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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必然既要把异质文化系统作为其文化背景，又要关注各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为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单位的分析既不能单纯依靠文化背景，也不能单一围绕文化现象来展开，而应遵循综合、辩证统一的方法原则，把以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分析单位和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文化现象的民族国家分析单位共同作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单位。
[关键词]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民族国家单位；文化单位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8） 01-0036-04
就文化的产生与功能而言，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统一，人化是人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产品与活动，表征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记忆与足迹。“人以自己的活动，按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使相关的一切打上人文印迹，烙上人文性质。”[1]化人是文化反作用于人类的表现，在前人与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学习、养成的为生活所需的一切习俗、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武装人、提升人、造就人，使人获得更全面，更自由的发展，日益成为‘人’。”[2]人化与化人彼此相互衔接，无限往复循环，生生不息。
注重从文化视角出发，超越学界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事实发展的描述介绍，转向深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背后文化归因等成为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关注点。“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活动和文化事相，不仅具有文化的一切内涵和特质，而且还根植在文化的土壤中。”[3]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依托特定的文化时空背景，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参与社会文化建构，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背景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成、发展的文化土壤与根基；文化现象或文化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事相、文化内容而呈现的。这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现象既对立又统一，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背景与文化现象的双重维度展开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分析单位的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一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文化维度
（一）文化背景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究不同民族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根基。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既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又受之影响。同时在社会发展中，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联系较为紧密，它们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社会影响因素。学界多数学者把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背景因素来分析，周琪从比较教育学领域中的“因素分析法”指出应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以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活动，又是个体接受社会化的过程，其性质、内容等直接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国家政治主权和民族心理等社会因素制约。”[4]韩丽颖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应“从文化视角出发，进行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5]戴锐也试图通过跨文化对话的方式，发现异质文化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规律与诀窍。李艳也认为“构建学科研究的问题意识，分别从文化背景、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学科体系、内容结构、方法框架、基本规律等方面，进行解读、阐释和比较”[6]。
学者们把文化背景作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因素的观点，普遍认为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自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的时空背景。即“只有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切入点，对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予以充分把握，才能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表征进入规律层面。”[7]在不同文化系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这种文化因素还构成研究者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异同性的变量分析，把文化背景作为一种可控的因素变量，试图寻找其中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
（二）文化现象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不仅是推动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因素和背景，也是构成社会、学校、家庭思想政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思想武器和統治工具，承担着社会政治教化的责任，不断塑造和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断延续和发扬，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对于社会文化中存在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念、法律思想、道德规范、宗教和艺术等是构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和主干。”[8]
如果说“教育是人类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在本质上深深植根于一国的传统与文化之中，任何教育制度及其相应的具体实践都具有突出的文化特性。”[9]其实就教育而言，它也是特定国家政治权力控制下的产物，教育形式本身是压缩的政治，即教育与政治之间具有间接性、独特性与复杂性的关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直接体现国家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教育实践活动，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所涉及的并不是各国的一般文化现象，而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权统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或政治文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以客观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为事实前提，文化与民族、国家等具有紧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民族文化、信仰等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相统一的过程。这正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特殊的文化意蕴，这份特殊文化意蕴也影响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分析单位的划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体现的恰恰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权的统一。
