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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2011年，央企在各地投资不少于11.38万亿元。而对全国27个省区市(不含北京、上海、西藏)国资委、发改委网站所披露的央企地方合作数据(协议金额)所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08~2011年4年间，央企在地方投资增长了42倍。
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央企在地方投资披露总额分别为：2.81万亿元、5.12万亿元和11.38万亿元。而2012年1季度，已有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贵州省、陕西省和海南省披露了央企投资金额，总额达3.5万亿元。而央企触角所及，也逐渐从省级扩展至同地、市级政府对接。
持续扩张的态势
央企在地方所投资产业，不仅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能源、电力等领域，同时也包括现代服务业、食品、物流等竞争性领域。尽管2011年6月，王勇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央企进入地方投资，要严格限定在主业范围内，要在结构调整上做强做優，而不是盲目扩张，盲目做大。但数据和资料显示，央企在地方上已呈现出全方位扩张态势。
地方政府普遍对央企持欢迎态度，有的甚至自称“小家碧玉嫁入了豪门望族”。但在这种热情的背后，却隐藏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资投资减缓，民营经济踟蹰的无奈。
当央企在地方落实投资，完成布局之后，地方民营经济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此前有媒体报道称，2012年1月12日，保利集团和尤溪县人民政府于北京签订矿产资源整合合作协议，尽管保利集团大规模的投资有助于地方整合资源，但这也意味着，整合合作完成后，尤溪县原本63家民营矿产企业将全部退出，最终只保留央企保利和地方国企金东两块牌子。
中国另一个民营经济大省广东省，同时也是央企布局的重点省份。关于央企在广东省超2万亿投资的影响，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评论称，其在加快广东建设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外企和民企的投资。
而央企在河南省的扩张，譬如中铝收购焦作万方、华润投资河南农业，都是看中了河南的某些资源优势。央企整合河南的地方优势产业，既是央企扩张冲动的体现，也是地方得失计算的结果。很多时候，地方愿意将资产无偿划拨给央企，而不是让后者收购，作为交换条件，地方也会向央企提出希望，如加大对当地投资以及承担相关债务和改制成本等。
此外，地方通过“傍大款”突破垄断门槛，也是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因为有些产业，如果是河南自己搞，不仅没有根基，没有载体，而且，很多还是垄断性行业，没有央企的合作，根本搞不成。
低下的投资效率
央企的投资效率并不乐观。
在今年2月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参事汤敏曾表示担忧，称央企现在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去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
“如果说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因为4万亿投资等等，央企的短期扩张还可以解释的话，那么2011年还有8万亿签约投资，而且央企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就非常令人担心了。”汤敏说，“央企地方投资回报率不如存款，而且被指与民争利 。而且越来越尾大不调，投资一旦下去，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央企投资回报率为何不如存款？内部腐败是原因之一。高昂的央企采购成本导致国有资产收益下降，央企屡屡被曝出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的问题。最近一起引人关注的国企采购的事件是媒体踢爆“哈尔滨地铁一号线一、二期工程给水系统电保温系统供货和安装”招标过程中，招标文件涉嫌量身定做，中标企业的产品不符合招标要求，被发现产品不符合招标要求后，中标企业写了一份《承诺书》进行“补救”，有关部门则回应称招标公正。
而在今年稍早前，新华社披露，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2011年武汉地铁2号线、4号线应急电源EPS采购招标中，存在人为操纵、串标等违法行为，产品不达技术标准要求的企业竟中标。而此前，新华社曾披露，武汉地铁广告招标幕后操纵痕迹明显，被有关部门认定无效。
上述两个案例中，作为采购主体的地铁公司均属于央企，按照有关规定，达到一定金额后，央企采购一般都需要进行招标。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却不那么规范，甚至失序了。去年中石化就先后被媒体曝光了采购的“天价灯”、“天价酒”、“天价名片”等。
可见，在相当一部分的央企采购中，收受回扣、以次充好、损公肥私、舍贱买贵、舍近求远等现象相当严重。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公告，不少央企的招投标不规范。如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投资的中钢天津响螺湾项目在对17个分项目的邀请招标中，有6个分项目的邀请招标单位仅为2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大唐集团2008年至2009年82个重点项目的946份合同中，有345份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涉及合同总金额103.27亿元。
