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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云南省525户农户的随机问卷调查结果，研究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与差异。结果显示，农户种植耕地绝大部分来源于自家承包地，而只有少部分来源于转入；农户之间的耕地流转活动仍处于较低水平，农户家庭种植面积相对偏小且较为细碎化，应采取措施来促使农户转入耕地。
关键词农户；种植耕地；来源；差异；云南省
中图分类号S29；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6）16-201-02
AbstractThrough the random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525 farmer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sources and differences of cultivated land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cultivated land of farmers come from their “own” contracted land， and only a small part come from “rollin”， activities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between the farmers are in a low level， the planting area of households are relatively small and more fragment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farmers to “roll in” the cultivated land.
Key wordsFarmer； Cultivated Land； Source； Difference； Yunnan Province
耕地资源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承担着国民省级的重要责任，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1]。作为一种宝贵的土地资源，耕地的合理利用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仍然有部分农民依然在种植耕地，他们种植耕地的来源与状况也应该被关注。目前，学术界对耕地的现状与变化[2-3]、投入与产出[4-5]、流转和撂荒[6-7]及保护[3，8]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相关研究偏少，特别是缺少对耕作主体——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方面的研究。因此，笔者以相对落后的云南省为研究区域，对农户开展随机问卷调查，研究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与差异，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1调查研究概况
云南省位于低纬高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国土面积39.41万km2，山地、高原和盆地分别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4%、10%和6%。2014年云南省GDP达12 814.59亿元，人均GDP 27 264元，远低于全国人均46 628元的平均水平，属于相对落后的省份。该研究选择相对落后的云南省为研究区域，采用分层抽样法，在云南省西北部、东北部、中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各选择一个县（或县级市）作为调研县，并在5个县优选近、远郊村各一个共计10个村作为典型村开展调研（图1）。2015年7～8月，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在每个典型村随机选择50多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成员情况、耕地利用情况、耕作与流转意愿和耕地保护认知等。通过对538个农户的“一对一”实地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为525份，有效问卷率达97.6%。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
2.1.1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结构。农户种植耕地来自本家庭向集体承包的耕地和由别家流转而来的耕地，即来源于自给和转入。由图1可知，在耕地来源方面，各村农户种植耕地中，均有70%以上来自自家承包地，而不到30%来自转入；同时可以看出，5县近郊村的“自给率”比远郊村表现出“三县高、两县低”的状况，而转入率则相反，进一步从总体上看，远郊村农户种植耕地转入率（18.5%）要高于近郊村（12.5%），但远、近郊村的转入率均低于20%，而自给率均超过80%。这表明，对于农户之间的耕地流转活动，远郊村比近郊村相对活跃。
2.1.2转入耕地的农户比例。由表1可知，在被调查的农户中，各村均有一定比例的农户家庭转入别家耕地，其中，转入农户数占该村调查农户数的比例，最大为新平县的远郊村（48.1%），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7.3%），最大值为最小值的6.6倍。同时，从远、近郊村之间的比较来看，各县转入比例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5县总体上表现出远郊村的转入比例（30.9%）明显高于近郊村（11.8%）。由此可见，相比近郊村，远郊村农户家庭转入耕地的积极性更高，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转入耕地活动。
2.1.3转入耕地的数量特征。为研究转入耕地的数量特征，笔者进一步统计了参与耕地转入农户的户均转入面积、户均转入地块数及转入耕地地均面积等指标。如表1所示，在参与耕地转入的农户中，户均转入面积在村际之间显示出较大差异，最大为砚山县的远郊村（0.627 hm2），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0.067 hm2）；在远、近郊村之间的比较上，各县户均耕地转入的面积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总体上5县远郊村（0.340 hm2）为近郊村（0.160 hm2）的2.1倍。在参与耕地转入的农户中，户均转入地块数和转入耕地地均面积，各县亦表现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的相同特征，总体上，5县远郊村的户均转入地块数和转入耕地地均面积，分别为近郊村的1.5和1.4倍。这表明，在参与耕地转入的农户中，远郊村户均转入面积、户均转入地块数及转入耕地地均面积均要明显大于近郊村。同时，在农户转入耕地与其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比较中发现，各村均表现为转入耕地的地均面积大于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这表明，农户转入耕地的地块面积相对大于其自家承包地的地块面积，说明农户在转入耕地时，偏好于选择地块面积较大的耕地。 2.2农户种植耕地的差异
