所见的事物以自己的见识来命名，《航海述奇》记录了不少张德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印象”，如第一次见到电梯，他称其为“自行屋”，称脚踏式缝纫机为“铁裁缝”，而被称作“印度擦物宝”的就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橡皮，刚发明不久的避孕套则被称作“肾衣”。张德彝在观察异域的同时也描述了西人对华人的陌生与好奇。在《航海述奇》中他记述在柏二林（柏林）到画店“购买布国王与后像”的经历，“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以千计。及入画铺，众皆先睹为快，冲入屋内几无隙地，主人强阻乃止。买毕，欲出不能移步。主人会意，引明（张德彝，原名德明）向后门走。”〔17〕（P115）虽然因遭围观带来了不便，但看得出，人们的态度都是友好的。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国王和王后，对于第一次赴欧的中国人，都表现出了殷勤与友善。特别是在文化学术界人士中，对于中国古老文化表示钦佩和爱好者大有人在。赴欧船上就有一位日耳曼乘客请张德彝题中国字，他“磨墨草诗二章赠之，其人大喜，如获拱璧”〔18〕（P477）。张德彝也对初次接触到的西洋文化表现出欣赏的态度，曾详细记载了在赴欧船上听到的午间音乐：“有日耳曼八人作乐，六男二女。一女所弹之洋琴若勺形，长有五尺，约数弦，轻拨慢抚，声音错杂可听。后则抹而复挑，大弦嘈嘈，小弦切切，雅有浔阳琵琶之趣。一女拽洋笳，葫芦形，三弦，有柄，置于项上而拽之。一人拽大胡笳，三弦，长约七尺，其声如锣如鼓，别成音调。有喇叭，圆圈如蛇之盘。又有洋笛长二尺馀者，一身皆孔，孔边有铜盖，吹时亦以指按之。后则琴笳齐作，先翕后纯，洋洋盈耳，终始合和。作毕，一女歌曲，低低款款，声音娇娜。歌罢举座皆欢，击掌数下，以赞其妙。”〔18〕（P472）这里他不但把西洋乐曲和中国古典的琵琶曲相媲美，还描绘了小提琴、长笛等中国人陌生的西洋乐器，在对歌者的表现与观者的呼应这些细节性描述中，向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文明。张德彝在欧洲游历期间对于所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和文化，他的观察是细致的，描写也颇为曲折生动；在对待西方女子社交的开放性方面，其态度虽不及斌椿专注，却也显示了猎奇与正经的两面。如他在柏林“敖尔佛木园”中，碰到了一群妓女，她们“皆赤臂露肩，长裙委地，半启樱桃之口，一捻杨柳之腰，如花解语，比玉生香，堪以持赠。游人或与之饮，则豪放自若；或与之舞，则宛转生风；更有携手同归者。”〔18〕（P564）有几个妓女特意挑逗他们，“故作许多娇媚引人态，而明等弗顾”。〔18〕（P564）接下来有个或许是杜撰的细节：一位英国人问“君等何修而至此”？张德彝义正严辞严地对曰：“此地虽系烟花，然既游历各国，察访风俗，亦可驻足于其地，实未注意于其人。”并教训西人“所谓‘涅而不缁’者，汝知之否”？“其人闻而大笑曰：‘公言谬矣。大丈夫生于世间，何不及时行乐。倘白驹过隙，浪掷年华，则悔无及矣。君视诸妓，无不国色仙姿，令人魂飞意醉。请择其尤者告予，予必令君入巫山之梦也。’”张德彝对待此人的戏谑之言“闻而怒斥之”。他只好尴尬地说：“予以一言相戏耳，君何悻悻如此。”〔18〕（P564）在这些细节描述里，张德彝既津津有味地叙述西方的新鲜事物，又念念不忘自己候补士大夫的身份，他对异域事物的描述与评价充斥着生动鲜活与呆板教条的矛盾，这种心理正是他纠结于异域形象中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间的最好诠释。
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从北欧诸国和俄罗斯游历后，张德彝等人再一次进入布鲁斯（普鲁士）国界，“其国田畴蕃衍，阡陌交通，园囿连绵，人物俊秀。所经之村镇楼房，亦皆繁密高耸”。“是时布敖两国交战，沿途见甲兵银盔毡衣，持鹊尾枪，佩雁翅刀。其各村镇往来男女纷纷，皆侦探战事者”。〔18〕（P561）在这田囿美景和一派繁荣的村镇里见到的是俊秀的人民，他们在国家征战时不是漠然的旁观者，不论男女都表现出爱国热情。“卯正至布鲁斯国京都地名柏二林。下车入店，店名‘阿拉倍’。一路楼房宏丽，道途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斯。是时日尚未出，鸡犬无声，路静人稀，殊觉岑寂。其京周三十馀里，居民计六十五万，通国计二千万有奇”。虽然在经历战争，张德彝看到的普鲁士首都柏林繁盛的景象和法国首都巴黎毫无二致。对比和张德彝生活于同时代的一位西方人描述的中国城市印象：“狭窄弯曲的街道，不结实的平房，坑坑洼洼的道路，贫困人家住宅的简陋，以及不论穷人富人都具有的那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气味等等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征。”〔19〕（P234）不可否认，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观看东方的阴暗色调，其中也不乏有对中国社会的认真观察和深切体会。与破旧、脏乱的中国城市相比，西方城市的整洁、舒适与繁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张德彝通过亲历目睹而写下的西方城市的真实面貌，代表了晚清士人第一次跨越了对西方文明的心理障碍，萌发了对近代西方城市文明的认同感。当然，他没有仅仅停留于对城市面貌的感知，还试图从富庶的表象下追寻西方国家富强、民众爱国的真正动因。
