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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急剧变化，我国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影响能源安全的国内外因素越发复杂，要确保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能源安全保障措施。
一、我国能源安全的基本状况
（一）能源供需矛盾加大，对外依存度显著增加
总体来看，我国能源生产的增幅小于能源消费的增幅，能源需求膨胀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978—2010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由6.3亿吨标准煤提高到29.7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7%；而消费总量由5.7亿吨标准煤提高到32.5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7.8%，消费增长超前于生产增长。煤炭消费量由1990年的10.5亿吨增加到2009年的29.5亿吨，增长了180%，年均增长5.6%；石油消费量由1.15亿吨增加到3.84亿吨，增长了234%，年均增长6.5%。10年前，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而201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却比美国高出了6.4%，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自1993年开始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成为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由当年的988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5969万吨，再到2009年的1.99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也由1993年的6.4%提高到2000年的24.8%，再快速提高到2009年的51.3%。2010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净进口1.7亿吨。近年来，我国天然气需求激增，2010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已达1186万吨。预计2015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将达900亿立方米。
（二）能源结构不合理，资源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能源生产构成中，煤炭比重最高。1978—2010年，煤炭生产平均占能源生产总量的74.6%，石油占16.2%，天然气只占2.7%，而水电、核电、风电占6.4%。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也是最高。1978—2010年，煤炭消费平均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1.8%，石油占19.5%，天然气占2.5%，水电、核电、风电消费量占6.2%。与全球能源消费结构的平均水平（煤炭17.8%、石油40.1%、天然气22.9%、水电和核能19.2%）相比，我国煤炭消费比例明显过高，而其他能源消费比例太低。而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尽管除煤炭以外的其他能源消费比例会有所上升，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国能源资源时空分布也极其不均衡。已发现的煤炭储量80%以上集中分布于华北和西北地区；可开发水能资源约70%蕴藏在西南地区的高山峡谷之中；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的天然气资源占据了全国的一半以上。能源资源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能耗主要发生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占全国的2/3，但能源储量却仅占全国的13%。不平衡的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造成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空间错位，由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能源运输景象，能源区域间调剂量之大、范围之广对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以及铁路、公路运输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增加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三）能源利用率低，生态破坏大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据BP的统计，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0.414千克/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7倍，日本的4.5倍，美国的2.7倍，巴西的3.4倍，印度的1.2倍。我国的能耗水平竟然比印度高，令人吃惊。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日本GDP占世界的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却分别只占3.3%和5.1%。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企业平均规模小，工艺技术落后，单位产出的能耗高，造成了能源利用过程中的严重浪费。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和大气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能源的使用安全也逐渐被各国所重视。中国近70%的能源仍然由煤炭提供，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煤烟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随着能源消费持续大量增加，面临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四）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获取资源的难度加大
中东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石油进口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对抗。近年来，随着中亚、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相继发现，大国也对该地区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展开了竞争与争夺。在中亚地区，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都在扩大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利益诉求加大了中亚能源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我国中亚能源战略和能源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南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但领土纠纷至今仍未解决。
（五）进口来源地单一，运输存在风险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计进口原油2.39亿吨。主要进口来源国分别是：沙特4464.2万吨，占18.7%；安哥拉3938.1万吨，占16.5%；伊朗2131.9万吨，占8.9%；阿曼1586.7万吨，占6.6%；俄罗斯1524万吨，占6.4%；苏丹1259.9万吨，占5.3%；伊拉克1123.8万吨，占4.7%；哈萨克斯坦1005.4万吨，占4.2%；科威特983万吨，占4.1%；巴西804.7万吨，占3.4%。前十位合计进口原油占中国全部进口量的近80%。这些国家又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和北非国家，动荡的地区政治局势及大国在相关地区的利益争夺很容易对我国石油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我国通过海运方式进口石油路线比较单一，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好望角和马六甲海峡，其中进口原油的80%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60%是中国船只，这条水道已成为我国运输石油的生命线。鉴于中国对世界能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控制能力非常有限，依靠国际石油资源满足国内基本需求，将使中国长期处于石油供给的不安全状态。
（六）战略储备不足，应急机制不健全
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如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把加强石油战略储备作为保证本国能源安全的首要措施。美国实际储备石油能力达7.5亿桶，可满足158天的消费，日本的石油战略储备相当于160天的进口量，欧盟国家建立了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而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仍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石油储备主要是石油、石化企业的生产性周转储备，主要集中在油田，只能应付5—7天的石油需求；4个国家级的石油储备基地才刚刚投入运营，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对于煤炭，我国也仅有8—10天的商业储备量。由于我国缺乏必要的战略储备能力，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能源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较差。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协同应急反应机制，抵御风险的能力远不如发达国家。
