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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花3万荷兰盾买下了阿姆斯特丹解剖学家弗里德里克·鲁谢的藏品。解剖曾是一种时尚。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对尸体标本感兴趣，好事者为参观公开解剖支付的金钱，堆满了国库。欧化风把这些新思潮带到了俄国。19世纪，参观解剖剧场以及拿青蛙做实验，成为每一个自诩进步的俄国人的高雅爱好。
解剖革命
现代文明要求人们避免谈及头皮屑、口臭，没有特殊必要，也不能提起死亡和尸体。但在几个世纪前，仔细观察尸体却是一种时髦的消遣。在博物馆内撞上伦勃朗的油画《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或是此类题材的其它画作时，现代人多半不愿朝这种意识扭曲的玩意看上一眼，而选择迅速移步其它展厅。然而在17世纪，一幅描绘围在尸体旁的群体肖像，只是证明这些人同属一个医学团体罢了，根本谈不上画家有什么奇葩意识。
17世纪，医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重大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天文学家终于弄清楚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回遭到质疑的是由亚里士多德和盖伦（古罗马著名医学大师）提出的活体生物结构理论，根据这一古老理论，所有疾病的原因都在于人体内4种液体——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粘液——的正确关系遭到了破坏。在1500多年的时间里，无数事实都与这种理论相悖，而尸体解剖则能够直接了当地还原真相。人类科学的基本原则有可能被重新审视，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以及社会上对生物学的广泛兴趣，当公开解剖被允许的时候，解剖剧场立刻人满为患。
在成功进行公开解剖的医生当中，就有弗里德里克·鲁谢。他最初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药剂师，在那个年代，药剂师不仅会配药，还得做大量的医务工作——从放血到简单的外科手术，无所不包。因此，掌握解剖学知识是职业药剂师的必备修养。
然而，鲁谢却真心对解剖感兴趣。他想通过解剖找到答案的那些问题，现在看来十分幼稚。比如，他想看一看“新鲜”死者在一段时间内会长出指甲和头发这一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否正确。他用收买掘墓人，非法掘尸检验的办法（年轻药剂师地位太低，无权擅自处理尸体）最终发现，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这位求知欲旺盛的药剂师的职业生涯相当顺利。过了一阵子，鲁谢当上教授，获得了处理尸体的资格。公开解剖和发明解剖标本的长久保鲜法，使鲁谢名声大震。当时还没有冰箱，保存尸体是个大问题，解剖只能在一年当中的寒冷季节进行，即使在冬天，尸体也只能保存2-3天，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做很多准备工作，讲几次公开课，如果在解剖过程中有实质性发现，还得让画家画下来（照相机也没发明出来呢），这也需要时间。解剖学家一直在寻找延缓尸体分解的方法，希望能够长时间地进行研究，最好还能避免忍受难闻的气味。
鲁谢以擅长制作并保存血管标本而闻名。他对血管的兴趣，跟英国人威廉·哈维的发现有关，哈维证实，血液沿动脉从心室流出，通过静脉返回心房。这又是一个与盖伦理论相悖的论据。由于观察迅速分解的尸体的血管十分困难，因此就需要一项新技术。鲁谢创造了这一技术。他灌洗血管，向里面注入空气，再将其干燥。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标本能够保存数十年，可供慢慢研究。