在德国游历时，张德彝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到“布敖鏖兵，敖军失利。因布国新制一种洋枪，名曰‘巧针’。此枪活筒活机，自筒尾下药，中有一针，将药较准分量，置于纸管……此枪一分之时，可连放六次，较中土之火枪，捷愈数倍矣。”〔18〕（P562）这次德奥战争，因武器的改进对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火药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但近代以来西人的枪炮威力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对官派的赴欧游历者来说，克虏伯军械厂是他们参观的重要目的地，“未初至艾森庄，地不阔，土产无多。有英人姓克鲁卜者，好客广交，四海游士多访之。四十年前，彼业屢人，贫乏不能自存，移居此地。因多产煤钢，乃以制炮为业，陆续聚有万人，汔可小康。此时竟成巨富，财敌两国，所造火器可供四国之用”。〔18〕（P565）在这一段的描述中，张德彝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对热情好客的克虏伯厂主从贫乏时的创业到富可敌国以致让上万人过上小康生活的经历，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从张德彝对德国的叙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德人在技术上的创新钻研和王族对民众的关怀有一定的关系。“闻数十年前，王后微服游市，见一幼童以土抟人极巧。后领入宫，教以磨砻之工，令其朝夕肄业，及长，为泰西第一刻石妙手”。〔18〕（P563）德国在对民众教育培训方面的重视和对各业的统筹安排，在张德彝屡次使西的记述中都可见到，这里仅仅是初见端倪。他看到德国有很多“会馆”（即学术研究会），几乎包含各种学科，如天文、地理、格致（物理）、化学、花木、鸟兽、医道、光学、绘画、音乐、理学（哲学）之类，会馆也是培训专门人才和提高学术素养的重要教育机构，同一专业和好学之人皆可入馆，以便学有进益。“各馆名目不同，党朋各异，然罕有累及国家者，无滋事之虞，无非常之举，其宗旨在增益学问、兴地利、阜民财，以保其国家；否则，亦不外同人雅集，怡性骋怀，联袂掎裳，温恭和睦，未闻有口角争斗之事”。〔20〕（P789-790） 三、结语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走向统一的德国对研究欧洲以外地区之民族、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给予了重视，而晚清帝国却是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才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自己不了解的“对手”，开始派遣使团去了解欧洲。斌椿等人在震惊与艳羡中还保持着某种“不合时宜”的“傲气”，但他们游记里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描述，带回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念和民主的治国思想，为国人在不同程度上了解西方社会开阔了眼界。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中，初游西方的官员们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盛，在他们的日志和游记中传递现出东西方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的态势，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社会发达原因之思考，其潜滋暗长的现代性意识投射到他们的游记中。这一切都促进了渴望革新的国人思想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单世联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中所说“德意志文化在现代中国所呈现的意义和形象，准确地说，是现代中国的德意志论述如何成为探索中国现代的一种方式”。〔21〕（P2） 在西方的压力下学习西方以探索现代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改造中国从而实现自我更新，这是一个漫长曲折、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中国故事。而斌椿、张德彝等人首次赴西游历的表述只是为其拉开了序幕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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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about Germany in the overseas travel of the officials’first trip to Western Ar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Zong-lan
Shanghai University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zaozhuang college，； shandong province，zaozhuang ；277136
Abstract：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a， also it is the period going to decl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a new era in the darkness before the dawn.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 minister and scholars whose imagination and writing about German played a key role in China .They shattered the images of "foreign devils" stereotypes ，and also found the deep impression to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d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about Germany in the diplomats’overseas travelers whose first visit to Europe， find the path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roduces which gradually formed "take Germany as our good examples"， find the Germany as the image of others with double meaning of ideology and utopia.