2.2.1农户种植耕地的面积差异。在农户种植耕地面积方面，由表1可知，从近、远郊村的对比来看，各县农户家庭户均种植面积均表现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的特征，总体而言，5县远郊村、近郊村户均面积分别为0.580、0.160 hm2，远郊村约为近郊村的3.7倍，明显大于近郊村；从村际对比来看，农户均庭户均种植面积在各村之间亦存在较大差异，最大为砚山县的远郊村，户均种植耕地面积0.813 hm2，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户场种植耕地面积0.087 hm2，最大值为最小值的9.6倍。由此可见，远郊村户均种植面积明显高于近郊村，但远、近郊村农户家庭种植面积均相对偏小。
2.2.2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块数量差异。在农户家庭种植地块数量方面，由表1可知，从各县近、远郊村的对比来看，各县户均地块数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总体上，5县远郊村的户均地块数也明显大于近郊村，约为近郊村的2.3倍；从村际对比来看，农户家庭种植地块数量在各村之间亦存在一定差异，最大为砚山县的远郊村（9.6块/户），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2.2块/户），最大值为最小值的4.5倍。由此可见，远郊村户均种植地块数明显高于近郊村。
进一步通过频数统计发现，对于农户种植地块数，近、远郊村最小值均为0，这是因为近、远郊村分别有2.7%和2.3%的农户家庭将自家承包地全部转出而没有耕种；近、远郊村种植地块数的众数分别为2块、5块，分别占其调查农户总数的27.8%和12.6%；近、远郊村最大值分别为10块、17块；近郊村最多的3个频数（1～3块）占其调查农户总数的76.4%，而远郊村最多的3个频数（3～5块）则占其调查农户总数的35.1%。这表明，对于农户家庭种植地块数，近郊村大部分为1～3块，而远郊村则主要为3～5块。
2.2.3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差异。在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方面，由表1可知，从各县近、远郊村的对比来看，各县地均面积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总体上，5县远郊村（0.093 hm2/块）的户均地块数也明显大于近郊村（0.060 hm2），约为近郊村的1.6倍；从村际对比来看，地均面积在各村之间亦存在一定差异，最大为双江县的远郊村（0.120 hm2/块），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0.040 hm2/块），最大值为最小值的3.0倍。由此可见，近郊村和远郊村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块面积普遍较小，耕地细碎化较为严重，且近郊村比远郊村的问题更为突出。
3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云南省10个典型村的调查研究表明：对于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远、近郊村农户绝大部分种植耕地来源于自家承包地，而只有少部分来源于转入；虽然远郊村农户总体上比近郊村更加积极参与转入活动，但是，远、近郊村农户种植耕地的转入率和参与农户比例及其户均转入面积和转入地块数均相对较小，农户之间的耕地流转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农户在转入耕地时，偏好于转入地块面积较大的耕地。对于农户种植耕地，远郊村的户均种植面积和户均地块数均明显高于近郊村，但远、近郊村尤其是近郊村农户家庭种植面积均相对偏小，且较为细碎化。
我国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对调动农户耕作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该制度也导致了耕地的细碎化与分散经营等问题，进而导致耕作成本高而效益低下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与高效管理；而要实现规模经营，在我国当前土地制度下，最优的途径则是耕地流转。因此，为充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以保障粮食安全，应采取措施让转入耕地农户获得有保障的收益，促进农户转入耕地：一是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等政策的力度，充分保障转入耕地农户的收益；二是出台政策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三是出台规范促进耕地的有序高效流转。
参考文献
[1] 陈美球，刘中婷，周丙娟，等.农村生存发展环境与农民耕地利用行为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21个村952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06（2）： 49-54.
[2] 蔡运龙，汪涌，李玉平.中国耕地供需变化规律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3）： 12-18，31.
[3] 李效顺，曲福田，谭荣，等.中国耕地资源变化与保护研究：基于土地督察视角的考察[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3）：387-401.
[4] 周春芳，杨钢桥.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投入行为的实证研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0，27（4）： 1-6.
[5] 吴兆娟，魏朝富，尚慧.基于农户层面的耕地经济产出价值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9）： 1516-1522.
[6] 郑鹏程.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土地流转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3）：1879-1880，1883.
[7] 葛霖，高明，胡正峰.基于农户视角的山区耕地撂荒原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2，33（4）：42-46.