二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民族国家分析单位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形式其建立的时间可以推进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10]，即在工业革命开始时期。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出现之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发生改变的产物，并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尽疯狂，创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助燃了心中的怒火与仇恨情绪。各个国家在争夺瓜分世界殖民地的过程中，从起初极力掠夺财富与土地，逐渐转变殖民统治手段，从物质控制转向文化控制，其手段多样，在各个宗属殖民地设置代理人，并培养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精英人才，开展教育与宗教的传播，等等。直到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依然存在新殖民世界的现象与事实。只是过去帝国主义的帽子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的现象令无数欠发达国家感到羡慕与嫉妒，并纷纷效仿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商品、技术、资金等等出现了同一化的过程，也同样带来了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对欠发达国家的侵袭，世界文化将要实现同质化的可能。而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遭到破坏和民族国家内部人们的自我淘汰，使得传统的特有文化受到生存危机，民族文化逐渐丧失自信与传承的动力。此时，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伴随全球化的进程相应出现，并愈演愈烈。因此，从后殖民世界或新殖民世界的角度而言，今天的民族国家依然呈现主导地位，全球化好似资产阶级开拓新殖民地的一种现代手段。 另外国家的概念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有微妙的差别的，“单纯‘国家’概念是单一的政治意义，表达了权力、权威，而‘民族国家’却有了文化意蕴，赋予了现实世界中的一种普遍的存在形式，也就是‘现代国家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形式而存在的’。”[11]此外，“爵逖斯（Getis et al.2002）曾对国家（state）、国家（countries）、民族（nations）、民族-国家（nation-state）做如下概念区分：国家（state）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拥有明确且永久居住的领土，以及对内政和外交事务拥有完全的主权。国家（country）是国家（state）一词在领土和政治意义上的同义词。民族（nation）指一群有共同文化和领土的人，由于共同的信念和习俗而紧密维系在一起。严格说来，民族国家（nation-state）指的是一个国家（state），它的领土范围正是某个特定民族或人群所占据的地方。”[12]依据他的观点，国家与民族国家实质上是有区别的，民族的要素在于共同的文化和领土，国家的要素是领土主权和政权，民族国家一定程度上表达的是国家所代表的维护拥有共同文化和领土的民族的政治标志。所以，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是把民族文化、信仰等和统治阶级意志相统一的过程。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的体现。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民族国家单位
国别研究模式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比较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作为最高政治实体并行使内政和外交主权的政府，因而在传统上，国家被看作是国际治理的实体单位。”[1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往往是针对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事实展开的理论基础比较、内容比较、专题比较等，“其目的是要探索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规律和个别规律。”[14]其中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和实际情况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前提，其中“通观比较、专题比较与综合比较”方法是在一个国家实体层面上展开的比较研究，注重的是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样态与事相。也就是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研究。对于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怎么样”的研究，需要不断进一步探索。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不仅能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异同的深层原因和文化归约，也能通过考察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文献、制度政策、实践活动等这些可观察的文化现象，总结、概括出各个文化系统中不可见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试图揭示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怎么样”。
从地理实体来看，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是一种空间概念，但它不仅指实际的距离远近等物理空间范围与界限，还是一种“想象的”、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听到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我们意识到的不仅是在说美国这个国家，还在说美国这个国家的文化。美国精神是美国人的，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同样，中国梦是我们中国人的，不是美国人的。但是我们不会说美国精神是代表的全部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我们也不会说中国梦是代表全部无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与价值理想。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跨越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其研究分析单位必然是拥有国家政权的不同民族国家。因为文化具有阶级性，每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意识，不存在普世价值文化，美国精神代表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中国梦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如同，“英国人是不是欧洲人的问题。这在亚洲人与非洲人看来，英国人当然是欧洲人，白人差不多都是歐洲人，对此没有什么疑惑。但是对于英国人而言，并非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他们而言，欧洲人指的是那些在英吉利海峡以外的、并不怎么学习说英语的外国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事实上，英国人认为英国是多个分裂、孤立的岛屿组成的国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甚至有时当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不能及时给予支持与理解，便会为此感到困扰与恼怒。”[15]由此，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性，或者说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独特性，即使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相似的国度中也会各自保有自身国家的异质性。
