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任大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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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真快,转眼之间,任大霖离开我们都要二十年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惦念他,不过说真的,我是时常想起他的,仿佛觉得与他的交往就是昨天的事情。
  我与大霖的相识最早可追溯到1975年,他曾主持《朝霞》编辑部工作,我与胡万春、赵自、唐铁海曾一起深入梅山铁矿、大屯煤矿、铜陵铜矿体验生活和采访,为这本杂志写稿。我写的一篇散文《孔雀石》后来被编在散文集《潮上花》中。而与他更多的交往是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分校任教之后的事。那时,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主任,时隔一年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一面创作,一面参与编辑,后任总编。其实他在文革前就一直是在少儿社工作的。说来也巧,他的儿子哥舒考取了复旦分校中文系79级,正巧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起先就觉得哥舒这名字别致,后来才知还有故事。许多人都知道上海儿童文学界有一对闻名于世的“任氏兄弟”,就是指任大星与任大霖,两人都是著名的小说家,都是既写成人小说又写儿童小说。大星晚年还写过不少爱情小说,前几年作协还为大星出过一本爱情小说《婚誓》。如今大星依然不服老,执著笔耕,时有佳作。说起当初,大霖最早用的别名叫任舒,大星用的别名叫任哥舒,其意是大星是大霖哥哥,两人相伴相依不分离,可谓兄弟情深。待得大霖得一独子,爱宠有加,大星就将自已别名赐予兄弟爱子,这段文坛佳话也让人动容。若干年之后,哥舒继承父业,出任《少年文艺》执行主编,如今在总编室终审稿件,也是儿童小说家。说回去,自此大霖以家长的身份,见面就喊我张老师,而我的内心却视他为良师益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小说创作正盛,每有新作必送大霖过目指点,我心服他的眼力。他本人就是杰出的小说家与散文家,他深受鲁迅濡染,又有浙东乡土生活,文笔优雅而老道,叙事写人乡味浓郁。他既能写成人小说,又能写儿童小说,而且每写必精妙,所写儿童小说成人与儿童都爱赏读。此刻,我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九本大霖从1979年冬至1989年夏签送我的书,分别是《蟋蟀》《童年时代的朋友》《少先队员的心灵》《心中的百花》《哥哥廿四,我十五》《喀戎在挣扎》《任大霖散文选》以及两本他的创作理论集《我这样写小说》《儿童小说创作论》。《蟋蟀》是签送我的第一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这是他从1951年到1965年出版的十个集子计八十余作品中的精选本,共二十二篇。我极其认真地读完了每篇,几乎每篇都作了眉批与随感短语,后来,我写下了《中国儿童小说风格简论》,评论他的作品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因我的主业是在大学讲授《儿童文学研究》,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讲师,并成为文化部组织的西南、中南、华北、东北讲习班讲师团成员,随陈伯吹、叶君健、任溶溶、黄庆云、洪汛涛、郭风、肖平、葛翠琳等一起讲课,我讲课的内容就是这篇论文。我还写过两个单篇评论《评“芦鸡”》《任大霖的儿童小说》。他的《蟋蟀》集获得了应有的荣誉,被评为文化部评选的首届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另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他既编成人文学作品,又编儿童文学作品,历时三十年阅稿无数,受他点化的大家、名家、好手无法统计,单是秦文君的破茧而出,就是他一手发现和培养。我的稿能给到这样的高手手里,岂能不放心、不安心、不开心。幸运与荣幸是说不完的。
  我与大霖有着许多共同的话语。那时,全国与上海的儿童文学界活动很多,我与他时常碰面,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题。除了交换哥舒的学习情况之外,主要还是聊各自的创作。他脸色青白,说话严肃而认真,有时说到在意处会晃晃脑袋幽默地嘿嘿一笑。他还是一个快乐的舞者,我在作协与少儿社组织的舞会上多次见他跳探戈,一板一眼幽默而有趣。
  我与他无话不谈,很是投机。每次他看完我的稿必写一信,许多我都遗失了,仅存三封,其中一封写于1982年11月17日晚,信曰:
