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国梁的长篇历史小说《大营救》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就作品的气质而言，《大营救》或可称为《秘密大营救》《香港大营救》《胜利大营救》，因为作品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以正义的大智慧、大谋略、大气魄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大侵略、大阴谋、大邪恶的命运感和危机感。从中华民族历史气脉的层面上来体察书中展现的种种历史场景，毫无疑问，“大营救”是一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博弈，《大营救》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历史活剧。
　　《大营救》的主要内容是，1941年12月7日日寇发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就急速进攻香港，并阴谋逮捕我国在香港的一大批最优秀的文化人士和民主精英，企图灭杀我中华民族的气脉和基因，妄图从根基上征服我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紧要时刻，我党领导人周恩来迅速作出决定，紧急指示我党在香港的地下工作者廖承志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把在港的一大批文化精英、爱国人士从日寇枪口和刺刀下营救出香港，送回祖国的怀抱。于是，广东惠州这个祖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东江纵队的根据地，就成了这批文化人虎口脱险，在黑暗中向往的灯塔之城。
　　当我们感受作品中的人物经受了无数次充满悬念的紧张、惊险甚至恐怖，越过了千难万险，最后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东江游击区的深圳、惠州历史过程时，我们被他们成功的喜悦、胜利的欢乐强烈地感染着，久久难以平静。
　　这部20多万字、故事性极强的长篇历史小说《大营救》不愧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现代传媒价值的难得的好作品。
　　《大营救》有四大特点：
　　一是史料丰富，纪事翔实。作品既能在宏观历史场面上展开，又能在事件细节上收拢，巨细分明，虚实有致，给人们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如珍珠港事变前后的情报战、日军突然进攻香港和香港难民的惊慌失措、文化精英们的吃紧和日军强迫召开文化人和女明星酒会，等等。这些历史事实都是读者和观众所渴望了解的，都是极富独特观赏吸引力的场景。因此，我们觉得，《大营救》不仅是一部让读者可以真实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进攻香港这一幕野蛮凶残的历史场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如果能改编成电影，它还将会是一部充满电影元素极其精彩的历史钜片。
　　二是主要人物形象鲜明。廖承志，广东惠州人。他在接到周恩来同志紧急指示后，刻不容缓地迅速行动，研究计划、布置细节、侦察情报、与敌周旋、偷渡关卡、运筹帷幄……他是这场生死大营救的核心人物。这位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以其对党的无限忠诚、大无畏的胆略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在党的领导下，在东江纵队的全力配合下，完成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最紧急、最惊险的民族精英大营救。这场大营救内幕故事烩炽人口，而廖承志及地下党的一批核心领导的忠诚和智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我党的勇谋俱佳的战士，也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梁漱溟、蔡楚生、胡蝶等一大批文化精英才得到解救，才得以在以后的中国革命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上演一场场更加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三是矛盾冲突尖锐复杂。《大营救》的故事情节扑朔迷离，人物命运危机四伏，整个作品读来叫人欲罢不能。书中种种完全不同于宪兵队、刑讯室的紧张和恐怖，更使人透不过气来。例如，香港沦陷后日寇手握中国文化精英滞留香港的秘密名单，文化人命悬一线；日本驻军报导部四处监视、搜捕我国文化精英；“色魔”日本香港占领军总司令酒井隆不仅自己强奸香港女学生，还下令在香港设立500所慰安妇招待所，供日军大肆蹂躏；更为卑鄙的是，酒井隆还下令搜寻香港女明星前来参加日军首领庆祝酒会。同时，日寇在机场、码头设卡严查，防止我文化精英逃离香港。与此相对应，我方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中共地下党廖承志同志等以无畏的勇气、周密的布置，调动东江纵队手枪队秘密潜入香港和日寇进行面对面的搏杀；我党谍报战线的潘汉年、陈曼云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复杂的地下斗争关系，搞到数百张通行证，护送这批文化精英从陆路、水路离开香港，脱离虎口，最后奔向惠州，从而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血脉。
　　四是地方特色鲜明，语言细节独特。由于《大营救》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粤港惠州一带，书中文化背景除了有粤港风气外，也在相当程度上留下了客家文化的印记，如果改编成影视作品，广东音乐、客家戏文将衬托出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不时穿插的客家话也会显示出家乡的亲切感。同时，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也会使许多历史细节更加生动。例如，茅盾遇险作诗，大年初一在中山公园高唱新诗，吓得交通站长罗衡急忙上前捂住茅盾的嘴巴，流露出文人处惊不变的书呆子气和幽默感，别有一番味道。
　　总之，丰富的历史史料、众多活灵活现的精英人物、无数惊险曲折的情节故事……特别是内容上体现出来的高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决定《大营救》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是一部上乘之作。○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