同时，从世界文化发展的类型与区域划分而言，总是存在较为相似的文化。比如以美国学者亨廷顿把世界文明划分为七大文明体系，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以及拉丁美洲文明。中华文明“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还有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16]西方文明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等，但拉丁美洲文明并非与西方、欧洲文明完全一致，它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特征。这些文明分别包含了一个或几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对某些不同民族国家而言，恰似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与文化背景，它们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一定有着深刻的影响，更易于研究者们在探究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共同发展中寻求一定的规律性。
因此，正是这份异质性和相似性的共存，成为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才得以在跨越不同社会文化过程中凭借自我与他者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纳、总结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异同点，并得出规律性结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分析单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而不以某一历史文化背景为分析单元，在于面对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世界文化是多元复杂的，是独特的，没有哪一种文化（甚或边缘文化）甘愿归属于、臣服于某种中心文化。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不研究全部的文化事实和发展概况，不重复比较文化研究的内容和目的，不总结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借鉴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面对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规律，从社会结构分为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研究的是政治文化领域；在文化研究领域，涉及的是文化浅层与深层结构即可见形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事实与不可观察的社会意识即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思想、政治信念与哲学宗教等。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民族国家单位的局限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民族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传播主流的民族文化和灌输普遍的主权意识形态，铸造萌芽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团结，巩固其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17]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价值观教育等始终属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范畴，服从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但过度推崇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较易滋生民族主义情绪，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与态度，不利于对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理解和交流。因此，民族国家单位虽然较为系统的探究、揭示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实施方法途径等等，但较为忽视揭示这一切现象背后的文化归因和历史因素分析，易于成为单纯描述、介绍一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事实，而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力度。另外，国际范围内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现象，在研究和借鉴过程中要避免出现自卑的本土文化心理和崇尚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媚俗心理。另外研究覆盖面有限，无法做到对世界所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跨文化研究。
三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分析单位
（一）文化单位：以主流意识形态为界
比较文化研究领域存在对于文化边界划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常见的划分标准，如地理区域、人类活动方式、历史年代、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霍夫斯塔德（Hofstede，2001）就曾用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来研究文化，以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办公场所的员工作为文化样本，以民族文化的五个维度分析文化差异。由于一个国家内可能存在多元文化，不太可能存在文化单一性这种东西，那么一个国家的人们可能是拥有不同文化身份的混合体。因此以国家作为文化研究的分析单位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分析单位完全是恰如其分地适应了自己的研究过程，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也是一种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可同样适应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当中来，即保持一种研究探索的精神态度不断去验证和分析把民族国家单位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单元的合理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分析单位主要是分析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单位划分，而非直接对其进行套用和移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不同文化类型的划分，按照同一层面的标准，可以围绕意识形态层面、地理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制度层面等来进行材料收集和比较分析。
世界多样文化的交融交流交锋的表现看似是文化繁荣与互相合作的图景，但是各个民族国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始终是占据主导作用的力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能否可以让渡于各国经济的互相合作、多元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响，能否聚同化异，实现跨文化对话与理解？这依然应该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必然成为各国学者与决策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等过程中的立场态度。“既要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自觉，也应防止过度的意识形态敏感。”[18]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不可过于敏感，要适时进行脱敏。关于意识形态脱敏的问题，并非是不谈意识形态，也并非人人都谈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隐藏在我们个人身后、集体身后、国家身后的一种政治信念与价值观念，它影响着我们分析、判断国际形势和社会现象的一种思维形式与采取行动的价值标准。由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有其内在的特殊性—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立场，在此认同学者戴锐提出的政治文化领域理应是跨文化对话的场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并非是寻求一种各国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互相欣赏、理解、交流与借鉴，而是在彼此对话中实现自我的升华。