Key words：Overseas travels；exotic image of；ideology and Utopia
责任编辑：厐思纯
关键词：海外游记 异国形象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71-78
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大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大清帝国经历了康乾盛世以后因激烈的国内矛盾和日渐严峻的国际冲突，在内政腐败和列强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开始走向末路。与此同时，晚清时期也是新时代黎明前的黑暗，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尝试借鉴西方国家治国安邦之策和科技文明之光用以照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清王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视其他国家为蛮夷，推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但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坚舰利炮将晚清帝国惊醒，清政府被动地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1871年，德意志统一使得日耳曼民族在欧洲迅速崛起，德国在军事、政治、工业和市政建设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开始成为晚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楷模。晚清出使大臣和旅德的文人志士关于德国的想象与书写对德国形象在中国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从蒙元时期就有到过欧洲的中国人〔1〕，但亲历西方留下记述并在国内产生影响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伴随着屈辱和痛苦，清政府意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2〕（P1）遂于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这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也被称为“总署”或“译署”，其下属机构有海关总税务司署和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等。1868年清王朝开始正式派遣使西官员，1876年正式派驻欧美使节。对出洋的使臣，总理衙门提出这样的要求：“凡有关系外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3〕（P59）因此，晚清使西官员和随从人员留下了丰富的资料记录对异域的见闻感受，他们的游记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国人眼中的西方世界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在正式派驻使西官员以前，1866年总署借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回国探亲之机，派遣赫德的秘书斌椿及其子内务府笔帖式广英带领三名同文馆学生凤仪、彦慧、德彝跟随赴欧游历，此次欧游，斌椿奉命写成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兴致盎然地撰写的《海航述奇》，是晚清使西官员海外游记的滥觞。
海外游记亦称域外游记、旅外游记，指作者游历海外或出使异国时所作的笔记、日志、记行等，多为记述旅途见闻、考察异域风物、抒发旅行感受等内容。晚清以来众多外交使臣、政商人员以及流亡士人和留学生的旅外游记极大地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这些游记反映了国人对西方世界由知之甚少到逐步了解的实际经历，展示了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晚清海外游记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开端、发展到鼎盛的过程。1860年代是晚清海外游记的开创期，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和志刚的《初使泰西游记》等为其代表作。其后的七八十年代为发展期，代表作有黎庶昌的《西洋杂记》、刘锡鸿《英轺日记》、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徐建寅的《欧游杂录》等；1890年代至清朝灭亡期间为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外交往来频繁，使得域外游记产量颇丰，代表作有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等。在这些海外游记中，不乏涉及德国和以德国为主体的篇章，向国人展示了德国形象从模糊到清晰、从片面到整体的发展过程。域外游记在近代的勃兴与时代需求密切相关，近代中国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4〕（P12），一直以天朝为中心，以中国为天下的晚清士大夫躬逢其时，不能不为国家的命运乃至数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出路考虑，认识西方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近代中国的出使大臣们面临着国家被殖民的危险，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游历西方诸列强，他们的旅行与考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国家使命感，尽管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他们在描绘所见所闻时是怀着善意的凝视进行叙事的，他们的写作以有利于邦交为原则。