  大作《夕阳无限好》一口气读毕,感到亲切、生动。老将军的形象比较真切自然。文中不少细节相当有趣,既有生活气息,也有哲理性。比较起来,似上半部更为动人,老将军的思想感情更为“立体”一些;下半部写重返军舰,思想性加强了,人物性格反似“单”了一点。总的说,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我有几点具体建议:1、题目《夕阳无限好》,似乎“大路”一些,报刊上见到此题者不少。能否改一个新鲜、有趣的?2、能否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一笔,说明将军离休后,党组织仍然关心他们的,有时也请去开开会,请他们作作顾问。只要一个细节交代一下即可。3、“游成都”似过于散文化,可略作压缩。4、最后将军“结婚”一点,我意不必明写,可写出女医生经常来关心他,帮助料理家务,让读者自己去联想是否更有味?5、全稿错字不少,最好细细通读一遍,作一改正。
  你看怎么办?稿子还是等你稍作润饰再寄,还是现在就由我寄出?我想寄《江南》。由我写一推荐信。
  接此信后盼联系。我星期五上午在出版社。星期六下午及星期天在家。下星期一在出版社。
  《谈儿童小说的乡土味》附上。读后颇有启发。
  ……
  我记得当时读完这封信,掩信而泣。大霖对我的殷切、深情,细致入微跃然纸上。知我者,大霖也。我与他按约见了面,一见面他便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打得响的小说。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判断与意见是如此中肯而准确。此稿又送了哈华与北京作家毛志成过目,他们的意见也与大霖不谋而合。毛志成将此稿推荐给了《当代》,随即被看中,并惊动了秦兆阳、孟伟哉,题目改为《将军离位之后》,我赴北京住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按各方意见修改,包括大霖意见在内,一星期没日没夜完了稿。1982年《当代》四期头条刊出,立即《文汇报》《文学报》《解放军报》发了报道与评论,这部中篇也成了我的代表作。大霖信末附言中提到的《儿童小说乡土味》,是我参加讲师团上课论文的其中一部份,发在《儿童文学研究》上,主要讲任大霖、任大星、谢璞、浩然的作品比较。
  后来,我又写了小说请他先看,他都是认真批阅,给出详细意见,非常内行,字字中肯。在此恕不一一引用。
  我出书时,请大霖作序。大霖在序里借评我的小说,说了一些关于儿童小说创作的主张,今天读起来仍然有所教益。这里仅摘两段:“这些作品题材内容比较广,有城市生活,有农村生活;有儿童生活,有成人生活;有抒情的诗情画意,也有剑拔弩张的战斗场景。总之,这些小说没有局限在儿童的生活琐事之中,没有局限在‘真空的’(即脱离现实社会的)所谓‘儿童世界’之内,也没有局限于单纯的道德说教(例如配合‘小学生守则’第几条)的图解模式之内。它们所反映的生活是现实的,所接触的问题是严肃的。我相信少年读者在读了这些作品以后,会受到启迪,开拓眼界,增进对生活的理解。”“我历来主张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应当写一些‘成人文学’作品,这对提高儿童文学的素质是有好处的。我更主张儿童文学作品不应当仅仅由儿童文学作家来写,所有作家(包括那些著名作家)都应当抽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专门为孩子们创作一些作品。儿童文学有它的特点,但也不必过分强调,把特点神秘化。因为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嘛。”
  大霖坚持不懈地宣传自已的儿童文学创作主张,我曾邀他去我任教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过儿童小说创作,后来他讲过的内容收在了《儿童小说创作论》中,这是一本至今为止从作家角度讲述的最为完整、最为系统的儿童小说创作理论专著。这本专著获得了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和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奖。
  大霖还是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上海中心(后改为上海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的创始者之一,我是他们活动的最早参与者。日本作家朋友与他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1995年6月8日,大霖去世的消息传出,不少外国朋友发来唁电唁函,曾翻译大霖多篇作品的日本翻译家片桐园,用特快专递寄来了她的悼念诗:“请问,天堂离上海多远?请问,那里国际交流盛不盛?咱们能不能够再团聚在国际天堂里?我也去那里,跨过彩虹赶着见您去。”读这诗谁能不动容?如今,哥舒出任学会副会长,每年的活动我都去参加,与会者时常提及大霖,我更不会忘记他,我会永远记住大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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