招标的基本原则本是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合理、可靠，是公平竞争精神在市场的具体体现。但在现实中，央企采购却屡屡被爆出存在人为操作因素，在招投标中存在关系壁垒。
国家审计署审计时就发现，关系壁垒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腐败，事实上采购领域是近年落马央企工作人员的一个相对集中领域。
如被依法查办的中原大化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陈留栓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340万元，其中180多万元来自设备材料采购商，占总受贿额的60%。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共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产品和劳务定价权、进出口经营权、投资决策权等9项权利。其中，物资采购权是指企业有权自行选择供货单位，购进生产需要的物资。
部分央企在采购上缺乏完整的流程规范，没有形成供应商选择和准入机制、采购过程的质量控制、反馈控制等，而制定了流程规范后没有用细化、固化的指标对采购行为进行考核，一些不规范的企业往往由总公司管理层出台一份采购制度管理指导意见，实践中的操作方法由采购经理以及采购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判断来决定。在现实采购实践中，很多企业出台了管理规范也制定了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要求，但仍然会出现执行不力的现象，因为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
通过权力者的关系成为央企供应商，从而谋取超过市场的正常利润，已经成为不少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重要通道，甚至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些高价采购绝大多数发生在央企，因为公司经理层花的并不是自己的钱，因此无需为这些高昂的成本埋单。事实上，央企不惧怕高昂采购成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定价把这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几成业界之“恐龙”
高利贷是一枚极具杀伤力的“定时炸弹”。一些企业就因踩上了这枚“定时炸弹”而破产倒闭。而当一家上市并且有着可观销售利润的央企被指认为“高利贷倒爷”时，除了民众感情上难以接受外，其对央企形象的破坏性影响也难以估量。
2月7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参股的中石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石化”）被人实名举报“利用高息放贷抢夺借款企业四川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公司’）股权”，对此，四川中石化迅速作出“否定”回应，这也引来对方反驳，并使事件发展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在“中石化”这条本就点击率极高的关键词推动下，快速发酵的结果终究难免。
上市公司放贷并不是什么“新”闻，但如果其中一些参与放贷的上市公司有一顶“央企”的帽子，事情又会向何处发展？ 人们更想知道的是，眼下，这顶帽子是否已经变成央企放贷的“护身符”？如何对“共和国长子”的放贷行为进行监管？如果不是借贷人的主动“爆料”，那么“四川中石化放贷”事件很有可能仍处于“地下”状态。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四川中石化放贷”事件究竟属于央企个别问题，还是普遍现象？
据媒体报道，金鑫公司代理律师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6家当地房地产公司拿到中石化的贷款，年利率高达36%。同时，与一般中小企业相比，大型央企因更容易占有较多的金融资源，在高利贷的“暴利”诱惑下，利用银行贷款赚取不法利润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最后，财务公司的存在为相关部门监管资金流向设置障碍。
早在2006年，中石化便提出要做大财务公司，其中明确提出，“在资金闲余时可对外投资，提高股权投资收益。”
有动力、有资源还存在漏洞，放贷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仅从目前该事件涉及的房企数量和金额来看，四川中石化如真从事高利贷放贷活动，可谓明目张胆。一直以来，民众总会批评央企在牟取暴利的同时没有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垄断性强、利润高的石油公司只上缴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十五。
与此同时，“天价酒”、“天价灯”、“天价名片”等负面新闻的曝出，又给民众一个“出手阔气”、“社会形象极糟”的央企形象。
央企数量是在减少，占据的资源却急剧增加，从原油到资金，重要资源尽在掌握，还通过子公司、孙公司等，拓展更多的资源，即使是以市场导向的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向央企陪笑争取项目，原因无它，央企掌握的资源是中国经济领域内最便宜、最精华的资源，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有很多人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加上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国有垄断企业可以走上市场化之路。但这恐怕只是美好的想像，如果说天价吊灯只是浪费浪费，对外投资失误只是失职，而团购商品房与宝马车已经是公众利益转化为小团体利益，高铁的天价洗脸盆是腐败，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在达县的房地产开放甚至陷入高利贷嫌疑、占据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半壁江山，拿着央企之鸡毛，允许合资公司与孙公司无度攫取社会资源。