游记是最好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学载体，游记作者的“旅行者”身份，涉及文化认证与文化转移。晚清出使西方的外交人员和旅西的知识分子，亲历西方所带来的两种文化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痕迹，必然会在游记文本中体现。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时期海外旅行或考察记述，都是作为历史文献在史学研究领域与涉外研究领域被反复征用。尽管历史叙述与旅行写作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即使用让人信服的方式——以亲历者的口吻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但旅行作者却不必像历史学家那样为知识的真实性负责，他被允许运用文学化的想象和描述。晚清以来的海外游记作品融客观记述与主观想象为一体，将各种文体随意转换，形成了万花筒般的杂糅文体。西行者们身临异国，其游记反映了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落差，这种以目击者的身份采用第一人称的写作，貌似客观的记录实，则充满了个人情绪化的臆测、偏见与误解，又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道德价值取向和个人的趣味偏好。由于海外游记文体的特殊性，长期以来被文学研究所忽略，仅被历史领域当作地理历史文献使用。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已经开始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海外旅行现象以及大量的海外游记作品作为一种独立 主题予以重视和展开研究。而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海航述奇》作为晚清官员海外游记的滥觞则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洋鬼子”——早期国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印象
自中西交往以来，中国人以“番鬼”、“红毛番”、“碧眼夷奴”、“洋鬼子”等称谓来称呼有着白皙的肤色、非黑色的头发、蓝绿的眼珠、高鼻深目的西方人，甚至认为他们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不能弯曲的缘故，这种充满敌意与误解的言论在鸦片战争后达到高潮。虽然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1623年就到了北京，普鲁士商船也于1752年-1757年间数次到达广州，但明清间的这种国际交往是零星的，国人对西洋各国、各民族分辨不清，对日耳曼民族的认识也还处在统称“洋鬼子”的蒙昧阶段。并且由于中德之间早期的商贸交往缺乏直接性，十九世纪德意志与中国的陆路贸易受制于俄罗斯，而海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则受制于英国，汉堡的进口商大都在伦敦购买中国的商品，而德意志的毛布则由英国商人从海陆或俄罗斯商人从陆路出口到中国来。尽管也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德意志商人，但他们为了便于交易往往模仿英国人，甚至在交流中也使用英语。对西方世界了解不多的国人根本分辨不出英吉利、法兰西和普鲁士人之间的区别。因西洋人的服装和语言与中土不同，而被描述为“诡装競怪怪，蛮语矜諓諓”〔5〕（P222）。在国人的想象世界里，洋人深目高鼻、金发碧眸、卷发赤眉的模样，使之不免联想到地狱里的妖魔形象，于是有了“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瞭”〔6〕（P190）的指称。除了对于西方人的外貌和语言感到疑惑与恐惧外，在流传颇广的民间戏曲里，对外国人的讽刺也屡见不鲜。如当时风行的曲牌“叹十曲”有：“洋鬼子进中国叹了头一声，看了看中国人目秀眉清”，“洋鬼子照镜子叹了二声，瞧了瞧自己样好不伤情，黄发卷毛眼珠儿绿，手拿着哭丧棒好似个猴精”〔7〕（P322）。凭藉“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向来缺乏想象力的国人在对西方人的外貌特征的讽刺方面得到极大的补偿。晚清时期“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对西方人的最初印象极为相似，这种妖魔化的印象归类是由上下阶层共同建构的结果”〔8〕（P60）。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中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长期封闭的社会使得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极度的无知，而无知造成的偏见和固执又加深了敌视一切新事物的病态心理，给无知穿戴上一套理直气壮的冠服。”〔9〕（P58） 而晚清走出国门的先行者撰写的旅外游记则是对国人认识世界的形象启蒙。
清代国人理性认识西方世界的著作最早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等。在这些作品中，德意志逐渐开始进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尽管对其还只是一些转述性的介绍，且有些内容不够真实。如《海国闻见录》一书中称“普鲁社，系俄罗斯种类也。北接吝因，西隔海与英圭黎对峙，沿北海而至吝因”〔10〕（P27）。谢清高称普鲁士为“带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谢清高有到过欧洲的经历，但终究也没能踏上德意志的土地，对德意志的直观认识不多。他们著作中所用的资料是西方史地研究的译本和西洋商贾和传教士所提供的间接信息，由于信息的间接性和翻译、交流的难度影响了资料的可信性。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更为严谨务实，如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分三个章节介绍路欧塞特里国（奥地利）、普鲁社国（普鲁士）和耶马尼国（日耳曼，即除普鲁士、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诸邦）的情况；魏源的《海国图志》则对德意志疆域、属国、社会制度和民族特征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徐继畲在《瀛环志略》里点评奥地利的衰败肇始于“启累代之兵端，开残杀之劫运”，而普鲁士之兴盛得益于“修政睦邻，不事搂伐”〔11〕（P156）。