同时也是与跨文化研究的目的相契合之处，即“跨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将自我同化到他者之中，而是要通过与他者的交叉比较确证自我、反思自我、发展自我，进而促进他者与自我的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各自发展。”[19]由于其他国家的形势发展也关涉到本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形势，了解他国思想政治教育事实，并与之进行对话沟通、理解是进一步认识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举措，但这依然更多地是停留于认知层面，变化的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深度在不断加强。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我们必须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反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始终坚持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在这个价值理念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是“尊重”。尊重彼此各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欣赏各个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与作品。不以我者文化为衡量他者文化的标准，不以固步自封，唯我独尊为彼此交往心态。从而尊重自我文化，尊重他者文化，发展自我文化，发展世界文化。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文化分析单位的局限
文化的形成是在特定时空境遇中，文化的划分类型必然涉及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跨文化研究面临复杂的文化样本收集的难题。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類别下的主流文化、亚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显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然要找准与之研究领域相对应的文化类型。如果文化边界与地域边界是重合的，那么对于文化单位的划分就可以和以民族国家单位相一致，研究整体文化的影响因素。但事实上不同文化之间既存在一定地域的重合，也存在文化渊源关系和主题关系，文化的进化、传播、影响、互动等不同文化之间已经不断交融、交汇，呈现综合性、居间性的趋势。即使在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等为标准也难以确定具体的边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研究、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自我与他者视域融合的不断更新，新的问题、新的制度、新的意识形态等新情况的出现对固定的文化分析单位而言，都是难以预测的。
总而言之，国家单位和文化单位统一于空间范畴，而非历史时间的背景。 “民族文化是现代化国家建立的基础，民族是心理和文化的，而国家是政治的和法理的，但两者的结合决定了多样性的具有文化和政治特征的模式”[20]。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教化。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自觉地反映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具体表现形式可包括艺术、道德、 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思想和大部分社会科学。但面对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事实现象，即更多的人成为国际人，他们在多个国家生活过，掌握了多种语言和文化，具体而言他们是属于源自祖先所在的国度，还是拥有某国合法国籍的国家。因此，民族国家和文化单位的统一，的确考虑到了多元文化交汇的因素。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民族国家单位与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单位相统一，从而以对某一单个国家或多个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依托，展开其文化因素的分析，注重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孙伟平，张明仓.“人化”与“化人”：现代视野中的新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9.
[3][6][8]李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问题、规定及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2014（6）：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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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丽颖.近十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4（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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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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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53.
[关键词]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民族国家单位；文化单位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8） 01-0036-04
就文化的产生与功能而言，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统一，人化是人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产品与活动，表征着人类社会生活的记忆与足迹。“人以自己的活动，按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使相关的一切打上人文印迹，烙上人文性质。”[1]化人是文化反作用于人类的表现，在前人与当下的文化环境中学习、养成的为生活所需的一切习俗、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武装人、提升人、造就人，使人获得更全面，更自由的发展，日益成为‘人’。”[2]人化与化人彼此相互衔接，无限往复循环，生生不息。
注重从文化视角出发，超越学界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事实发展的描述介绍，转向深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背后文化归因等成为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关注点。“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活动和文化事相，不仅具有文化的一切内涵和特质，而且还根植在文化的土壤中。”[3]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依托特定的文化时空背景，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参与社会文化建构，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背景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成、发展的文化土壤与根基；文化现象或文化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事相、文化内容而呈现的。这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现象既对立又统一，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背景与文化现象的双重维度展开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分析单位的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一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文化维度
