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日本政府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它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却公然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它名义上是一个半官方的企业，却拥有极为显赫的权势。这个机构便是大名鼎鼎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近40年的时间里，“满铁”始终活跃于日本侵略中国行动的最前沿。
　　“殖民地经营家”奠定“满铁”基石
　　1906年夏天，时任日本殖民当局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来到中国东北，他此行的目的是受顶头上司———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之邀，出任“满铁”首任总裁。
　　提起这位后藤新平，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可谓声名显赫。他1857年出生于日本岩手县，早年家道贫寒，后毕业于医学院，并取得医师资格。1882年，他担任爱知县医院院长。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时任陆军副总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从此走上仕途。当儿玉出任台湾总督府长官后，后藤很快由总督府的卫生顾问被破格擢升为民政长官。也正是在这一职位上，后藤充分显示了其殖民统治的手腕。由于当时儿玉虽名为台湾总督，但还兼任陆军副总参谋长及驻满洲军总参谋长，因此后藤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由于“政绩”突出，日本朝野都称其为“殖民地经营家”。
　　日俄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在东北势力的膨胀，为了进一步推行殖民统治，后藤又追随儿玉来到中国，并将早已准备好的《满洲经营梗概》呈交给老上司。那时，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以榨取丰富的经济资源。鉴于形势的发展，后藤向儿玉建议：日本在满洲必须重点经营铁路，其余依次为开发煤矿，从本土移民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俄国再次进行交战，或为全面占领中国做好准备。对于这一建议，儿玉大加赞赏。据说这位侵略头子后来曾感慨地说道，他从来没有听到在日本能有第二个人像后藤君这样“从胜败得失中来谈论如何经营满洲的方针，并且是如此的翔实与周密”。
　　在儿玉的大力举荐下，1906年11月，后藤被明治天皇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11月26日，“满铁”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宣告成立，并于次年4月正式开始经营活动，主要项目包括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及发展畜牧业等。1907年，“满铁”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该会社的总资本为2亿日元，其中日本政府投资1亿日元，另一半股份则主要来自日本皇室、贵族和官僚。
　　后藤到任后，立即全面实施发展计划，在坚持以铁路为主的前提下，将其经营触角迅速延伸到海港、海运、旅馆服务、煤矿，以及铁路沿线城市市政建设等方面上来，短时间内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沿着铁路沿线，后藤建立了不少学校，打算为日后长期殖民统治培养人才；他还开设了许多医院，力争使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成立“满铁”中央实验所，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殖民……据日方统计，“满铁”先后铺设了55条铁路，平均一天铺设1公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满铁”的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945年时，其总资产达到42亿日元，就业员工也从开办时的1.1万人增加到近40万人。
　　1908年7月14日，后藤卸任“满铁”总裁职务，但直到1913年12月，“满铁”的重大决策仍然由他定夺。
　　打着经济旗号的情报机构
　　为了服务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满铁”从建立之初就不满足于修建铁路，而是打算将自己发展成在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大本营。刚成立时，“满铁”下设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和附属地行政部四个机构，不久又成立了直属总裁的调查部。其主要目的，就是搜集一切有用的资料和情报。为此，后藤四处网罗人手，居然请到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冈松参太郎主管调查部。
　　随着“满铁”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张，其调查范围也迅速扩大。为了进一步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资源，它在东北许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并在与东北相邻的内蒙古、朝鲜乃至西伯利亚等地广泛搜集资料。1918年，“满铁”设立了北京分所和上海分所，并在日本东京也设立一个支社，其下属调查室负责与外务省、陆军省等下属情报机构交换情报，每周二、五必举行定期碰头会。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除集中全力于铁路、煤矿及调查情报工作外，更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予以积极配合。1938年5月，当驻华北方面军侵入黄河沿岸时，“满铁”就应其要求对华北资源进行紧急调查。同年8月，应日军参谋本部的要求，“满铁”上海事务所人员对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进行调查。“满铁”调查部的“中国通”们还大肆搜集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的情报资料，并作为机密文件分发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侵华日军各师参谋部情报课及日本驻华其他情报机构。
　　在其成立后近40年的时间里，“满铁”为日本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积极出谋划策，尤其是为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建立进行了周密翔实的准备。据披露，“满铁”最盛时期有情报收集人员4，500名，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研究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名。“满铁”总共提出了1万多份调查报告，差不多每天就有一份调查报告出笼。其中一些调查报告，如“中国抗战力之调查”、“远东苏军后方调查”等，对日本当局的决策起过重要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满铁”亦停止运作，收藏在“满铁”所属各图书馆的大量调查报告和资料被陆续发掘出来。经统计，“满铁”的家底除去1万多份调查报告外，还有为调查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搜集的各种情报、档案、书籍、杂志、剪报等，竟达二三十万件，加上它先后出版的数千种图书资料及杂志，可谓规模庞大。难怪人们常将其称为20世纪前半叶世界三大情报资料宝库之一，它所掌握的资料不亚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
　　“满铁”干将诱降汪精卫
　　抗日战争期间，“满铁”调查部人员甚至一度走向中日政治较量的最前台，参与了日本对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诱降活动。担负此项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满铁”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所长西义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了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分化、拉拢，在“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指使下，西义显与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进行秘密接触。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召见高宗武，后者当场夸口能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当晚，高宗武找到西义显，请他通过“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协助，直接取得與近卫文麿的联系。但这次联系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1938年初，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但高宗武等人并未死心，继续暗地里与日本进行投降谈判。在西义显的协助下，高宗武派人与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进行接触。1938年3月，高宗武将影佐的信件呈给蒋介石。4月，高宗武飞赴香港，与西义显会面。高宗武称蒋介石表示了谈判的意愿。西义显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但当时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做法不屑一顾。
　　第一次努力失败后，西义显又与高宗武等人密谋促成汪精卫与日方私下谈判。他们还合谋在汉口发起所谓“和平运动”。在西义显的鼓动下，高宗武于1938年7月秘密抵达日本。在东京，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等人分别与高宗武会谈，推动汪精卫与日本方面进行“合作”。
　　1938年11月20日，影佐祯昭与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进行秘密协商，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被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以示对汪精卫招降。29日，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卖国降日，从此走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