这些论著是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最早的认识成果，它们的出现对于德意志形象在中国的确立具有开启性的意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对包括德意志在内的西方各国的认识，使德国在华形象的建构有了实质性的飞跃。但晚清时期，普通人是很难获取关于西方国家的直接信息，“洋鬼子”仍是民间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形象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代表大清国出访欧洲的清廷使臣、驻外使节及其随从人员，他们的日志和游记记录了对异域的亲历、见闻和感受，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德国社会进行的生动描绘粉碎了近代关于“洋鬼子”形象的刻板印象，这些日志和游记是最具有形象学意义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通过对首次旅西官员斌椿及其随从张德彝的旅西游记文本的细读，梳理出德国形象在近代中国建构的直接滥觞，通过文本中对德国的表述（representation）颠覆了直接与德国接触之前所形成的“洋鬼子”套话的单一模式。
二、意识形态抑或乌托邦——首次旅西官员游记中的德国形象
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的序言中强调“游记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领域。‘自古以来，旅行是与外国人相遇的最好办法’”〔12〕（P156）。游记是旅行者主体文化和到达地客体文化之间交流比较的产物，这种交流必然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从而把主客体不同的文化传统展示出来。把游记作为跨文化旅行和形象学研究的对象，考察文本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两种文化形象的差异与相互渗透，才能达到深入理解异国形象精神内涵的目的。正如亚利·里德（Eric Leed）在《旅行者的思想》一书中所说“旅行是历史长河中‘新事物’的主要源泉”，旅行创造了“异国”与“稀奇”的经验和概念。〔13〕（P21）晚清使西游记中的德国形象对当时国人认识世界、形成异国形象有着重要影响。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即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对异国的总体认识。晚清海外游记的作者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媒介通过其对异域的亲历和书写，一方面代表了晚清国人对外国的整体抑或片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国人对他国的情感、态度和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打破了传统的夷夏有别的观念，借助于对西方他者形象的想象和界定，开始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实现保罗·利科所论证的社会想象实践上多样性的两极——“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建构。乌托邦具有颠覆社会的功能，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持现有的社会形态。在《乘槎笔记》和《海航述奇》中，斌椿和张德彝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纠结随处可见，作为晚清旅西官员海外游记的滥觞，其中的德国叙事体现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形象作为“文化他者”在晚清海外游记中所昭示出的意识形态抑或乌托邦倾向，德国形象的多样性就游弋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极之间。 1、“中土西来第一人”对德意志的艳羡
同治五年（1866）首次由清政府派遣的赴泰西游历者斌椿在《天外归帆草·晓起》中写下“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15〕（P190）的诗句。在晚清与西方的交往中，这位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带领着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五人随赫德在欧洲游历多国，他们于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离开北京，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航行于三月十八日到达法国马赛。作为第一批亲自接触、了解西方文化的使者，总理衙门对斌椿等人西行给予的任务是将其在欧洲“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6〕（P1）。此次泰西之游，斌椿对所有的新鲜事物兴致盎然，称赞“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作为大清帝国派遣的首位官员，斌椿在欧洲受到各国政要的热情款待，“各国君臣，无不殷勤延接，宴会无虚日”〔16〕（P2）。在其游历所经的十一个国家中，几次到访德意志诸邦，如五月二十日至廿一日在汉堡、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普鲁士、六月十六日到汉诺威，可以说德意志是他们此次出游行经最多的邦国。未踏
上德意志的土地之前，在英、法游历时就已经接触、见识到了友好、贤能的德国人。《乘槎笔记》中记有 “（三月二十七日）夜，德侯（名理文）请观剧”、“二十九日，德侯赠译唐诗一本。（人极风雅，日以诗酒消遣，不乐仕进。）四月初一日，德侯来，当赠五律一章”。〔16〕（P20-21）这位名叫理文的德侯不但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数次约斌椿看戏（“六月二十八日，德侯约观剧”），而且也非常热爱中国文学，有汉诗译作和创作。斌椿在英国时还得知英王居然也有从德意志引进之事，“（英）王殁，无子，国人招日耳曼之汉挪瓦王来英，奉以为王。乾隆时，嗣王亦贤。已而贸易五印度，富强过昔时”〔16〕（P22）。虽然这种事情在王权独归一家的中国是匪夷所思，但这种贤德之人和拥戴贤能者为王的民主做派以及国富民强的社会状况，着实让初次西游者心生羡慕。
