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差点没把它当成钱包。它躺在马路上，跟路面一个颜色。这是个很早以前几乎人手一个的塑料钱包，已经老化有了裂口。钱包告诉我，它的主人是个贫困的人。
　　钱包里有一张豆浆店的员工卡，照片中的女子，表情呆漠。一张银行卡，估计是她的工资卡。另外还有63块钱很奢侈地躺在钱包里。最让我心忽悠一下的，是一张暗红色的监狱探视证。
　　我把电话打到豆浆店，找到员工卡上的那个人。她叫赵新玲，操着黄河以北的口音，知道自己丢了钱包但不知掉哪儿了。她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约定明早8点在捡到钱包的地方见面。
　　第二天，在约好的地点,一个瘦小女子靠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旁，上前一问果然是她。她穿一件单薄到不能称为防寒服的外衣——那几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我尽量和缓地询问钱包里的物件。核对属实后，好奇心驱使我把话题蹦到了那张探视证上。她说，入狱的是她丈夫，丈夫是村委会干部，处理纠纷时把人家打死了，判了15年。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爷爷奶奶带着3岁的孙女，她被迫出来打工，在豆浆店洗刷间，成月成月地上夜班，每月500元。
　　她说她28岁，但从她脸上很难找到28的影子。丈夫30岁，正是大好年华却要断送15年。我问他在监狱的近况，她说他表现挺好的，会减刑。还说每月都去看他。
　　看她眼圈发红，我赶快岔开话题，把钱包还给她，又递给她一个还没用过的新钱包。她推让。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停在我俩身边说，大姨（阿姨），是你捡的钱包啊？我一愣怔，怎么还带保镖来了？她说，这是我表弟，也在店里打工。表弟从车后架拽下一箱牛奶递给我，赵新玲说，大姨我也没什么给你买的……
　　我俩推三让四的当口，至少有6只眼睛朝我们这边观望。为了不引来更多好奇心，我接受了她的心意,让她有什么事就找我，并留下电话。才进城一年的她对城市怯生，想是不能很快解除警惕的。
　　后来我去豆浆店看她，她非要请我喝豆浆。再去，她就不在那里了，跟透析似的，店里的人员换了一溜遍，问谁谁不认识她，也说不上她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