[8] 任旭峰，李晓平.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1）： 79-85.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2016，44（16）：238-239
关键词农户；种植耕地；来源；差异；云南省
中图分类号S29；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6）16-201-02
AbstractThrough the random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525 farmer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sources and differences of cultivated land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cultivated land of farmers come from their “own” contracted land， and only a small part come from “rollin”， activities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between the farmers are in a low level， the planting area of households are relatively small and more fragment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farmers to “roll in” the cultivated land.
Key wordsFarmer； Cultivated Land； Source； Difference； Yunnan Province
耕地资源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承担着国民省级的重要责任，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1]。作为一种宝贵的土地资源，耕地的合理利用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但仍然有部分农民依然在种植耕地，他们种植耕地的来源与状况也应该被关注。目前，学术界对耕地的现状与变化[2-3]、投入与产出[4-5]、流转和撂荒[6-7]及保护[3，8]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然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相关研究偏少，特别是缺少对耕作主体——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方面的研究。因此，笔者以相对落后的云南省为研究区域，对农户开展随机问卷调查，研究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与差异，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1调查研究概况
云南省位于低纬高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国土面积39.41万km2，山地、高原和盆地分别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4%、10%和6%。2014年云南省GDP达12 814.59亿元，人均GDP 27 264元，远低于全国人均46 628元的平均水平，属于相对落后的省份。该研究选择相对落后的云南省为研究区域，采用分层抽样法，在云南省西北部、东北部、中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各选择一个县（或县级市）作为调研县，并在5个县优选近、远郊村各一个共计10个村作为典型村开展调研（图1）。2015年7～8月，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在每个典型村随机选择50多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成员情况、耕地利用情况、耕作与流转意愿和耕地保护认知等。通过对538个农户的“一对一”实地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为525份，有效问卷率达97.6%。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
2.1.1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结构。农户种植耕地来自本家庭向集体承包的耕地和由别家流转而来的耕地，即来源于自给和转入。由图1可知，在耕地来源方面，各村农户种植耕地中，均有70%以上来自自家承包地，而不到30%来自转入；同时可以看出，5县近郊村的“自给率”比远郊村表现出“三县高、两县低”的状况，而转入率则相反，进一步从总体上看，远郊村农户种植耕地转入率（18.5%）要高于近郊村（12.5%），但远、近郊村的转入率均低于20%，而自给率均超过80%。这表明，对于农户之间的耕地流转活动，远郊村比近郊村相对活跃。
2.1.2转入耕地的农户比例。由表1可知，在被调查的农户中，各村均有一定比例的农户家庭转入别家耕地，其中，转入农户数占该村调查农户数的比例，最大为新平县的远郊村（48.1%），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7.3%），最大值为最小值的6.6倍。同时，从远、近郊村之间的比较来看，各县转入比例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5县总体上表现出远郊村的转入比例（30.9%）明显高于近郊村（11.8%）。由此可见，相比近郊村，远郊村农户家庭转入耕地的积极性更高，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转入耕地活动。
2.1.3转入耕地的数量特征。为研究转入耕地的数量特征，笔者进一步统计了参与耕地转入农户的户均转入面积、户均转入地块数及转入耕地地均面积等指标。如表1所示，在参与耕地转入的农户中，户均转入面积在村际之间显示出较大差异，最大为砚山县的远郊村（0.627 hm2），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0.067 hm2）；在远、近郊村之间的比较上，各县户均耕地转入的面积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总体上5县远郊村（0.340 hm2）为近郊村（0.160 hm2）的2.1倍。在参与耕地转入的农户中，户均转入地块数和转入耕地地均面积，各县亦表现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的相同特征，总体上，5县远郊村的户均转入地块数和转入耕地地均面积，分别为近郊村的1.5和1.4倍。这表明，在参与耕地转入的农户中，远郊村户均转入面积、户均转入地块数及转入耕地地均面积均要明显大于近郊村。同时，在农户转入耕地与其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比较中发现，各村均表现为转入耕地的地均面积大于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这表明，农户转入耕地的地块面积相对大于其自家承包地的地块面积，说明农户在转入耕地时，偏好于选择地块面积较大的耕地。 2.2农户种植耕地的差异