五月二十日，斌椿一行到达酣博尔（汉堡），他们看到真实的异邦不是传说中的蛮荒之地，而是可以和西湖相媲美的天堂胜景，投宿的寓所“楼舍临湖，宏敞无比。湖宽广数百里，东西桥梁相望，楼阁围绕如大环。画船数十，往来其中。西湖六桥风景，如在目前”〔16〕（P35）。这里的娱乐活动丰富，看戏是斌椿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夷人在斌椿眼里是可以撼动中国古典美女地位的能歌善骑的丽人。在酣博尔（汉堡）“夜观驰马戏，女郎十五六人，演各战阵，均能于马上跳跃驰骤，巧捷异常”〔16〕（P35）。二十一日，拜威税司，“其夫人姊妹皆善歌，能鼓琴。临行，各赠照像一，眉目秀丽，竟如其人。携之中华，恐二乔不能专美千古”〔16〕（P35）。斌椿接下来对日耳曼诸邦的描绘与评价，向国人展现了一个商贸繁盛、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君王勤政、战胜外敌、民众爱国、对外友好的乌托邦景象。“酣博尔蕞尔小国，而贸易最盛”。“布国（普鲁士）都，名伯尔灵……楼宇高峻，街市整齐，周三十六里，人民二十余万。前日，与奥士里亚交战，大胜……嘉庆十一年，法人割其境土之半，遂削弱。后六年，布人不悦法政，思故主，合攻法师，遂复故土。地分东西两土，共八部。产铜、铁、丝、布，铁器最精，工细若金银造。瓷器尤良，坚致不亚华产。西部产钢铁，造炮甲于泰西”〔16〕（P42）。斌椿一行还受到了王后的接见，这在他六月十四日的游记中有详细的记载：“是日，总理哈公来拜，告以王在军中。妃闻使君来，请见。戌正二刻入宫，灯火辉煌。妃云：‘寡君在军中，闻中国天使到此，愿两国永好无间。因行期匆促，故请见，俟王归向述也。’”〔16〕（P43）在中西交往中，最让晚清帝王不能接受的是西方使节不肯行跪拜礼，因而拒绝接见；然而斌椿一行游历欧洲时受到多国元首接见，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主殷客尊的礼节。斌椿敏感地注意到西方不同于中国的礼仪，而且不厌其烦地记下了每一次被政要接见时这种消弭等级差别的亲切会面。《乘槎笔记》还记载了西方社会的工业生产状况，向国人展视了近代西方的先进武器，如“十六日，巳刻，过酣挪尔境（布鲁士二十七国之一）。申刻，至可伦（布国西部），产煤铁与钢。有娄姓开局铸钢炮，极大者重两万斤，价五万两。次者价五六千两。各国多在局定铸。各炉均用火轮法大锤，重万斤，一击，其声震地。炮子重百斤，形长首尖，内实火药。敌船包铁厚七八寸者，子能洞之〔16〕（P43-44）”。两次鸦片战争，中华帝国对西方的炮械已经有所领教，而西方最大的武器制造所——德国克虏伯炮厂也通过斌椿的叙述第一次向国人展示，此后就不断有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赴此地考察和引进军械，力求利用德国先进的武器装备挽救晚清帝国这即将倾倒的大厦。
总体来看，斌椿在《乘槎笔记》中主要记录了西方的奇观新闻，对政治、文化领域涉及很少。该书篇幅不大，所记载的多是一些海程、宴会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直觉感受，他在不到四个月的游历中，所见所闻，虽非欧洲的全貌，却已不再是传说中的“海外奇谈”，而是真切的亲历和事实，这些“事实”不但使人眼界大开，也足发人深省。通过游历，斌椿本人深为见识狭隘而自愧，发出了“世俗徒拘墟，推测岂可概”的感叹，表达了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平等开放思想的艳羡心态。尽管斌椿对所见到的先进的欧洲文明赞叹有加，充满了艳羡，但长期的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文化心理使国人持续以“天朝上国”的姿态自居。在徐继畲等人为斌椿所作的序中还弥漫着这种强烈的“华夷”意识，称斌椿西游是“我圣朝德威远播，泰西各国皆喁喁慕义”〔16〕（P1）。斌椿的表弟杨能格也在序言中夸赞他“海外君长，咸喁喁然望风采，称中国有奇士，承迎后先，恐不得当。遂得尽览其山川城郭、宫室人物、风俗怪异之类，皆华人所未耳目之者”。〔16〕（P1）总之，在钟叔和辑校的“从东方到西方最早的脚印、中国人对欧洲最初的印象”——《乘槎笔记》这本书中交融着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士人对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极间复杂的心理。
2、多次出洋者的首次西游——张德彝的德意志印象记
张德彝除了1866年作为总理衙门派出的同文馆学生随斌椿赴欧游历外，后又以译员身份迭随志刚、崇厚、郭嵩焘等人出洋当差，并在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年）随洪钧在驻德使馆做了三年翻译。他的一生共八次出洋，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中虽没有显著的成绩，但在近代中国对外正式交往的几个第一中却都是躬逢其时的当事人。1862年清政府开办京师同文馆，他是中国第一届学生；1866年晚清朝廷为了解“夷人情形”第一次组团赴欧州游历，他是入选的同文馆学生之一；1867年中国第一次派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他是使团的翻译；1870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专使崇厚赴欧洲交涉，他任专使的随员；1876年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驻公使，他担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这一系列的经历堪称奇特而少见，而且他善于观察，勤于记录，每次出国都记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见闻录，为后人留下七十余卷、总字数超过两百万的八部《航海述奇》，成为考察清末外交官员西洋体验的主要资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德国的情况提供了宝贵史料。1866年跟随斌椿赴欧游历的张德彝作为首次出洋的年轻人，对西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将游历见闻逐一地详细记载，在《航海述奇》中描绘了一幅中国人前所未见的欧洲图景：西方城市楼宇宏大，高耸人云，到了夜晚时煤气燃灯，光明如昼，所到街市都是一片繁盛景象，美不胜收。