研究人类尸体总会带来一些伦理问题。然而，很多人却忘了，还有更不人道的研究，这里指的是解剖活体动物（例如狗）以观察其内脏器官的活动。当时还没有发明麻醉剂，因此手术前得切除狗的声带，防止在进行医学展示的时候，狗叫声分散公众注意力。活体解剖的支持者援引圣经中的话，说是上帝告诉诺亚，所有动物都从属于人类，或者像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既然动物不能思考，也就没有痛苦。跟这类解剖相比，尸体解剖算是高级的人道主义了。
解剖剧场的舞台
说到欧洲解剖尸体的历史，简直可以写一部侦探小说。医学院的学生们常常从断头台或坟墓里偷来死尸，交给做课的教授。学生们被抓、受戒，交罚金。17世纪，欧洲有些城市一年之内几次公开解剖国家罪犯，德高望重的医生被允许解剖在市立医院死去的流浪汉。
当地社会的精英都来观看解剖课，为观众准备了专门的房间，摆上一排排椅子，前面几排特别预留给有名望的居民，而不是医务工作者。创建解剖剧场是一个城市生活中的大事。例如，为庆祝海牙解剖剧场对外开放，曾公开解剖过“两个长在一起的女孩”。画家也被邀请到现场，记录下这一重要事件——用他的画作装饰剧场的墙壁。
早在1606年，鲁谢所在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就通过法令，对公开解剖进行了严格规定。很多城市规定解剖的目的首先是娱乐大众，太平间应当是文化休闲的场所，而科教任务则排在第二位。这样做自有好处，因为科学研究的语言是拉丁语，而娱乐解剖则要用通俗的荷兰语来解说，这对很多不太懂拉丁语的药剂师而言，十分方便。
被解剖的主要是罪犯。因此，在一年之中的寒冷季节（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热天不能解剖）当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集在市政厅门前看绞架上升时，解剖剧场的大厅里同样挤满了好事者。在尸体还很新鲜的第一天，观众络绎不绝，而接下来的几次课，观众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受得了尸体分解产生的气味。
鲁谢的公开解剖大受欢迎，1670年春天，他的一次表演就給市政带来了创纪录的收入255荷兰盾。为了奖励鲁谢，市里订制了一幅医协成员围在弗里德里克·鲁谢身边的肖像画。在团体肖像画中，通常要把人物置于动作之中。要表现军人，得选择他巡街的时刻，要表现猎手，得让他处于狗和野味的包围之下，而对于医学家，则要选择解剖尸体标本的愉快环境。这类油画用来装饰医学会所在建筑的门厅——现在《鲁谢博士的解剖课》也挂在了这里。
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解剖剧场和艺术剧院之间的界限要比现在模糊得多。两种剧院都不乏观众，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都在上流社会的编年史中有所记载。在印刷手册的诗歌和散文中，可能会看到对当地医生所做的妇科手术的详尽描述，没人对此表示惊讶。医生之间的纠纷和病人的生理特点，是上流社会的谈资。 私人博物馆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涌入了大量异国的植物和动物样品，收藏成为医学工作者的消遣。人们对于从遥远国家带来的植物和动物的兴趣，不单跟它们的医疗用途有关。地理大发现还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检验一下美人鱼、蝾螈、龙以及狗头人是否真的住在什么地方。干枯的或者酒精浸泡的标本可以当做证据。
然而，没有一名收藏家自诩拥有美人鱼标本，或者哪怕只是它的鳃，渐渐地，所有这些神奇生物都从生物学领域的东西变成了神话般的存在。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大量批发销售海洋植物和动物样品，弗里德里克·鲁谢收藏了很多这种东西，不过在他的收藏中，最有价值的还是解剖标本。
大家都认为，收藏标本是促进解剖研究的最好方法。遇有医学争端的时候，干枯的或者酒精浸泡的器官要比语言描述甚至图画更有说服力。因此，收藏成为每一个跟医学沾边的人的爱好。有人将医学标本用于科学研究，有人用于教学教具，有人为了娱乐大众。
鲁谢的藏品数量庞大，需要另外租个房子做展示。他跟市里签订的合同中称，房子并非为了居住，“只是用来陈列骷髅、头骨以及其它人体器官，包括经防腐处理的部分”。展览对普通参观者收费，对医生免费。此外，弗里德里克·鲁谢还亲自手绘并印制展品目录。
