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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接触卞太的文字，我就想到了两个散文家，一个是刘亮程，一个是苇岸。这两个在散文史上不同寻常的作家都是在上世纪末耸动一时，而在新世纪归于沉寂。这本身是不是有意味的现象？而卞太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文学创作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形而上的，强调生命层次的升华，突出灵魂的高点境界。另一种是形而下的，通俗说来就是“向下的写作”，文字冲着生命的本质去，将生命还原为自然。它虽然不能构成支撑我们一生的骨骼，却能丰富我们情感的血肉。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和卞太的《花香的尘世》，以及其他一些将笔触伸向乡村、自然的散文，都更接近后者。
无论是刘亮程、苇岸还是卞太，他们都有着一双非比寻常的眼睛，总要比寻常庸碌于生活压力的人拥有更多的敏锐与灵性，他们对大地、对人类和对大地上的一切事情的观察和体味，都有一种近乎孩子般开朗和平阔的视觉。他们用辽远、神奇、童真、审美的目光深情地触摸大自然的泥土、动物、植物、家园，同时又葆有一颗纯粹、素朴、真挚的爱心，昼夜倾听深藏于大地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们时常相处却又陌生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人类原本都不陌生，现在却被现代人遗忘了。
稍有不同的是，刘亮程的笔墨全都献给了令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小村庄——黄沙梁。他在属于他的那一小块地界上深深挖掘下去，在地层下去汲取他对生命和语言的体验。而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如说是一个幌子，更吸引人的是作者对于村庄的臆想，对自我灵魂的探索。
而苇岸和卞太，他们却有着更自觉的记录自然、记录生活的意识，故他们的文字往往更像是一种实录，泥土就是泥土，树林就是树林，老马就是老马。岁月更改，容颜偷换，这一切人世变迁，被他们用文字（卞太还辅以绘画和摄影）定格成某个历史的画面，作者并不加以过多的修饰和评价。蚂蚁、田鼠、骡子、老牛……它们是它们自己，它们因为它们自身而获得意义。而卞太对童年生活与体会的记录，尤能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因为童年最深刻与本质的体验往往是穿越具体的生活场景直达内心的，细节不同，但内心震荡何其相似。这里面隐含的主旨，又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早早地吃饱了，靠着墙角，看满屋子吃饭的人。煤油灯飘飘忽忽照在人的脸上身上，影子从背后拖到墙上，黑黑的，像另外一家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正吃着晚饭，一个影子对另一个影子说话……我看看墙上的影子，再看看影子前面的人，忽然害怕起来。”（《陌生人》）“我妈说我是捡来的……很长时间，我都半信半疑，又找不出证据……后来我知道，那些是我妈编造的，全都是用来骗我听话的，很多孩子都被类似的故事骗过。这却影响了我的心情，以后很多年，我都是怯生生的，像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我从何处来》）“阳光每天爬上我的桌子，我在桌子上画了好多细线，太阳晒到最远的一根，我们就可以放学回家吃饭了……有时候听见外面的脚步声，我看见我家的人从窗外一闪过去，他们都准备回家吃饭。我故意大声读书，让他们听见我。他们在飞扬的童声里听见我的声音，跷脚往屋子里面看，那个时候，他们肯定盼望着我在慢悠悠的时光中，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快一点长大。”（《时间飞快》）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些文字里重温童年的感觉。每个人都有童年，成人以后回头望望，在那里打捞出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心灵庸常的感动，还可能有生命内在灵性的变化和超越，这正是卞太所追求的。
“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并且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一个准则：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只要你尚有一颗未因年龄增长而泯灭的承受启示的心，你就应当经常到大自然中去走走。”在《大地上的事情·放蜂人》的结尾处，苇岸讲到“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苇岸认为人类只有记住自己的来历和故乡，才不至于妄自尊大，不至于被人类自身创造的技术所裹挟而忘记了自己的本质。卞太则是把这一缕希望寄托于对童年的回忆，他用他有着一丝忧伤和怅惘的文字，带着人们站在儿时徜徉的池塘边，轻轻拾起一块土坷垃，朝树干掷过去，再看着风将尘烟吹散。他希望这种童年的情感，在以后的漫长的人生路途中，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在人们的心中扎下越来越深的痕迹；而不愿意看见，经过漫长的岁月的折磨，它最终被遗忘了，在意识里成为虚无。