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对策
（一）优化能源结构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增加可再生清洁能源比重。控制煤炭消费量，逐步减少原煤直接使用，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发展煤炭气化和液化，提高转换效率。加大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稳定国内石油产量。提高优质能源使用比例，推广使用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水电等清洁能源。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与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支持海洋能、核聚变能等未来新型能源的研究与开发，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系。
（二）促进节能减排
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资源消耗低、增加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完善退出机制。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企业、园区、社会三个层面循环经济的互动发展。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重点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实现绿色健康出行。推动建筑节能。倡导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
（三）提高科技水平
在勘探与开采领域，重点发展煤炭资源与地质保障、油气资源勘探等技术；在加工与转化领域，重点发展煤炭加工与转化、石油高效与清洁转化等技术；在发电与输配电领域，重点发展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技术和智能化电网技术；在新能源领域，重点发展先进核能发电技术、大型风力发电技术、高效大规模太阳能发电技术；提高我国海域的油气勘探水平和开采技术，发展深海油气勘探技术，提高近海油气产量。
（四）加强储备预警
进一步提高石油储备量，确定电煤战略储备的适宜天数。有计划有选择地实行地下自然储备，对一些大油井、大煤田有意识地进行封存。综合考虑区位、资源、运输、市场、进口等相关因素，对储备基地进行合理布局。建立和完善包括能源预警应急法律法规体系、组织机构和决策机制、信息采集分析发布系统、不同品种不同级别的应急预案以及国际互助合作协议在内的能源预警应急体系，准确判断能源安全运行状况，采取与之相配套的应急措施。
（五）构建安全通道
关注和积极参与马六甲安全防务，争取建立双边与多边的安全机制，确保航道的安全畅通。加快海军建设，着力发展可以覆盖资源所在地区运输通道的军事力量，以期通过一定的制海权维护石油等能源资源的安全供应。大力发展跨国输油、输气管道和其他能源运输通道。实施南向战略，建设、打通我国与东南亚国际大通道，构筑我国面向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实施西向战略，建设经过巴基斯坦和中亚连接中东地区的陆上运输通道。
（六）拓展资源渠道
多渠道的能源来源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条件。积极开拓新的石油供应基地。鼓励国内企业采取独资或合资、合作的方式到国外进行油田勘探开发，建立海外石油生产基地，使进口源分散化，减小对单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促进石油产业的“引进来”，由中国公司与中东等国石油公司在国内设立合资的炼油及石化项目，由中外公司共同控股。这种方式在获取长期稳定的石油供给的同时，避免了海外石油资产并购中的种种麻烦。
（七）开展能源合作
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能源安全观，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能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在现已参加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中争取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设法加入国际能源机构。加强与美国、欧盟以及日韩的能源合作，共同维护市场稳定。继续加强同中东传统国家的联系，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维护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加强同非洲国家的交流，开辟非洲能源供应地。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能源开发。
（刘立峰，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我国能源安全的基本状况
（一）能源供需矛盾加大，对外依存度显著增加
总体来看，我国能源生产的增幅小于能源消费的增幅，能源需求膨胀与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978—2010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由6.3亿吨标准煤提高到29.7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7%；而消费总量由5.7亿吨标准煤提高到32.5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7.8%，消费增长超前于生产增长。煤炭消费量由1990年的10.5亿吨增加到2009年的29.5亿吨，增长了180%，年均增长5.6%；石油消费量由1.15亿吨增加到3.84亿吨，增长了234%，年均增长6.5%。10年前，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而201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却比美国高出了6.4%，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自1993年开始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成为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由当年的988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5969万吨，再到2009年的1.99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也由1993年的6.4%提高到2000年的24.8%，再快速提高到2009年的51.3%。2010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净进口1.7亿吨。近年来，我国天然气需求激增，2010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已达1186万吨。预计2015年我国天然气进口量将达900亿立方米。
（二）能源结构不合理，资源分布不均衡
在我国能源生产构成中，煤炭比重最高。1978—2010年，煤炭生产平均占能源生产总量的74.6%，石油占16.2%，天然气只占2.7%，而水电、核电、风电占6.4%。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也是最高。1978—2010年，煤炭消费平均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1.8%，石油占19.5%，天然气占2.5%，水电、核电、风电消费量占6.2%。与全球能源消费结构的平均水平（煤炭17.8%、石油40.1%、天然气22.9%、水电和核能19.2%）相比，我国煤炭消费比例明显过高，而其他能源消费比例太低。而且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尽管除煤炭以外的其他能源消费比例会有所上升，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国能源资源时空分布也极其不均衡。已发现的煤炭储量80%以上集中分布于华北和西北地区；可开发水能资源约70%蕴藏在西南地区的高山峡谷之中；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的天然气资源占据了全国的一半以上。能源资源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能耗主要发生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能源消费占全国的2/3，但能源储量却仅占全国的13%。不平衡的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造成了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空间错位，由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能源运输景象，能源区域间调剂量之大、范围之广对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以及铁路、公路运输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增加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三）能源利用率低，生态破坏大
