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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05年，堪称国际知名品牌的中国危机年。
2005年的2月18日，当亨氏的苏丹红一号事件正式见诸报端时，很多消费者还都有个案的感觉，但接下来，事情急转直下。
肯德基、强生婴儿油、杜邦特富龙、立顿速溶茶、宝洁SK-Ⅱ、芬必得、卡夫食品、阿斯里康、哈根达斯、高露洁、佳洁士，一直到临近年底的雀巢奶粉事件，一个个深得中国消费者信任的国际品牌，像骨牌效应一样，接连在消费者心中倒下，为品牌危机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对此，声音很多，诸如跨国公司采用双重标准，对中国消费者存在歧视；中国法律法规不健全，让跨国公司有机可乘，而它们也毫不客气地利用了可乘之机，“欺瞒”中国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对中外品牌态度不一，对国际知名品牌过于信任，过度依赖等等。
但是这么多品牌危机案件，都集中于2005年，不由得让人们深思。
时间之短
时间是不能够省略的。消费环境的所有组成要素，从消费者、经营企业，到监管机构、法律环境和媒体，都需要时间去完善、成熟。
时间首先短在中国消费者的权益意识，说来很有意思。中国打开国门之后，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相继涌入，但直到1985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时，才第一次在法律文字里对消费者概念做出界定。
因此，国际品牌比消费者概念登陆还早，出现不多见的倒挂现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起草到出台，反反复复历时8年。
历史造就真正的品牌，造就真正的品牌忠实度。国际品牌虽然在本土历史悠久，但到中国，都必须从零开始，就像我们已经熟知海尔，信任海尔，但在澳大利亚，人们可能对海尔一无所知。所以，不管是多么知名的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历史也不过20多年。
时间还短在法律环境的完善与成熟。综观所有国家，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修正过程，美国也不例外。
1938年，美国才颁布联邦食品、医药和化妆品法，规定上述商品在出售前，其安全性必须经过实验得到保证。而直到1958年，即20年后，食品添加剂修正条例才正式实施。
1966年，在汽车已经发展50年之后，美国的汽车安全性才受到关注，交通工具安全法才正式制定并生效。同样，美国1970年《信用卡责任法》生效时，离1951年现代信用卡诞生也有近20年。
信任之高
还有一种现象挺有意思，国际品牌，不管是不是知名，相比中国本土品牌，似乎更容易获得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国际品牌大规模登陆中国，应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8年，超市作为现代零售模式真正普及之后，国际品牌迅速与普通消费者面对面。
客观来讲，当时进入中国的国际品牌，大多来自《财富》世界500强，不少都是百年老店，背后依托有多年的研发、制造，以及丰富的产品营销经验，尤其是针对当时中国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他们还大打品质牌，所以，在海外，品牌更多的是个性，是消费者忠实度，而在中国，品牌是品质，是消费者信任度。
2003年，曾有调研公司主持一次独立性研究，结果发现，在消费者信任度上，索尼、微软、可口可乐等国际品牌的得分，甚至超过了医生、邻居和同事等诸多选项，不少品牌仅次于我们的国有银行。
在调研结果中，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中国消费者对这些国际知名品牌的信任，比这些企业的本国消费者还高，平均几乎是英国消费者的两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很多中国企业，中国产品，才会取一个洋名，甚至特意跑到国外去注册，然后再回中国市场销售。
偏差之大
在美国，当消费者感觉权益受到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法律，而中国消费者了解消费权益，更多是通过媒体的曝光，而且有集中、集体行动的倾向，这也是2005年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同时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中国消费者对国际知名品牌寄予了过高的信任，对于媒体，消费者也寄托了过高的权力与公正。媒体似乎先于法律，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的守望者。
中国赶上互联网浪潮之后，媒体在新闻的即时、互动，以及国际化方面，得到空前发展。虽然中国的法制进程在加速，但再次落后于媒体的升级与普及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一家公司出现品牌危机事件之后，报道能在刹那间铺天盖地，起到强大的监管作用，发挥本应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很多功能。
相比于大陆，香港的传媒更发达，而且在报道中素来喜欢带点煽动性，推出大幅报道，使用大图片等，但在食品安全方面，其力度反而远远比不上大陆。比如，在香港2005年4月29日的《东方日报》上，其第40版左下角，刊登两条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新闻，分别如下：
其一，某位于闹市的知名餐厅发生食物中毒，共89人中毒。报道全文只有270字，而且没有配一张图片。其二，尽管内地卫生机构认为长期食用色素日落黄，可能损害肝脏和呼吸系统，但香港政府仍然准许在食品中使用，认为微量不会损害健康。报道全文只有230字，也没配图片。
报道的简单，反而映射出香港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的完善。媒体不是不关心，只是在法律成熟之后，媒体已经退回到本应有的位置。