想当年，刘亮程被林贤治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散文家”，赞苇岸者更是标举他“提供了当代中国散文中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维度”。刘亮程与苇岸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感觉、心性以及那种贴近自然规律和事物本能的语言风格所制造的陌生化的感觉；另一方面，无非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字，让人觉得更合乎人的天性，更加耐人咀嚼。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多数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文化人，对所谓工业文明生出的诸多不如意。但即使是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对他们的出现提出质疑。与那些表现工业文明、被称为“与生活一起快速奔跑，收获时髦耀眼的富贵和繁华”的作家相对，他们被称为“落在后面，捡拾岁月指缝间遗落的种粒的人”。马建刚更是在《乡村哲学的神话》一书的代序中说：“中国正从一个农业国往现代商业社会飞奔着。这个时期，一切金钱、资本、权力、欲望等已被今天已经成熟的资本社会控制了的坏品质，正铺天盖地蜂拥而来，要进入较合理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起码也要上百年。跟不上时代的作家群体靠逃遁到穷乡僻壤精神自慰是骗自己的。”他甚至认为，在缺乏广泛生活基础的今天，刘亮程的散文只是生造出来的一篇篇“优美的荷花”，是“中国的精神垃圾太多了”的明证。
且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有意味的是，刘亮程也罢，苇岸也吧，在世纪末放出耀眼光芒以后，真的就迅速地归于沉寂。今天的人们难道真的不需要他们吗？好在卞太出现了，在新世纪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之时。不过我不希望卞太的出现，只是像孟繁华分析的那样，仅说明“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题材的作品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怀旧的、质朴的、简单的生活形式和本土生活状态恰恰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某种参照。这是此类作品使我们怀有兴趣的原因之一”。我更希望它说明刘亮程与苇岸的影响不是消失了，而是化成了一股生命力更加强大而持久的潜流依旧奔涌着，它们会在文字游戏的泡沫消失时显露出来，显露出他们的冰山一角。我更希望它能说明，那些时时回望自然和自己的内心的人，那些沉溺于深沉思考的人，他们虽然“往往不能做出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因为他们的心灵太纤弱、太高贵，但他们是真正伟大的人，因为只有他们力践了人类心灵中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花香的尘世》，卞太图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6元）
文学创作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形而上的，强调生命层次的升华，突出灵魂的高点境界。另一种是形而下的，通俗说来就是“向下的写作”，文字冲着生命的本质去，将生命还原为自然。它虽然不能构成支撑我们一生的骨骼，却能丰富我们情感的血肉。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和卞太的《花香的尘世》，以及其他一些将笔触伸向乡村、自然的散文，都更接近后者。
无论是刘亮程、苇岸还是卞太，他们都有着一双非比寻常的眼睛，总要比寻常庸碌于生活压力的人拥有更多的敏锐与灵性，他们对大地、对人类和对大地上的一切事情的观察和体味，都有一种近乎孩子般开朗和平阔的视觉。他们用辽远、神奇、童真、审美的目光深情地触摸大自然的泥土、动物、植物、家园，同时又葆有一颗纯粹、素朴、真挚的爱心，昼夜倾听深藏于大地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们时常相处却又陌生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人类原本都不陌生，现在却被现代人遗忘了。
稍有不同的是，刘亮程的笔墨全都献给了令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小村庄——黄沙梁。他在属于他的那一小块地界上深深挖掘下去，在地层下去汲取他对生命和语言的体验。而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如说是一个幌子，更吸引人的是作者对于村庄的臆想，对自我灵魂的探索。