这一切对于国人来说都是闻所末闻的。西方世界在这个年轻人看来是那么地新鲜有趣，张德彝对“一切皆用火机，不需人力”这一点极感兴趣，对所见的事物以自己的见识来命名，《航海述奇》记录了不少张德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印象”，如第一次见到电梯，他称其为“自行屋”，称脚踏式缝纫机为“铁裁缝”，而被称作“印度擦物宝”的就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橡皮，刚发明不久的避孕套则被称作“肾衣”。张德彝在观察异域的同时也描述了西人对华人的陌生与好奇。在《航海述奇》中他记述在柏二林（柏林）到画店“购买布国王与后像”的经历，“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以千计。及入画铺，众皆先睹为快，冲入屋内几无隙地，主人强阻乃止。买毕，欲出不能移步。主人会意，引明（张德彝，原名德明）向后门走。”〔17〕（P115）虽然因遭围观带来了不便，但看得出，人们的态度都是友好的。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国王和王后，对于第一次赴欧的中国人，都表现出了殷勤与友善。特别是在文化学术界人士中，对于中国古老文化表示钦佩和爱好者大有人在。赴欧船上就有一位日耳曼乘客请张德彝题中国字，他“磨墨草诗二章赠之，其人大喜，如获拱璧”〔18〕（P477）。张德彝也对初次接触到的西洋文化表现出欣赏的态度，曾详细记载了在赴欧船上听到的午间音乐：“有日耳曼八人作乐，六男二女。一女所弹之洋琴若勺形，长有五尺，约数弦，轻拨慢抚，声音错杂可听。后则抹而复挑，大弦嘈嘈，小弦切切，雅有浔阳琵琶之趣。一女拽洋笳，葫芦形，三弦，有柄，置于项上而拽之。一人拽大胡笳，三弦，长约七尺，其声如锣如鼓，别成音调。有喇叭，圆圈如蛇之盘。又有洋笛长二尺馀者，一身皆孔，孔边有铜盖，吹时亦以指按之。后则琴笳齐作，先翕后纯，洋洋盈耳，终始合和。作毕，一女歌曲，低低款款，声音娇娜。歌罢举座皆欢，击掌数下，以赞其妙。”〔18〕（P472）这里他不但把西洋乐曲和中国古典的琵琶曲相媲美，还描绘了小提琴、长笛等中国人陌生的西洋乐器，在对歌者的表现与观者的呼应这些细节性描述中，向国人传递了西方的文明。张德彝在欧洲游历期间对于所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和文化，他的观察是细致的，描写也颇为曲折生动；在对待西方女子社交的开放性方面，其态度虽不及斌椿专注，却也显示了猎奇与正经的两面。如他在柏林“敖尔佛木园”中，碰到了一群妓女，她们“皆赤臂露肩，长裙委地，半启樱桃之口，一捻杨柳之腰，如花解语，比玉生香，堪以持赠。游人或与之饮，则豪放自若；或与之舞，则宛转生风；更有携手同归者。”〔18〕（P564）有几个妓女特意挑逗他们，“故作许多娇媚引人态，而明等弗顾”。〔18〕（P564）接下来有个或许是杜撰的细节：一位英国人问“君等何修而至此”？张德彝义正严辞严地对曰：“此地虽系烟花，然既游历各国，察访风俗，亦可驻足于其地，实未注意于其人。”并教训西人“所谓‘涅而不缁’者，汝知之否”？“其人闻而大笑曰：‘公言谬矣。大丈夫生于世间，何不及时行乐。倘白驹过隙，浪掷年华，则悔无及矣。君视诸妓，无不国色仙姿，令人魂飞意醉。请择其尤者告予，予必令君入巫山之梦也。’”张德彝对待此人的戏谑之言“闻而怒斥之”。他只好尴尬地说：“予以一言相戏耳，君何悻悻如此。”〔18〕（P564）在这些细节描述里，张德彝既津津有味地叙述西方的新鲜事物，又念念不忘自己候补士大夫的身份，他对异域事物的描述与评价充斥着生动鲜活与呆板教条的矛盾，这种心理正是他纠结于异域形象中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间的最好诠释。
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从北欧诸国和俄罗斯游历后，张德彝等人再一次进入布鲁斯（普鲁士）国界，“其国田畴蕃衍，阡陌交通，园囿连绵，人物俊秀。所经之村镇楼房，亦皆繁密高耸”。“是时布敖两国交战，沿途见甲兵银盔毡衣，持鹊尾枪，佩雁翅刀。其各村镇往来男女纷纷，皆侦探战事者”。〔18〕（P561）在这田囿美景和一派繁荣的村镇里见到的是俊秀的人民，他们在国家征战时不是漠然的旁观者，不论男女都表现出爱国热情。“卯正至布鲁斯国京都地名柏二林。下车入店，店名‘阿拉倍’。一路楼房宏丽，道途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斯。是时日尚未出，鸡犬无声，路静人稀，殊觉岑寂。其京周三十馀里，居民计六十五万，通国计二千万有奇”。虽然在经历战争，张德彝看到的普鲁士首都柏林繁盛的景象和法国首都巴黎毫无二致。对比和张德彝生活于同时代的一位西方人描述的中国城市印象：“狭窄弯曲的街道，不结实的平房，坑坑洼洼的道路，贫困人家住宅的简陋，以及不论穷人富人都具有的那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气味等等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征。”〔19〕（P234）不可否认，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观看东方的阴暗色调，其中也不乏有对中国社会的认真观察和深切体会。与破旧、脏乱的中国城市相比，西方城市的整洁、舒适与繁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张德彝通过亲历目睹而写下的西方城市的真实面貌，代表了晚清士人第一次跨越了对西方文明的心理障碍，萌发了对近代西方城市文明的认同感。当然，他没有仅仅停留于对城市面貌的感知，还试图从富庶的表象下追寻西方国家富强、民众爱国的真正动因。