（一）文化背景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究不同民族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根基。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既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又受之影响。同时在社会发展中，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联系较为紧密，它们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社会影响因素。学界多数学者把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背景因素来分析，周琪从比较教育学领域中的“因素分析法”指出应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以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活动，又是个体接受社会化的过程，其性质、内容等直接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国家政治主权和民族心理等社会因素制约。”[4]韩丽颖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跨文化对话应“从文化视角出发，进行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5]戴锐也试图通过跨文化对话的方式，发现异质文化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规律与诀窍。李艳也认为“构建学科研究的问题意识，分别从文化背景、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学科体系、内容结构、方法框架、基本规律等方面，进行解读、阐释和比较”[6]。
学者们把文化背景作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因素的观点，普遍认为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来自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的时空背景。即“只有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切入点，对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予以充分把握，才能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表征进入规律层面。”[7]在不同文化系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程中，这种文化因素还构成研究者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异同性的变量分析，把文化背景作为一种可控的因素变量，试图寻找其中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
（二）文化现象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不仅是推动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因素和背景，也是构成社会、学校、家庭思想政治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思想武器和統治工具，承担着社会政治教化的责任，不断塑造和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断延续和发扬，成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对于社会文化中存在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念、法律思想、道德规范、宗教和艺术等是构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和主干。”[8]
如果说“教育是人类社会的独特文化现象，在本质上深深植根于一国的传统与文化之中，任何教育制度及其相应的具体实践都具有突出的文化特性。”[9]其实就教育而言，它也是特定国家政治权力控制下的产物，教育形式本身是压缩的政治，即教育与政治之间具有间接性、独特性与复杂性的关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直接体现国家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教育实践活动，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所涉及的并不是各国的一般文化现象，而是特定时期、特定政权统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或政治文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以客观存在的文化多样性为事实前提，文化与民族、国家等具有紧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民族文化、信仰等与统治阶级的意志相统一的过程。这正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特殊的文化意蕴，这份特殊文化意蕴也影响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分析单位的划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体现的恰恰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权的统一。
二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民族国家分析单位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形式其建立的时间可以推进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10]，即在工业革命开始时期。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出现之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发生改变的产物，并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尽疯狂，创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助燃了心中的怒火与仇恨情绪。各个国家在争夺瓜分世界殖民地的过程中，从起初极力掠夺财富与土地，逐渐转变殖民统治手段，从物质控制转向文化控制，其手段多样，在各个宗属殖民地设置代理人，并培养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精英人才，开展教育与宗教的传播，等等。直到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依然存在新殖民世界的现象与事实。只是过去帝国主义的帽子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的现象令无数欠发达国家感到羡慕与嫉妒，并纷纷效仿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然而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商品、技术、资金等等出现了同一化的过程，也同样带来了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对欠发达国家的侵袭，世界文化将要实现同质化的可能。而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遭到破坏和民族国家内部人们的自我淘汰，使得传统的特有文化受到生存危机，民族文化逐渐丧失自信与传承的动力。此时，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伴随全球化的进程相应出现，并愈演愈烈。因此，从后殖民世界或新殖民世界的角度而言，今天的民族国家依然呈现主导地位，全球化好似资产阶级开拓新殖民地的一种现代手段。 另外国家的概念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有微妙的差别的，“单纯‘国家’概念是单一的政治意义，表达了权力、权威，而‘民族国家’却有了文化意蕴，赋予了现实世界中的一种普遍的存在形式，也就是‘现代国家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形式而存在的’。”[11]此外，“爵逖斯（Getis et al.2002）曾对国家（state）、国家（countries）、民族（nations）、民族-国家（nation-state）做如下概念区分：国家（state）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它拥有明确且永久居住的领土，以及对内政和外交事务拥有完全的主权。国家（country）是国家（state）一词在领土和政治意义上的同义词。民族（nation）指一群有共同文化和领土的人，由于共同的信念和习俗而紧密维系在一起。严格说来，民族国家（nation-state）指的是一个国家（state），它的领土范围正是某个特定民族或人群所占据的地方。”[12]依据他的观点，国家与民族国家实质上是有区别的，民族的要素在于共同的文化和领土，国家的要素是领土主权和政权，民族国家一定程度上表达的是国家所代表的维护拥有共同文化和领土的民族的政治标志。所以，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是把民族文化、信仰等和统治阶级意志相统一的过程。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的体现。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民族国家单位