正因为垄断性央企的董事会等设置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央企效率，将行政基因转变为市场基因——既然有垄断溢价，为什么要辛苦转变基因——通常而言，国企只能在市场无法涉足之处如公益事业等领域存在，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
目前的情况显然是相反而行。
按照流行的说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之所以有万分的必要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来控制“重大国计民生”；而之所以“重大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又主要是因为据说它们不像唯利是图的外资或民营企业，它们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这套理论因为被一再重复而仿佛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然而，这往往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表象而已。就拿审计署公布的京沪高铁拖欠材料和工程劳务款项高达82.51亿元这件事情来说，作为一家国有垄断公司，项目的总包单位——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京沪公司）的确没有必要去拖欠别人，拖欠者都是“沿线施工企业”。但这恰恰说明，这类国有公司本身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就像其他行政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那些“中字头”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和管理不规范”的民营企业，某些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固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某些央企正扮演着“二房东”食利者角色——这些年来，从大到渤海湾漏油事故，小到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维修工程（若非其后来所致震惊中外的“11·15”特大火灾事件，它将是数神州大地上每天上演的千百万未遭揭露的钱权交易故事之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都可以一目了然。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表示，很難想象在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资产经济，一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之一。有一定道理！
2011年，央企在各地投资不少于11.38万亿元。而对全国27个省区市(不含北京、上海、西藏)国资委、发改委网站所披露的央企地方合作数据(协议金额)所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08~2011年4年间，央企在地方投资增长了42倍。
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央企在地方投资披露总额分别为：2.81万亿元、5.12万亿元和11.38万亿元。而2012年1季度，已有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贵州省、陕西省和海南省披露了央企投资金额，总额达3.5万亿元。而央企触角所及，也逐渐从省级扩展至同地、市级政府对接。
持续扩张的态势
央企在地方所投资产业，不仅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能源、电力等领域，同时也包括现代服务业、食品、物流等竞争性领域。尽管2011年6月，王勇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央企进入地方投资，要严格限定在主业范围内，要在结构调整上做强做優，而不是盲目扩张，盲目做大。但数据和资料显示，央企在地方上已呈现出全方位扩张态势。
地方政府普遍对央企持欢迎态度，有的甚至自称“小家碧玉嫁入了豪门望族”。但在这种热情的背后，却隐藏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资投资减缓，民营经济踟蹰的无奈。
当央企在地方落实投资，完成布局之后，地方民营经济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此前有媒体报道称，2012年1月12日，保利集团和尤溪县人民政府于北京签订矿产资源整合合作协议，尽管保利集团大规模的投资有助于地方整合资源，但这也意味着，整合合作完成后，尤溪县原本63家民营矿产企业将全部退出，最终只保留央企保利和地方国企金东两块牌子。
中国另一个民营经济大省广东省，同时也是央企布局的重点省份。关于央企在广东省超2万亿投资的影响，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评论称，其在加快广东建设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外企和民企的投资。
而央企在河南省的扩张，譬如中铝收购焦作万方、华润投资河南农业，都是看中了河南的某些资源优势。央企整合河南的地方优势产业，既是央企扩张冲动的体现，也是地方得失计算的结果。很多时候，地方愿意将资产无偿划拨给央企，而不是让后者收购，作为交换条件，地方也会向央企提出希望，如加大对当地投资以及承担相关债务和改制成本等。