2005年，国际品牌的集体危机，其实只是标志着国际知名品牌将走下神龛，与中国消费者、中国法律，以及中国传媒开始新一轮接触。而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接触的开始，中国的整体消费环境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2005年的2月18日，当亨氏的苏丹红一号事件正式见诸报端时，很多消费者还都有个案的感觉，但接下来，事情急转直下。
肯德基、强生婴儿油、杜邦特富龙、立顿速溶茶、宝洁SK-Ⅱ、芬必得、卡夫食品、阿斯里康、哈根达斯、高露洁、佳洁士，一直到临近年底的雀巢奶粉事件，一个个深得中国消费者信任的国际品牌，像骨牌效应一样，接连在消费者心中倒下，为品牌危机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对此，声音很多，诸如跨国公司采用双重标准，对中国消费者存在歧视；中国法律法规不健全，让跨国公司有机可乘，而它们也毫不客气地利用了可乘之机，“欺瞒”中国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对中外品牌态度不一，对国际知名品牌过于信任，过度依赖等等。
但是这么多品牌危机案件，都集中于2005年，不由得让人们深思。
时间之短
时间是不能够省略的。消费环境的所有组成要素，从消费者、经营企业，到监管机构、法律环境和媒体，都需要时间去完善、成熟。
时间首先短在中国消费者的权益意识，说来很有意思。中国打开国门之后，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相继涌入，但直到1985年，国家标准计量局颁布《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时，才第一次在法律文字里对消费者概念做出界定。
因此，国际品牌比消费者概念登陆还早，出现不多见的倒挂现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起草到出台，反反复复历时8年。
历史造就真正的品牌，造就真正的品牌忠实度。国际品牌虽然在本土历史悠久，但到中国，都必须从零开始，就像我们已经熟知海尔，信任海尔，但在澳大利亚，人们可能对海尔一无所知。所以，不管是多么知名的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历史也不过20多年。
时间还短在法律环境的完善与成熟。综观所有国家，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修正过程，美国也不例外。
1938年，美国才颁布联邦食品、医药和化妆品法，规定上述商品在出售前，其安全性必须经过实验得到保证。而直到1958年，即20年后，食品添加剂修正条例才正式实施。
1966年，在汽车已经发展50年之后，美国的汽车安全性才受到关注，交通工具安全法才正式制定并生效。同样，美国1970年《信用卡责任法》生效时，离1951年现代信用卡诞生也有近20年。
信任之高
还有一种现象挺有意思，国际品牌，不管是不是知名，相比中国本土品牌，似乎更容易获得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国际品牌大规模登陆中国，应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8年，超市作为现代零售模式真正普及之后，国际品牌迅速与普通消费者面对面。
客观来讲，当时进入中国的国际品牌，大多来自《财富》世界500强，不少都是百年老店，背后依托有多年的研发、制造，以及丰富的产品营销经验，尤其是针对当时中国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他们还大打品质牌，所以，在海外，品牌更多的是个性，是消费者忠实度，而在中国，品牌是品质，是消费者信任度。
2003年，曾有调研公司主持一次独立性研究，结果发现，在消费者信任度上，索尼、微软、可口可乐等国际品牌的得分，甚至超过了医生、邻居和同事等诸多选项，不少品牌仅次于我们的国有银行。
在调研结果中，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中国消费者对这些国际知名品牌的信任，比这些企业的本国消费者还高，平均几乎是英国消费者的两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很多中国企业，中国产品，才会取一个洋名，甚至特意跑到国外去注册，然后再回中国市场销售。
偏差之大
在美国，当消费者感觉权益受到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法律，而中国消费者了解消费权益，更多是通过媒体的曝光，而且有集中、集体行动的倾向，这也是2005年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同时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中国消费者对国际知名品牌寄予了过高的信任，对于媒体，消费者也寄托了过高的权力与公正。媒体似乎先于法律，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的守望者。
中国赶上互联网浪潮之后，媒体在新闻的即时、互动，以及国际化方面，得到空前发展。虽然中国的法制进程在加速，但再次落后于媒体的升级与普及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一家公司出现品牌危机事件之后，报道能在刹那间铺天盖地，起到强大的监管作用，发挥本应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很多功能。
相比于大陆，香港的传媒更发达，而且在报道中素来喜欢带点煽动性，推出大幅报道，使用大图片等，但在食品安全方面，其力度反而远远比不上大陆。比如，在香港2005年4月29日的《东方日报》上，其第40版左下角，刊登两条与消费者权益相关的新闻，分别如下：
其一，某位于闹市的知名餐厅发生食物中毒，共89人中毒。报道全文只有270字，而且没有配一张图片。其二，尽管内地卫生机构认为长期食用色素日落黄，可能损害肝脏和呼吸系统，但香港政府仍然准许在食品中使用，认为微量不会损害健康。报道全文只有230字，也没配图片。
报道的简单，反而映射出香港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的完善。媒体不是不关心，只是在法律成熟之后，媒体已经退回到本应有的位置。
2005年，国际品牌的集体危机，其实只是标志着国际知名品牌将走下神龛，与中国消费者、中国法律，以及中国传媒开始新一轮接触。而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接触的开始，中国的整体消费环境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