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网膜脱落。”眼科医生对我说。听到这个诊断，我僵硬地坐在检查椅上。而更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医生接着告诉我说，我今后可能会失明。
　　在那天以前，我的一切都十分顺当：我的画作曾在纽约的画廊办过画展，我每天都在我的画室创作并欣赏自己的画作。但现在，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
　　后来，我认识了一名雕塑家。在给他看了我所画作品的照片后，他对我说：“笛姆，到我教学的学校来吧。我很想把你的作品制成幻灯片，让我的学生们欣赏。”
　　于是，我来到了新泽西州豌包城的一个叫马斯的学校，那是一家为残疾人提供帮助和服务的福利机构。在那里，许多人的大脑神经功能受到了损伤。他们肢体僵硬，肌肉萎缩，只能全身无力地坐在轮椅上。
　　在艺术室里，有一名学生很早就坐在轮椅里等着上课。他头上插着许多电线，另一头连接在轮椅上。他的手指向后弯曲着，上面长着节瘤。我走进艺术室时，他的眼睛看到了我的眼睛，顿时有一股电流从他的眼里传递到了我的身上。
　　这时，有两名学生也坐着轮椅来了。
　　“笛姆是一位职业画家，”学校里的一名导师把我介绍给学生们。“他到这儿来，和你们一起分享他的思想和理念。”
　　我心情紧张地向他们展示了我那些画作的幻灯片，同时向他们解说：“艺术，就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叙说。”
　　后来的一天，我为４名新生正式上了第一节课。当他们坐稳以后，我说：“好，让我们开始。这是一张画布，那是——”我把一个５加仑桶的塞子拔了出来，介绍说：“丙烯酸的凝胶体，画画的颜料就是用它们做成的，你可以加上自己喜欢的颜色。你们听到了吗？”我问。他们都很困难却很有力地点了点头。
　　“今天，”我继续说，“我们仅仅用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
　　他们中的有些人连握画笔都很难，还有些人甚至连手臂都不能动弹，而我需要教会他们所有人都能运用的技巧。
　　一个叫艾里克·考宾的学生，有一张严肃的爱尔兰人的脸，散发着年轻学者的气息，鼻梁上架着一副款式很旧的金丝眼镜。他几乎双目紧闭地坐在那儿，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在听。
　　“你可以画１００万条线——或者１条线，重要的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画。”我对他们说。
　　我轻轻地问：“艾里克，你要画吗？”
　　他的头向下沉了一些，然后说：“是！”
　　这样坚持了几个月，班上的学生都学得十分出色了。他们通过绘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观点，尤其是艾里克，他显然从画画中得到了强烈的兴趣。
　　但我觉得做到这些还不够，因为他们画得实在太慢了。下课后，我在画室里苦思冥想，想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光”——突然，我脑子一闪，有了灵感。
　　我买了一套激光设备，然后把它带到课堂，跟学生们说：“光线走到哪里，你们就画到哪里，行吗？”果然，有了这个高科技产品的帮助，学生们画画的速度提高了好几倍。
　　几次画展后，轮椅艺术家们开始受到媒体的注意。很多杂志、报纸和电视报道了他们的情况。一名来自ＣＢＳ的新闻记者问艾里克：“艺术是你与其他人取得联系的途径吗？是一种引起众人关注的呐喊吗？”
　　艾里克听了，双眼明亮起来。“是！”他轻轻地、哽咽着说。
　　两年以后，一位画廊组织者为我们提供了在纽约办一次画展的机会。结果引起轰动，画展上的每张画都销售一空。那些轮椅画家们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后来，我结束了和马斯学校的合作，但我仍然和过去的学生们保持联系。艾里克继续在画画，他和其他名艺术家们在曼哈顿等地办过数十次画展。他的父母为此感到十分激动与骄傲。同样，那些轮椅艺术家们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和理念。它告诉我，即使人的躯体有些残缺，生命之火却仍然可以继续燃烧，甚至燃烧得更加明亮。如今，我的视力渐渐开始变得模糊，可我依然满怀信心地在我的画室里进行大量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