此外，地方通过“傍大款”突破垄断门槛，也是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因为有些产业，如果是河南自己搞，不仅没有根基，没有载体，而且，很多还是垄断性行业，没有央企的合作，根本搞不成。
低下的投资效率
央企的投资效率并不乐观。
在今年2月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参事汤敏曾表示担忧，称央企现在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去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
“如果说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因为4万亿投资等等，央企的短期扩张还可以解释的话，那么2011年还有8万亿签约投资，而且央企扩张的速度越来越快，就非常令人担心了。”汤敏说，“央企地方投资回报率不如存款，而且被指与民争利 。而且越来越尾大不调，投资一旦下去，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央企投资回报率为何不如存款？内部腐败是原因之一。高昂的央企采购成本导致国有资产收益下降，央企屡屡被曝出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的问题。最近一起引人关注的国企采购的事件是媒体踢爆“哈尔滨地铁一号线一、二期工程给水系统电保温系统供货和安装”招标过程中，招标文件涉嫌量身定做，中标企业的产品不符合招标要求，被发现产品不符合招标要求后，中标企业写了一份《承诺书》进行“补救”，有关部门则回应称招标公正。
而在今年稍早前，新华社披露，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2011年武汉地铁2号线、4号线应急电源EPS采购招标中，存在人为操纵、串标等违法行为，产品不达技术标准要求的企业竟中标。而此前，新华社曾披露，武汉地铁广告招标幕后操纵痕迹明显，被有关部门认定无效。
上述两个案例中，作为采购主体的地铁公司均属于央企，按照有关规定，达到一定金额后，央企采购一般都需要进行招标。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却不那么规范，甚至失序了。去年中石化就先后被媒体曝光了采购的“天价灯”、“天价酒”、“天价名片”等。
可见，在相当一部分的央企采购中，收受回扣、以次充好、损公肥私、舍贱买贵、舍近求远等现象相当严重。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公告，不少央企的招投标不规范。如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投资的中钢天津响螺湾项目在对17个分项目的邀请招标中，有6个分项目的邀请招标单位仅为2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大唐集团2008年至2009年82个重点项目的946份合同中，有345份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涉及合同总金额103.27亿元。
招标的基本原则本是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合理、可靠，是公平竞争精神在市场的具体体现。但在现实中，央企采购却屡屡被爆出存在人为操作因素，在招投标中存在关系壁垒。
国家审计署审计时就发现，关系壁垒一不小心就可能酿成腐败，事实上采购领域是近年落马央企工作人员的一个相对集中领域。
如被依法查办的中原大化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陈留栓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340万元，其中180多万元来自设备材料采购商，占总受贿额的60%。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共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产品和劳务定价权、进出口经营权、投资决策权等9项权利。其中，物资采购权是指企业有权自行选择供货单位，购进生产需要的物资。
部分央企在采购上缺乏完整的流程规范，没有形成供应商选择和准入机制、采购过程的质量控制、反馈控制等，而制定了流程规范后没有用细化、固化的指标对采购行为进行考核，一些不规范的企业往往由总公司管理层出台一份采购制度管理指导意见，实践中的操作方法由采购经理以及采购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判断来决定。在现实采购实践中，很多企业出台了管理规范也制定了相应的考核标准和要求，但仍然会出现执行不力的现象，因为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
通过权力者的关系成为央企供应商，从而谋取超过市场的正常利润，已经成为不少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重要通道，甚至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些高价采购绝大多数发生在央企，因为公司经理层花的并不是自己的钱，因此无需为这些高昂的成本埋单。事实上，央企不惧怕高昂采购成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定价把这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几成业界之“恐龙”
高利贷是一枚极具杀伤力的“定时炸弹”。一些企业就因踩上了这枚“定时炸弹”而破产倒闭。而当一家上市并且有着可观销售利润的央企被指认为“高利贷倒爷”时，除了民众感情上难以接受外，其对央企形象的破坏性影响也难以估量。
2月7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参股的中石化四川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石化”）被人实名举报“利用高息放贷抢夺借款企业四川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公司’）股权”，对此，四川中石化迅速作出“否定”回应，这也引来对方反驳，并使事件发展变得扑朔迷离。不过在“中石化”这条本就点击率极高的关键词推动下，快速发酵的结果终究难免。