2.2.1农户种植耕地的面积差异。在农户种植耕地面积方面，由表1可知，从近、远郊村的对比来看，各县农户家庭户均种植面积均表现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的特征，总体而言，5县远郊村、近郊村户均面积分别为0.580、0.160 hm2，远郊村约为近郊村的3.7倍，明显大于近郊村；从村际对比来看，农户均庭户均种植面积在各村之间亦存在较大差异，最大为砚山县的远郊村，户均种植耕地面积0.813 hm2，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户场种植耕地面积0.087 hm2，最大值为最小值的9.6倍。由此可见，远郊村户均种植面积明显高于近郊村，但远、近郊村农户家庭种植面积均相对偏小。
2.2.2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块数量差异。在农户家庭种植地块数量方面，由表1可知，从各县近、远郊村的对比来看，各县户均地块数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总体上，5县远郊村的户均地块数也明显大于近郊村，约为近郊村的2.3倍；从村际对比来看，农户家庭种植地块数量在各村之间亦存在一定差异，最大为砚山县的远郊村（9.6块/户），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2.2块/户），最大值为最小值的4.5倍。由此可见，远郊村户均种植地块数明显高于近郊村。
进一步通过频数统计发现，对于农户种植地块数，近、远郊村最小值均为0，这是因为近、远郊村分别有2.7%和2.3%的农户家庭将自家承包地全部转出而没有耕种；近、远郊村种植地块数的众数分别为2块、5块，分别占其调查农户总数的27.8%和12.6%；近、远郊村最大值分别为10块、17块；近郊村最多的3个频数（1～3块）占其调查农户总数的76.4%，而远郊村最多的3个频数（3～5块）则占其调查农户总数的35.1%。这表明，对于农户家庭种植地块数，近郊村大部分为1～3块，而远郊村则主要为3～5块。
2.2.3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差异。在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均面积方面，由表1可知，从各县近、远郊村的对比来看，各县地均面积均表现为“远郊村大于近郊村”，总体上，5县远郊村（0.093 hm2/块）的户均地块数也明显大于近郊村（0.060 hm2），约为近郊村的1.6倍；从村际对比来看，地均面积在各村之间亦存在一定差异，最大为双江县的远郊村（0.120 hm2/块），最小为镇雄县的近郊村（0.040 hm2/块），最大值为最小值的3.0倍。由此可见，近郊村和远郊村农户种植耕地的地块面积普遍较小，耕地细碎化较为严重，且近郊村比远郊村的问题更为突出。
3结论与建议
该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云南省10个典型村的调查研究表明：对于农户种植耕地的来源，远、近郊村农户绝大部分种植耕地来源于自家承包地，而只有少部分来源于转入；虽然远郊村农户总体上比近郊村更加积极参与转入活动，但是，远、近郊村农户种植耕地的转入率和参与农户比例及其户均转入面积和转入地块数均相对较小，农户之间的耕地流转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农户在转入耕地时，偏好于转入地块面积较大的耕地。对于农户种植耕地，远郊村的户均种植面积和户均地块数均明显高于近郊村，但远、近郊村尤其是近郊村农户家庭种植面积均相对偏小，且较为细碎化。
我国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对调动农户耕作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该制度也导致了耕地的细碎化与分散经营等问题，进而导致耕作成本高而效益低下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与高效管理；而要实现规模经营，在我国当前土地制度下，最优的途径则是耕地流转。因此，为充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以保障粮食安全，应采取措施让转入耕地农户获得有保障的收益，促进农户转入耕地：一是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等政策的力度，充分保障转入耕地农户的收益；二是出台政策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三是出台规范促进耕地的有序高效流转。
参考文献
[1] 陈美球，刘中婷，周丙娟，等.农村生存发展环境与农民耕地利用行为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21个村952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06（2）： 49-54.
[2] 蔡运龙，汪涌，李玉平.中国耕地供需变化规律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3）： 12-18，31.
[3] 李效顺，曲福田，谭荣，等.中国耕地资源变化与保护研究：基于土地督察视角的考察[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3）：38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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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兆娟，魏朝富，尚慧.基于农户层面的耕地经济产出价值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9）： 1516-1522.
[6] 郑鹏程.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土地流转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3）：1879-1880，1883.
[7] 葛霖，高明，胡正峰.基于农户视角的山区耕地撂荒原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2，33（4）：42-46.
[8] 任旭峰，李晓平.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1）： 79-85.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2016，44（16）：238-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