鲁谢一手创建的博物馆收集了大量骷髅、各种器官和酒精浸泡的人体胚胎——从一粒豌豆大小的到完全成型的都有，这些展品始终令参观者大感兴趣，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4个月大的胎儿在子宫内的样子，还连着胎盘和脐带。
骨架、肌肉、血管、器官，所有这些素材为在博物馆的舒适环境中研究解剖成为可能，不必再忍受难闻的气味和太平间里的冷气。
女人生下的人，寿命不长
鲁谢曾认真研究过绘画，总的来说，在发明照相机之前，会画画是一名解剖学家的职业技能，他对精致的写生画很感兴趣，不怀好意的人把这当成一种怪癖。有一篇攻击鲁谢的文章写道：“他用油彩画蛇，是为了给自己的邪恶用心找一条出路，他画癞蛤蟆，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厌恶之情，他描绘花朵，是想告诉别人，所有这些美丽的标本都很短命。”
然而，鲁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他而言，解剖标本和艺术对象之间没有界限，都是一种时代风。“装置艺术”这个词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鲁谢的装饰就得这么叫才对，比如莱顿大学解剖剧场的装修，参观者会在入口处看到一排手里拿着信号旗的骷髅，旗上写着人生易逝的简短名言。大树下放着男人和女人的骨骼，表现的应该是堕落的意思。
鲁谢喜欢创造这种夸张的装置艺术。骷髅手上拿着长矛和旗帜，像是在战斗。展品旁伴有精致的题注“死亡不会怜悯弱小的生命”“女人生下的人，寿命不长，有一大堆缺点”“留恋尘世物质何用之有？”一个儿童骷髅拿着一只彩色鹦鹉标本 ，配上名言“时光一去不复返”。在有新生儿头骨的灵柩上，参观者会看到贺拉斯的话：“没有一颗头颅能够逃脱残酷的冥后普洛塞庇娜。”可以说，解剖教具与中世纪传统中提示人生无常、死亡难免的说教形象和谐一致。展品中也有现代公益广告的雏形，比如，鲁谢展出了阿姆斯特丹著名妓女安娜·王·科隆被梅毒侵蚀的尸骨。
不过也有令人愉悦的标本，比如手里拿着花和蝴蝶的儿童骷髅。鲁谢在酒精浸泡的儿童标本手上粘上风干的异国昆虫。博物馆的橱窗装饰得像静物画似的，骷髅站在用肾结石和膀胱结石垒成的小山上，石头上有用涂满彩色蜂蜡的风干血管做成的树。制成标本的器官用隐形马鬃挂着，放置在盛有酒精的透明罐子里。酒精浸泡的肢体装饰以花边、领子和小花。鲁谢在制作展品时，并没有污辱社会风尚的意思，而且也没人愿意受辱。所有展品都是医用研究教具或形象艺术作品。
鲁谢很珍视自己的艺术创作，想方设法在展品目录上表现白晰的骨质，柔韧的皮肤，以及其它美学特点。参观者会看到，骷髅立在自己的肢体上，而非用丝线固定。鲁谢愿意告诉大家，他是怎样把空气、蜂蜡或水银注入标本里的，做这些工作又是多么费劲，然而这种宣传具有明显的广告色彩。鲁谢的制作工艺一直严格保密。
鲁谢的收藏品目录多达数卷，这也是为出售所做的准备。鲁谢年迈时，开始认真考虑卖掉自己的收藏，“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写道，“陈列我的作品，以供出售，好让我在临死前就看到，我的发明会永世长存。”
鲁谢不仅要卖掉自己的收藏，还包括他发明的防腐技艺。他向伦敦皇家协会抛出橄榄枝，却没能达成交易，因为他要价3万荷兰盾，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最后这位荷兰解剖学家珍藏品的买主，成了俄国皇帝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的标本巧夺天工，得到了君王的吻
彼得一世匿名随使团到欧洲旅行时，不仅对船舶制造感兴趣，年轻的沙皇还想研究医学，这个爱好吸引他来到了鲁谢的博物馆。皇帝对馆内经防腐处理的漂亮儿童尸体大为惊叹，竟亲吻了其中的一件展品。鲁谢自豪地写道，“我的标本巧夺天工，得到了君王的吻”。彼得开始去听鲁谢的解剖课。老实说，必须拒绝举办公開解剖课，因为公众更想看俄国沙皇，而不是尸体。狂热的观众会导致演示无法进行。
彼得是个好学生，而且几乎立刻就能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1706年，莫斯科第一所按照欧洲模式创立的医院开始运营，而喜欢效仿欧洲生活方式的皇帝本人，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私家收藏，这些收藏后来成为国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