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据BP的统计，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0.414千克/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7倍，日本的4.5倍，美国的2.7倍，巴西的3.4倍，印度的1.2倍。我国的能耗水平竟然比印度高，令人吃惊。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日本GDP占世界的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却分别只占3.3%和5.1%。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企业平均规模小，工艺技术落后，单位产出的能耗高，造成了能源利用过程中的严重浪费。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和大气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能源的使用安全也逐渐被各国所重视。中国近70%的能源仍然由煤炭提供，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煤烟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随着能源消费持续大量增加，面临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四）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获取资源的难度加大
中东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石油进口地，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对抗。近年来，随着中亚、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相继发现，大国也对该地区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展开了竞争与争夺。在中亚地区，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都在扩大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利益诉求加大了中亚能源博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我国中亚能源战略和能源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南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油气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但领土纠纷至今仍未解决。
（五）进口来源地单一，运输存在风险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计进口原油2.39亿吨。主要进口来源国分别是：沙特4464.2万吨，占18.7%；安哥拉3938.1万吨，占16.5%；伊朗2131.9万吨，占8.9%；阿曼1586.7万吨，占6.6%；俄罗斯1524万吨，占6.4%；苏丹1259.9万吨，占5.3%；伊拉克1123.8万吨，占4.7%；哈萨克斯坦1005.4万吨，占4.2%；科威特983万吨，占4.1%；巴西804.7万吨，占3.4%。前十位合计进口原油占中国全部进口量的近80%。这些国家又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和北非国家，动荡的地区政治局势及大国在相关地区的利益争夺很容易对我国石油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我国通过海运方式进口石油路线比较单一，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好望角和马六甲海峡，其中进口原油的80%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60%是中国船只，这条水道已成为我国运输石油的生命线。鉴于中国对世界能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控制能力非常有限，依靠国际石油资源满足国内基本需求，将使中国长期处于石油供给的不安全状态。
（六）战略储备不足，应急机制不健全
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如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把加强石油战略储备作为保证本国能源安全的首要措施。美国实际储备石油能力达7.5亿桶，可满足158天的消费，日本的石油战略储备相当于160天的进口量，欧盟国家建立了相当于90天进口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而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仍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石油储备主要是石油、石化企业的生产性周转储备，主要集中在油田，只能应付5—7天的石油需求；4个国家级的石油储备基地才刚刚投入运营，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对于煤炭，我国也仅有8—10天的商业储备量。由于我国缺乏必要的战略储备能力，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能源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较差。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协同应急反应机制，抵御风险的能力远不如发达国家。
二、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对策
（一）优化能源结构
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增加可再生清洁能源比重。控制煤炭消费量，逐步减少原煤直接使用，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发展煤炭气化和液化，提高转换效率。加大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力度，稳定国内石油产量。提高优质能源使用比例，推广使用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水电等清洁能源。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与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支持海洋能、核聚变能等未来新型能源的研究与开发，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系。
（二）促进节能减排
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资源消耗低、增加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进一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完善退出机制。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企业、园区、社会三个层面循环经济的互动发展。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开展重点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实现绿色健康出行。推动建筑节能。倡导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
（三）提高科技水平
在勘探与开采领域，重点发展煤炭资源与地质保障、油气资源勘探等技术；在加工与转化领域，重点发展煤炭加工与转化、石油高效与清洁转化等技术；在发电与输配电领域，重点发展大容量、远距离输电技术和智能化电网技术；在新能源领域，重点发展先进核能发电技术、大型风力发电技术、高效大规模太阳能发电技术；提高我国海域的油气勘探水平和开采技术，发展深海油气勘探技术，提高近海油气产量。
（四）加强储备预警
进一步提高石油储备量，确定电煤战略储备的适宜天数。有计划有选择地实行地下自然储备，对一些大油井、大煤田有意识地进行封存。综合考虑区位、资源、运输、市场、进口等相关因素，对储备基地进行合理布局。建立和完善包括能源预警应急法律法规体系、组织机构和决策机制、信息采集分析发布系统、不同品种不同级别的应急预案以及国际互助合作协议在内的能源预警应急体系，准确判断能源安全运行状况，采取与之相配套的应急措施。
（五）构建安全通道
关注和积极参与马六甲安全防务，争取建立双边与多边的安全机制，确保航道的安全畅通。加快海军建设，着力发展可以覆盖资源所在地区运输通道的军事力量，以期通过一定的制海权维护石油等能源资源的安全供应。大力发展跨国输油、输气管道和其他能源运输通道。实施南向战略，建设、打通我国与东南亚国际大通道，构筑我国面向印度洋的出海通道；实施西向战略，建设经过巴基斯坦和中亚连接中东地区的陆上运输通道。
（六）拓展资源渠道
多渠道的能源来源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条件。积极开拓新的石油供应基地。鼓励国内企业采取独资或合资、合作的方式到国外进行油田勘探开发，建立海外石油生产基地，使进口源分散化，减小对单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促进石油产业的“引进来”，由中国公司与中东等国石油公司在国内设立合资的炼油及石化项目，由中外公司共同控股。这种方式在获取长期稳定的石油供给的同时，避免了海外石油资产并购中的种种麻烦。
（七）开展能源合作
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能源安全观，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能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在现已参加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中争取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设法加入国际能源机构。加强与美国、欧盟以及日韩的能源合作，共同维护市场稳定。继续加强同中东传统国家的联系，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维护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加强同非洲国家的交流，开辟非洲能源供应地。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能源开发。
（刘立峰，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