在德国游历时，张德彝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到“布敖鏖兵，敖军失利。因布国新制一种洋枪，名曰‘巧针’。此枪活筒活机，自筒尾下药，中有一针，将药较准分量，置于纸管……此枪一分之时，可连放六次，较中土之火枪，捷愈数倍矣。”〔18〕（P562）这次德奥战争，因武器的改进对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火药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但近代以来西人的枪炮威力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对官派的赴欧游历者来说，克虏伯军械厂是他们参观的重要目的地，“未初至艾森庄，地不阔，土产无多。有英人姓克鲁卜者，好客广交，四海游士多访之。四十年前，彼业屢人，贫乏不能自存，移居此地。因多产煤钢，乃以制炮为业，陆续聚有万人，汔可小康。此时竟成巨富，财敌两国，所造火器可供四国之用”。〔18〕（P565）在这一段的描述中，张德彝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对热情好客的克虏伯厂主从贫乏时的创业到富可敌国以致让上万人过上小康生活的经历，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从张德彝对德国的叙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德人在技术上的创新钻研和王族对民众的关怀有一定的关系。“闻数十年前，王后微服游市，见一幼童以土抟人极巧。后领入宫，教以磨砻之工，令其朝夕肄业，及长，为泰西第一刻石妙手”。〔18〕（P563）德国在对民众教育培训方面的重视和对各业的统筹安排，在张德彝屡次使西的记述中都可见到，这里仅仅是初见端倪。他看到德国有很多“会馆”（即学术研究会），几乎包含各种学科，如天文、地理、格致（物理）、化学、花木、鸟兽、医道、光学、绘画、音乐、理学（哲学）之类，会馆也是培训专门人才和提高学术素养的重要教育机构，同一专业和好学之人皆可入馆，以便学有进益。“各馆名目不同，党朋各异，然罕有累及国家者，无滋事之虞，无非常之举，其宗旨在增益学问、兴地利、阜民财，以保其国家；否则，亦不外同人雅集，怡性骋怀，联袂掎裳，温恭和睦，未闻有口角争斗之事”。〔20〕（P789-790） 三、结语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走向统一的德国对研究欧洲以外地区之民族、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给予了重视，而晚清帝国却是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才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自己不了解的“对手”，开始派遣使团去了解欧洲。斌椿等人在震惊与艳羡中还保持着某种“不合时宜”的“傲气”，但他们游记里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描述，带回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念和民主的治国思想，为国人在不同程度上了解西方社会开阔了眼界。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中，初游西方的官员们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盛，在他们的日志和游记中传递现出东西方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的态势，表现出他们对西方社会发达原因之思考，其潜滋暗长的现代性意识投射到他们的游记中。这一切都促进了渴望革新的国人思想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单世联在《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中所说“德意志文化在现代中国所呈现的意义和形象，准确地说，是现代中国的德意志论述如何成为探索中国现代的一种方式”。〔21〕（P2） 在西方的压力下学习西方以探索现代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改造中国从而实现自我更新，这是一个漫长曲折、至今也没有完成的中国故事。而斌椿、张德彝等人首次赴西游历的表述只是为其拉开了序幕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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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ative about Germany in the overseas travel of the officials’first trip to Western Are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Zong-lan
Shanghai University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zaozhuang college，； shandong province，zaozhuang ；277136
Abstract：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a， also it is the period going to decl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a new era in the darkness before the dawn.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 minister and scholars whose imagination and writing about German played a key role in China .They shattered the images of "foreign devils" stereotypes ，and also found the deep impression to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d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about Germany in the diplomats’overseas travelers whose first visit to Europe， find the path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roduces which gradually formed "take Germany as our good examples"， find the Germany as the image of others with double meaning of ideology and utopia.
Key words：Overseas travels；exotic image of；ideology and Utopia
责任编辑：厐思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