1716年，彼得大帝再次访问阿姆斯特丹，公开把鲁谢称作自己的老师，他与这位著名的解剖学家就购买藏品事宜进行谈判，并最终把成箱成箱的展品运回圣彼得堡。按照合同条款，鲁谢交给俄国沙皇的不仅有自己的藏品，还有尸体防腐技术。有人认为，彼得大帝去世后，就借用这项技术保存了自己的身体，供召开隆重的遗体告别会使用，遗体在打开的棺木中放置了约一个月。
解剖革命
现代文明要求人们避免谈及头皮屑、口臭，没有特殊必要，也不能提起死亡和尸体。但在几个世纪前，仔细观察尸体却是一种时髦的消遣。在博物馆内撞上伦勃朗的油画《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或是此类题材的其它画作时，现代人多半不愿朝这种意识扭曲的玩意看上一眼，而选择迅速移步其它展厅。然而在17世纪，一幅描绘围在尸体旁的群体肖像，只是证明这些人同属一个医学团体罢了，根本谈不上画家有什么奇葩意识。
17世纪，医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重大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天文学家终于弄清楚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回遭到质疑的是由亚里士多德和盖伦（古罗马著名医学大师）提出的活体生物结构理论，根据这一古老理论，所有疾病的原因都在于人体内4种液体——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粘液——的正确关系遭到了破坏。在1500多年的时间里，无数事实都与这种理论相悖，而尸体解剖则能够直接了当地还原真相。人类科学的基本原则有可能被重新审视，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以及社会上对生物学的广泛兴趣，当公开解剖被允许的时候，解剖剧场立刻人满为患。
在成功进行公开解剖的医生当中，就有弗里德里克·鲁谢。他最初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药剂师，在那个年代，药剂师不仅会配药，还得做大量的医务工作——从放血到简单的外科手术，无所不包。因此，掌握解剖学知识是职业药剂师的必备修养。
然而，鲁谢却真心对解剖感兴趣。他想通过解剖找到答案的那些问题，现在看来十分幼稚。比如，他想看一看“新鲜”死者在一段时间内会长出指甲和头发这一广为流传的观点，是否正确。他用收买掘墓人，非法掘尸检验的办法（年轻药剂师地位太低，无权擅自处理尸体）最终发现，这一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这位求知欲旺盛的药剂师的职业生涯相当顺利。过了一阵子，鲁谢当上教授，获得了处理尸体的资格。公开解剖和发明解剖标本的长久保鲜法，使鲁谢名声大震。当时还没有冰箱，保存尸体是个大问题，解剖只能在一年当中的寒冷季节进行，即使在冬天，尸体也只能保存2-3天，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做很多准备工作，讲几次公开课，如果在解剖过程中有实质性发现，还得让画家画下来（照相机也没发明出来呢），这也需要时间。解剖学家一直在寻找延缓尸体分解的方法，希望能够长时间地进行研究，最好还能避免忍受难闻的气味。
鲁谢以擅长制作并保存血管标本而闻名。他对血管的兴趣，跟英国人威廉·哈维的发现有关，哈维证实，血液沿动脉从心室流出，通过静脉返回心房。这又是一个与盖伦理论相悖的论据。由于观察迅速分解的尸体的血管十分困难，因此就需要一项新技术。鲁谢创造了这一技术。他灌洗血管，向里面注入空气，再将其干燥。用这种方法制作的标本能够保存数十年，可供慢慢研究。
研究人类尸体总会带来一些伦理问题。然而，很多人却忘了，还有更不人道的研究，这里指的是解剖活体动物（例如狗）以观察其内脏器官的活动。当时还没有发明麻醉剂，因此手术前得切除狗的声带，防止在进行医学展示的时候，狗叫声分散公众注意力。活体解剖的支持者援引圣经中的话，说是上帝告诉诺亚，所有动物都从属于人类，或者像哲学家笛卡尔所说的，既然动物不能思考，也就没有痛苦。跟这类解剖相比，尸体解剖算是高级的人道主义了。
解剖剧场的舞台