上市公司放贷并不是什么“新”闻，但如果其中一些参与放贷的上市公司有一顶“央企”的帽子，事情又会向何处发展？ 人们更想知道的是，眼下，这顶帽子是否已经变成央企放贷的“护身符”？如何对“共和国长子”的放贷行为进行监管？如果不是借贷人的主动“爆料”，那么“四川中石化放贷”事件很有可能仍处于“地下”状态。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四川中石化放贷”事件究竟属于央企个别问题，还是普遍现象？
据媒体报道，金鑫公司代理律师提供的一份文件显示，6家当地房地产公司拿到中石化的贷款，年利率高达36%。同时，与一般中小企业相比，大型央企因更容易占有较多的金融资源，在高利贷的“暴利”诱惑下，利用银行贷款赚取不法利润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最后，财务公司的存在为相关部门监管资金流向设置障碍。
早在2006年，中石化便提出要做大财务公司，其中明确提出，“在资金闲余时可对外投资，提高股权投资收益。”
有动力、有资源还存在漏洞，放贷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仅从目前该事件涉及的房企数量和金额来看，四川中石化如真从事高利贷放贷活动，可谓明目张胆。一直以来，民众总会批评央企在牟取暴利的同时没有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垄断性强、利润高的石油公司只上缴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十五。
与此同时，“天价酒”、“天价灯”、“天价名片”等负面新闻的曝出，又给民众一个“出手阔气”、“社会形象极糟”的央企形象。
央企数量是在减少，占据的资源却急剧增加，从原油到资金，重要资源尽在掌握，还通过子公司、孙公司等，拓展更多的资源，即使是以市场导向的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向央企陪笑争取项目，原因无它，央企掌握的资源是中国经济领域内最便宜、最精华的资源，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有很多人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加上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国有垄断企业可以走上市场化之路。但这恐怕只是美好的想像，如果说天价吊灯只是浪费浪费，对外投资失误只是失职，而团购商品房与宝马车已经是公众利益转化为小团体利益，高铁的天价洗脸盆是腐败，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在达县的房地产开放甚至陷入高利贷嫌疑、占据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半壁江山，拿着央企之鸡毛，允许合资公司与孙公司无度攫取社会资源。
正因为垄断性央企的董事会等设置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央企效率，将行政基因转变为市场基因——既然有垄断溢价，为什么要辛苦转变基因——通常而言，国企只能在市场无法涉足之处如公益事业等领域存在，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
目前的情况显然是相反而行。
按照流行的说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之所以有万分的必要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来控制“重大国计民生”；而之所以“重大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又主要是因为据说它们不像唯利是图的外资或民营企业，它们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这套理论因为被一再重复而仿佛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然而，这往往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表象而已。就拿审计署公布的京沪高铁拖欠材料和工程劳务款项高达82.51亿元这件事情来说，作为一家国有垄断公司，项目的总包单位——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京沪公司）的确没有必要去拖欠别人，拖欠者都是“沿线施工企业”。但这恰恰说明，这类国有公司本身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就像其他行政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那些“中字头”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和管理不规范”的民营企业，某些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固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某些央企正扮演着“二房东”食利者角色——这些年来，从大到渤海湾漏油事故，小到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维修工程（若非其后来所致震惊中外的“11·15”特大火灾事件，它将是数神州大地上每天上演的千百万未遭揭露的钱权交易故事之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都可以一目了然。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表示，很難想象在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资产经济，一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之一。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