国别研究模式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比较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作为最高政治实体并行使内政和外交主权的政府，因而在传统上，国家被看作是国际治理的实体单位。”[1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往往是针对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事实展开的理论基础比较、内容比较、专题比较等，“其目的是要探索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规律和个别规律。”[14]其中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和实际情况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索、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前提，其中“通观比较、专题比较与综合比较”方法是在一个国家实体层面上展开的比较研究，注重的是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样态与事相。也就是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研究。对于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怎么样”的研究，需要不断进一步探索。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不仅能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异同的深层原因和文化归约，也能通过考察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文献、制度政策、实践活动等这些可观察的文化现象，总结、概括出各个文化系统中不可见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试图揭示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怎么样”。
从地理实体来看，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是一种空间概念，但它不仅指实际的距离远近等物理空间范围与界限，还是一种“想象的”、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听到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我们意识到的不仅是在说美国这个国家，还在说美国这个国家的文化。美国精神是美国人的，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同样，中国梦是我们中国人的，不是美国人的。但是我们不会说美国精神是代表的全部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我们也不会说中国梦是代表全部无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与价值理想。所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跨越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其研究分析单位必然是拥有国家政权的不同民族国家。因为文化具有阶级性，每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意识，不存在普世价值文化，美国精神代表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中国梦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如同，“英国人是不是欧洲人的问题。这在亚洲人与非洲人看来，英国人当然是欧洲人，白人差不多都是歐洲人，对此没有什么疑惑。但是对于英国人而言，并非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对他们而言，欧洲人指的是那些在英吉利海峡以外的、并不怎么学习说英语的外国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事实上，英国人认为英国是多个分裂、孤立的岛屿组成的国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甚至有时当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不能及时给予支持与理解，便会为此感到困扰与恼怒。”[15]由此，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性，或者说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独特性，即使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相似的国度中也会各自保有自身国家的异质性。
同时，从世界文化发展的类型与区域划分而言，总是存在较为相似的文化。比如以美国学者亨廷顿把世界文明划分为七大文明体系，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以及拉丁美洲文明。中华文明“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还有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16]西方文明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等，但拉丁美洲文明并非与西方、欧洲文明完全一致，它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特征。这些文明分别包含了一个或几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对某些不同民族国家而言，恰似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与文化背景，它们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一定有着深刻的影响，更易于研究者们在探究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共同发展中寻求一定的规律性。
因此，正是这份异质性和相似性的共存，成为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才得以在跨越不同社会文化过程中凭借自我与他者文化的差异性，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纳、总结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异同点，并得出规律性结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分析单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而不以某一历史文化背景为分析单元，在于面对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世界文化是多元复杂的，是独特的，没有哪一种文化（甚或边缘文化）甘愿归属于、臣服于某种中心文化。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不研究全部的文化事实和发展概况，不重复比较文化研究的内容和目的，不总结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借鉴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面对的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规律，从社会结构分为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研究的是政治文化领域；在文化研究领域，涉及的是文化浅层与深层结构即可见形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事实与不可观察的社会意识即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背后的文化思想、政治信念与哲学宗教等。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民族国家单位的局限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民族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传播主流的民族文化和灌输普遍的主权意识形态，铸造萌芽期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团结，巩固其主流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17]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价值观教育等始终属于整个国民教育体系范畴，服从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但过度推崇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也较易滋生民族主义情绪，形成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与态度，不利于对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话、理解和交流。因此，民族国家单位虽然较为系统的探究、揭示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发展过程、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实施方法途径等等，但较为忽视揭示这一切现象背后的文化归因和历史因素分析，易于成为单纯描述、介绍一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事实，而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力度。另外，国际范围内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存在依附与被依附的现象，在研究和借鉴过程中要避免出现自卑的本土文化心理和崇尚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媚俗心理。另外研究覆盖面有限，无法做到对世界所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跨文化研究。