说到欧洲解剖尸体的历史，简直可以写一部侦探小说。医学院的学生们常常从断头台或坟墓里偷来死尸，交给做课的教授。学生们被抓、受戒，交罚金。17世纪，欧洲有些城市一年之内几次公开解剖国家罪犯，德高望重的医生被允许解剖在市立医院死去的流浪汉。
当地社会的精英都来观看解剖课，为观众准备了专门的房间，摆上一排排椅子，前面几排特别预留给有名望的居民，而不是医务工作者。创建解剖剧场是一个城市生活中的大事。例如，为庆祝海牙解剖剧场对外开放，曾公开解剖过“两个长在一起的女孩”。画家也被邀请到现场，记录下这一重要事件——用他的画作装饰剧场的墙壁。
早在1606年，鲁谢所在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就通过法令，对公开解剖进行了严格规定。很多城市规定解剖的目的首先是娱乐大众，太平间应当是文化休闲的场所，而科教任务则排在第二位。这样做自有好处，因为科学研究的语言是拉丁语，而娱乐解剖则要用通俗的荷兰语来解说，这对很多不太懂拉丁语的药剂师而言，十分方便。
被解剖的主要是罪犯。因此，在一年之中的寒冷季节（前面已经提到过，大热天不能解剖）当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集在市政厅门前看绞架上升时，解剖剧场的大厅里同样挤满了好事者。在尸体还很新鲜的第一天，观众络绎不绝，而接下来的几次课，观众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受得了尸体分解产生的气味。
鲁谢的公开解剖大受欢迎，1670年春天，他的一次表演就給市政带来了创纪录的收入255荷兰盾。为了奖励鲁谢，市里订制了一幅医协成员围在弗里德里克·鲁谢身边的肖像画。在团体肖像画中，通常要把人物置于动作之中。要表现军人，得选择他巡街的时刻，要表现猎手，得让他处于狗和野味的包围之下，而对于医学家，则要选择解剖尸体标本的愉快环境。这类油画用来装饰医学会所在建筑的门厅——现在《鲁谢博士的解剖课》也挂在了这里。
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解剖剧场和艺术剧院之间的界限要比现在模糊得多。两种剧院都不乏观众，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都在上流社会的编年史中有所记载。在印刷手册的诗歌和散文中，可能会看到对当地医生所做的妇科手术的详尽描述，没人对此表示惊讶。医生之间的纠纷和病人的生理特点，是上流社会的谈资。 私人博物馆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涌入了大量异国的植物和动物样品，收藏成为医学工作者的消遣。人们对于从遥远国家带来的植物和动物的兴趣，不单跟它们的医疗用途有关。地理大发现还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检验一下美人鱼、蝾螈、龙以及狗头人是否真的住在什么地方。干枯的或者酒精浸泡的标本可以当做证据。
然而，没有一名收藏家自诩拥有美人鱼标本，或者哪怕只是它的鳃，渐渐地，所有这些神奇生物都从生物学领域的东西变成了神话般的存在。港口城市阿姆斯特丹大量批发销售海洋植物和动物样品，弗里德里克·鲁谢收藏了很多这种东西，不过在他的收藏中，最有价值的还是解剖标本。
大家都认为，收藏标本是促进解剖研究的最好方法。遇有医学争端的时候，干枯的或者酒精浸泡的器官要比语言描述甚至图画更有说服力。因此，收藏成为每一个跟医学沾边的人的爱好。有人将医学标本用于科学研究，有人用于教学教具，有人为了娱乐大众。
鲁谢的藏品数量庞大，需要另外租个房子做展示。他跟市里签订的合同中称，房子并非为了居住，“只是用来陈列骷髅、头骨以及其它人体器官，包括经防腐处理的部分”。展览对普通参观者收费，对医生免费。此外，弗里德里克·鲁谢还亲自手绘并印制展品目录。
鲁谢一手创建的博物馆收集了大量骷髅、各种器官和酒精浸泡的人体胚胎——从一粒豌豆大小的到完全成型的都有，这些展品始终令参观者大感兴趣，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4个月大的胎儿在子宫内的样子，还连着胎盘和脐带。
骨架、肌肉、血管、器官，所有这些素材为在博物馆的舒适环境中研究解剖成为可能，不必再忍受难闻的气味和太平间里的冷气。
女人生下的人，寿命不长