而苇岸和卞太，他们却有着更自觉的记录自然、记录生活的意识，故他们的文字往往更像是一种实录，泥土就是泥土，树林就是树林，老马就是老马。岁月更改，容颜偷换，这一切人世变迁，被他们用文字（卞太还辅以绘画和摄影）定格成某个历史的画面，作者并不加以过多的修饰和评价。蚂蚁、田鼠、骡子、老牛……它们是它们自己，它们因为它们自身而获得意义。而卞太对童年生活与体会的记录，尤能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因为童年最深刻与本质的体验往往是穿越具体的生活场景直达内心的，细节不同，但内心震荡何其相似。这里面隐含的主旨，又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早早地吃饱了，靠着墙角，看满屋子吃饭的人。煤油灯飘飘忽忽照在人的脸上身上，影子从背后拖到墙上，黑黑的，像另外一家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正吃着晚饭，一个影子对另一个影子说话……我看看墙上的影子，再看看影子前面的人，忽然害怕起来。”（《陌生人》）“我妈说我是捡来的……很长时间，我都半信半疑，又找不出证据……后来我知道，那些是我妈编造的，全都是用来骗我听话的，很多孩子都被类似的故事骗过。这却影响了我的心情，以后很多年，我都是怯生生的，像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我从何处来》）“阳光每天爬上我的桌子，我在桌子上画了好多细线，太阳晒到最远的一根，我们就可以放学回家吃饭了……有时候听见外面的脚步声，我看见我家的人从窗外一闪过去，他们都准备回家吃饭。我故意大声读书，让他们听见我。他们在飞扬的童声里听见我的声音，跷脚往屋子里面看，那个时候，他们肯定盼望着我在慢悠悠的时光中，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快一点长大。”（《时间飞快》）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些文字里重温童年的感觉。每个人都有童年，成人以后回头望望，在那里打捞出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心灵庸常的感动，还可能有生命内在灵性的变化和超越，这正是卞太所追求的。
“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并且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一个准则：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只要你尚有一颗未因年龄增长而泯灭的承受启示的心，你就应当经常到大自然中去走走。”在《大地上的事情·放蜂人》的结尾处，苇岸讲到“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苇岸认为人类只有记住自己的来历和故乡，才不至于妄自尊大，不至于被人类自身创造的技术所裹挟而忘记了自己的本质。卞太则是把这一缕希望寄托于对童年的回忆，他用他有着一丝忧伤和怅惘的文字，带着人们站在儿时徜徉的池塘边，轻轻拾起一块土坷垃，朝树干掷过去，再看着风将尘烟吹散。他希望这种童年的情感，在以后的漫长的人生路途中，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在人们的心中扎下越来越深的痕迹；而不愿意看见，经过漫长的岁月的折磨，它最终被遗忘了，在意识里成为虚无。
想当年，刘亮程被林贤治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散文家”，赞苇岸者更是标举他“提供了当代中国散文中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维度”。刘亮程与苇岸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感觉、心性以及那种贴近自然规律和事物本能的语言风格所制造的陌生化的感觉；另一方面，无非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字，让人觉得更合乎人的天性，更加耐人咀嚼。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多数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文化人，对所谓工业文明生出的诸多不如意。但即使是在当时，就已经有人对他们的出现提出质疑。与那些表现工业文明、被称为“与生活一起快速奔跑，收获时髦耀眼的富贵和繁华”的作家相对，他们被称为“落在后面，捡拾岁月指缝间遗落的种粒的人”。马建刚更是在《乡村哲学的神话》一书的代序中说：“中国正从一个农业国往现代商业社会飞奔着。这个时期，一切金钱、资本、权力、欲望等已被今天已经成熟的资本社会控制了的坏品质，正铺天盖地蜂拥而来，要进入较合理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起码也要上百年。跟不上时代的作家群体靠逃遁到穷乡僻壤精神自慰是骗自己的。”他甚至认为，在缺乏广泛生活基础的今天，刘亮程的散文只是生造出来的一篇篇“优美的荷花”，是“中国的精神垃圾太多了”的明证。
且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有意味的是，刘亮程也罢，苇岸也吧，在世纪末放出耀眼光芒以后，真的就迅速地归于沉寂。今天的人们难道真的不需要他们吗？好在卞太出现了，在新世纪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之时。不过我不希望卞太的出现，只是像孟繁华分析的那样，仅说明“在全球化的时代，农村题材的作品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怀旧的、质朴的、简单的生活形式和本土生活状态恰恰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某种参照。这是此类作品使我们怀有兴趣的原因之一”。我更希望它说明刘亮程与苇岸的影响不是消失了，而是化成了一股生命力更加强大而持久的潜流依旧奔涌着，它们会在文字游戏的泡沫消失时显露出来，显露出他们的冰山一角。我更希望它能说明，那些时时回望自然和自己的内心的人，那些沉溺于深沉思考的人，他们虽然“往往不能做出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因为他们的心灵太纤弱、太高贵，但他们是真正伟大的人，因为只有他们力践了人类心灵中最善良、最美好的东西”。
（《花香的尘世》，卞太图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