三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分析单位
（一）文化单位：以主流意识形态为界
比较文化研究领域存在对于文化边界划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常见的划分标准，如地理区域、人类活动方式、历史年代、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霍夫斯塔德（Hofstede，2001）就曾用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来研究文化，以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办公场所的员工作为文化样本，以民族文化的五个维度分析文化差异。由于一个国家内可能存在多元文化，不太可能存在文化单一性这种东西，那么一个国家的人们可能是拥有不同文化身份的混合体。因此以国家作为文化研究的分析单位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分析单位完全是恰如其分地适应了自己的研究过程，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也是一种文化研究的突破口。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可同样适应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当中来，即保持一种研究探索的精神态度不断去验证和分析把民族国家单位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单元的合理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分析单位主要是分析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单位划分，而非直接对其进行套用和移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不同文化类型的划分，按照同一层面的标准，可以围绕意识形态层面、地理区域层面、国家层面、制度层面等来进行材料收集和比较分析。
世界多样文化的交融交流交锋的表现看似是文化繁荣与互相合作的图景，但是各个民族国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始终是占据主导作用的力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能否可以让渡于各国经济的互相合作、多元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响，能否聚同化异，实现跨文化对话与理解？这依然应该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意识形态必然成为各国学者与决策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等过程中的立场态度。“既要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自觉，也应防止过度的意识形态敏感。”[18]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不可过于敏感，要适时进行脱敏。关于意识形态脱敏的问题，并非是不谈意识形态，也并非人人都谈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隐藏在我们个人身后、集体身后、国家身后的一种政治信念与价值观念，它影响着我们分析、判断国际形势和社会现象的一种思维形式与采取行动的价值标准。由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有其内在的特殊性—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立场，在此认同学者戴锐提出的政治文化领域理应是跨文化对话的场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并非是寻求一种各国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互相欣赏、理解、交流与借鉴，而是在彼此对话中实现自我的升华。同时也是与跨文化研究的目的相契合之处，即“跨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将自我同化到他者之中，而是要通过与他者的交叉比较确证自我、反思自我、发展自我，进而促进他者与自我的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各自发展。”[19]由于其他国家的形势发展也关涉到本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形势，了解他国思想政治教育事实，并与之进行对话沟通、理解是进一步认识他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举措，但这依然更多地是停留于认知层面，变化的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深度在不断加强。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我们必须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反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始终坚持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在这个价值理念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是“尊重”。尊重彼此各个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欣赏各个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与作品。不以我者文化为衡量他者文化的标准，不以固步自封，唯我独尊为彼此交往心态。从而尊重自我文化，尊重他者文化，发展自我文化，发展世界文化。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文化分析单位的局限
文化的形成是在特定时空境遇中，文化的划分类型必然涉及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跨文化研究面临复杂的文化样本收集的难题。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不同類别下的主流文化、亚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显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然要找准与之研究领域相对应的文化类型。如果文化边界与地域边界是重合的，那么对于文化单位的划分就可以和以民族国家单位相一致，研究整体文化的影响因素。但事实上不同文化之间既存在一定地域的重合，也存在文化渊源关系和主题关系，文化的进化、传播、影响、互动等不同文化之间已经不断交融、交汇，呈现综合性、居间性的趋势。即使在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等为标准也难以确定具体的边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研究、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自我与他者视域融合的不断更新，新的问题、新的制度、新的意识形态等新情况的出现对固定的文化分析单位而言，都是难以预测的。
总而言之，国家单位和文化单位统一于空间范畴，而非历史时间的背景。 “民族文化是现代化国家建立的基础，民族是心理和文化的，而国家是政治的和法理的，但两者的结合决定了多样性的具有文化和政治特征的模式”[20]。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教化。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自觉地反映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具体表现形式可包括艺术、道德、 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思想和大部分社会科学。但面对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事实现象，即更多的人成为国际人，他们在多个国家生活过，掌握了多种语言和文化，具体而言他们是属于源自祖先所在的国度，还是拥有某国合法国籍的国家。因此，民族国家和文化单位的统一，的确考虑到了多元文化交汇的因素。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民族国家单位与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单位相统一，从而以对某一单个国家或多个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为依托，展开其文化因素的分析，注重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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