鲁谢曾认真研究过绘画，总的来说，在发明照相机之前，会画画是一名解剖学家的职业技能，他对精致的写生画很感兴趣，不怀好意的人把这当成一种怪癖。有一篇攻击鲁谢的文章写道：“他用油彩画蛇，是为了给自己的邪恶用心找一条出路，他画癞蛤蟆，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厌恶之情，他描绘花朵，是想告诉别人，所有这些美丽的标本都很短命。”
然而，鲁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他而言，解剖标本和艺术对象之间没有界限，都是一种时代风。“装置艺术”这个词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鲁谢的装饰就得这么叫才对，比如莱顿大学解剖剧场的装修，参观者会在入口处看到一排手里拿着信号旗的骷髅，旗上写着人生易逝的简短名言。大树下放着男人和女人的骨骼，表现的应该是堕落的意思。
鲁谢喜欢创造这种夸张的装置艺术。骷髅手上拿着长矛和旗帜，像是在战斗。展品旁伴有精致的题注“死亡不会怜悯弱小的生命”“女人生下的人，寿命不长，有一大堆缺点”“留恋尘世物质何用之有？”一个儿童骷髅拿着一只彩色鹦鹉标本 ，配上名言“时光一去不复返”。在有新生儿头骨的灵柩上，参观者会看到贺拉斯的话：“没有一颗头颅能够逃脱残酷的冥后普洛塞庇娜。”可以说，解剖教具与中世纪传统中提示人生无常、死亡难免的说教形象和谐一致。展品中也有现代公益广告的雏形，比如，鲁谢展出了阿姆斯特丹著名妓女安娜·王·科隆被梅毒侵蚀的尸骨。
不过也有令人愉悦的标本，比如手里拿着花和蝴蝶的儿童骷髅。鲁谢在酒精浸泡的儿童标本手上粘上风干的异国昆虫。博物馆的橱窗装饰得像静物画似的，骷髅站在用肾结石和膀胱结石垒成的小山上，石头上有用涂满彩色蜂蜡的风干血管做成的树。制成标本的器官用隐形马鬃挂着，放置在盛有酒精的透明罐子里。酒精浸泡的肢体装饰以花边、领子和小花。鲁谢在制作展品时，并没有污辱社会风尚的意思，而且也没人愿意受辱。所有展品都是医用研究教具或形象艺术作品。
鲁谢很珍视自己的艺术创作，想方设法在展品目录上表现白晰的骨质，柔韧的皮肤，以及其它美学特点。参观者会看到，骷髅立在自己的肢体上，而非用丝线固定。鲁谢愿意告诉大家，他是怎样把空气、蜂蜡或水银注入标本里的，做这些工作又是多么费劲，然而这种宣传具有明显的广告色彩。鲁谢的制作工艺一直严格保密。
鲁谢的收藏品目录多达数卷，这也是为出售所做的准备。鲁谢年迈时，开始认真考虑卖掉自己的收藏，“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写道，“陈列我的作品，以供出售，好让我在临死前就看到，我的发明会永世长存。”
鲁谢不仅要卖掉自己的收藏，还包括他发明的防腐技艺。他向伦敦皇家协会抛出橄榄枝，却没能达成交易，因为他要价3万荷兰盾，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最后这位荷兰解剖学家珍藏品的买主，成了俄国皇帝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的标本巧夺天工，得到了君王的吻
彼得一世匿名随使团到欧洲旅行时，不仅对船舶制造感兴趣，年轻的沙皇还想研究医学，这个爱好吸引他来到了鲁谢的博物馆。皇帝对馆内经防腐处理的漂亮儿童尸体大为惊叹，竟亲吻了其中的一件展品。鲁谢自豪地写道，“我的标本巧夺天工，得到了君王的吻”。彼得开始去听鲁谢的解剖课。老实说，必须拒绝举办公開解剖课，因为公众更想看俄国沙皇，而不是尸体。狂热的观众会导致演示无法进行。
彼得是个好学生，而且几乎立刻就能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1706年，莫斯科第一所按照欧洲模式创立的医院开始运营，而喜欢效仿欧洲生活方式的皇帝本人，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私家收藏，这些收藏后来成为国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
1716年，彼得大帝再次访问阿姆斯特丹，公开把鲁谢称作自己的老师，他与这位著名的解剖学家就购买藏品事宜进行谈判，并最终把成箱成箱的展品运回圣彼得堡。按照合同条款，鲁谢交给俄国沙皇的不仅有自己的藏品，还有尸体防腐技术。有人认为，彼得大帝去世后，就借用这项技术保存了自己的身体，供召开隆重的遗体告别会使用，遗体在打开的棺木中放置了约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