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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泰说，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的见证。国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往往是那些恰好在场的仆从们。
　　11岁时作为英国派往北京的第一个使团的见习侍童，在乾隆面前秀中文获得赏赐；35岁时作为英国使团的副使进京，和23年前一样拒绝下跪磕头；59岁时成为英国议员，以“中国通”的身份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
　　从“乾隆盛世”到鸦片战争的半个世纪内，那些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这位叫托马斯·斯当东的英国男孩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有时甚至是推动者。
　　如同从现代穿越回去的人物一样，他总是站在历史恰当的位置，充当那个戳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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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年9月26日，英国朴茨茅斯港，一支近700人的庞大使团启航前往中国，希望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建立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使团中最小的成员是一名11岁的孩童——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充当大使马戛尔尼的侍童，负责在觐见乾隆时给大使提着骑士斗篷的下摆。
　　在10个月的航行中，托马斯·斯当东展现了儿童的语言天赋，跟几位搭船回国的中国神父学习中文，成为使团唯一一个懂点中文的英国人。
　　进入中国后，一个看起来不太重要的礼节——英使坚持不愿意像奴才一样下跪磕头——引发了文明的冲突。前来朝贡的“番邦”竟然不遵循天朝礼仪，乾隆大动肝火，作出重要批示：“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
　　几经周折，1793年9月14日，使团终于在承德避暑山庄见到了乾隆，行单膝下跪礼，递交了乔治三世国王的国书。
　　听说使团有位“小生番”会讲中文，乾隆饶有兴趣地让托马斯·斯当东走近身边，可爱的“小生番”用中文讲恭维话让老皇帝很高兴，缓解了英国人不愿下跪磕头的尴尬，乾隆解下随身携带的一个香包送给了他。一个孩童受到了大清皇帝几乎不可能的青睐与礼遇。
　　当时的中国，正是乾隆盛世，历史沉淀形成的“天朝上国”观念更加强化，视中国为“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存在，外国近的是“番属国”，远的是“化外蛮夷之邦”。学者茅海建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前来朝贡的“英吉利贡使”竟然不下跪，这是有损天朝颜面的事，进一步证明“蛮夷不可教化也。”
　　英国的外交目的全盘落空，从北到南穿越中国大陆的旅程也戳破了18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国的美好幻想：一个没有教会，没有宗教控制，由开明君主与贤明文人治理的理想国。他们看到的真实景象是老百姓普遍贫困、麻木、愚昧与自私，活得如同蝼蚁；上层官吏颟顸、无知、贪婪，腐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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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命虽然失败了，使团中那个不起眼的小孩托马斯·斯当东，却继续研究中国问题。
　　从17岁开始到35岁，他长期呆在广州。18年间，他一直在观察中国，了解中国，从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直当上广州特别委员会主席。
　　从1800年19岁开始，托马斯·斯当东开始研究和翻译《大清律例》，并于1810年出版，这是第一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他在译著前言中说：“马戛尔尼勋爵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是骗人的。”
　　很快，他成为最了解中国人的英國人，日渐洞悉中国官场权术与中国人思考方式，成为广州官场忌惮的老外。
　　1816年，为了再次尝试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可能性，英国派出了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去北京，35岁的托马斯·斯当东子承父业，成为副使，继续父辈未尽的事业。
　　虽然23年过去，乾隆早已作古，大清的统治者已经换成了嘉庆，但“是否磕头”依然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
　　因像上次一样拒绝磕头，英国使团还没有见到嘉庆，就被轰出了北京。嘉庆的愤怒从事后的诏书中都能感受到：“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
　　有意思的是，也许嘉庆怕“外夷”滋生事端，在严厉训斥后，又意外给了英国人糖吃——颁布了几个有利于西方商人经商的条款。
　　托马斯·斯当东根据两次使团的经验认为，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屈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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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年后，当年的“小斯当东”已经变成了“老斯当东”。大清的统治者变成了道光皇帝。
　　与托马斯·斯当东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国不同，大清对外面的世界依旧茫然无知，连英吉利这个“番邦”在哪里都不清楚。
　　即使如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也认为英军打了绑腿，膝盖不能弯曲，一旦倒地就爬不起来，并断定“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鸦片战争前夕，1840年4月，英国下议院就是否派出远征军展开激烈辩论。59岁的托马斯·斯当东的发言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英国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
　　乾隆当年种下的“因”，在47年后结出了“果”。
　　（摘自“凯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