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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科学奖评选的历史上，争议和缺憾始终伴随其中。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克隆技术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然而获奖者中为何没有“克隆羊多利之父”？要了解其背后的故事，似乎也只能靠推测。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和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获奖理由是：他们“发现成熟、特化的细胞可以被重新编程，变成身体的所有组织”。如果把这句由专业术语组成的颁奖词“翻译”成通俗的说法，听起来似乎会简单很多：他们发现了生命可以通过克隆而逆转。
然而，相关的技术历经几代科学家的探索，戈登和山中伸弥只不过是这一主题研究的两位代表性人物。提到克隆，人们不免会想起克隆羊多利，那么，被誉为“多利之父”的英国人伊恩·威尔穆特和基思·坎贝尔为何未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得一席之地呢？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技术发展的历程
生命逆转的最初设想来自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他在1938年出版的《胚胎发育和诱导作用》一书中提出：移植细胞核可能会产生新生命，即克隆动物。1952年，美国生物学家伯里格斯和金提取了豹蛙囊胚细胞的细胞核，并移植到另一个豹蛙去掉细胞核的卵细胞中。最后，组装的卵细胞发育成蝌蚪，再发育为一只成熟的蛙。但是，囊胚细胞本身就是分化早期的胚胎细胞，因而他们的这一实验并不能说明成体细胞可以逆转为生命。
196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任职的戈登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显示，已经定性、定型的成体细胞是可以逆转的。戈登用青蛙小肠细胞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的核，此后，这个改变了的卵细胞发育成蝌蚪，最后长成为一只成体青蛙。根据这一实验结果，戈登提出细胞可以“重编程”的概念，并初步证明：可以利用已经特化的成体细胞，如肠细胞、皮肤细胞等来重新孕育生命。这就是克隆技术的基础。
但是，戈登及其同事所采用的实验动物都是两栖类，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动物。其后，苏格兰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威尔穆特和坎贝尔等人对哺乳动物绵羊进行了克隆研究，直至1996年7月5日，威尔穆特和坎贝尔终于利用相关技术孕育了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克隆羊多利。这一结果当时令世人震惊。
无论是戈登的研究结果，还是威尔穆特等人的克隆羊，都只是告诉人们，一个成体细胞的细胞核经过组装可以被逆转到非成熟、多能化的状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无需将成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卵细胞中，直接让一个完整的成体细胞逆转成多能干细胞？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等人的研究结果给予的回答是肯定的。2006年，山中伸弥的团队利用“逆转录病毒载体”向小鼠的两种成体细胞转入了4个基因，结果诱导了这些细胞重新编程，产生了类似小鼠胚胎干细胞的特征，这就是“诱导多能干细胞”。
至此，生命逆转的技术经历了从克隆，到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克隆羊多利之父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似乎完全有资格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为何2012年的诺贝尔奖在表彰这一技术的时候却“遗漏”了他们二人呢？
落选背后的猜测
诺贝尔奖的评选有其规则，其中之一就是，每次一个奖项的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据此推测，除了今年获奖的戈登和山中伸弥之外，假如评委会将克隆羊技术纳入考虑的范围，由于多利的诞生并非威尔穆特一人之功，那么获奖的人数必然超过3人的上限，因而评委会可能以舍弃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作为简化这一问题的办法。
不为人所知的是，在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宣布3天前的10月5日，坎贝尔就去世了（享年58岁）。每年的诺奖早在10月之前就确定了，以此观之，落下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也是早就决定的。否则，评委会就可能会依照诺贝尔奖“不授予去世者”的规定而排除掉坎贝尔，把威尔穆特加到获奖者之列，使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正好达到3人。
相对应的情形发生在去年：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的布鲁斯·博伊特勒、法国的朱尔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的拉尔夫·斯坦曼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免疫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但是，斯坦曼在当年奖项宣布之前的9月30日去世，因而他生前并不知道自己获奖。诺贝尔奖评委会解释说，尽管诺贝尔奖有“不授予去世者”的规则，但鉴于确定获奖者之时斯坦曼还在世，所以当年颁奖的结果并不违背这一规则。去年的这一情形也证明，每年的诺贝尔奖早在10月之前就决定了。所以，2012年的诺贝尔奖只授予戈登和山中伸弥二人，而落下在这一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威尔穆特和坎贝尔应该是早就决定了的。
实际上，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到底是如何评出的，人们对此的好奇也只能靠推测来满足。但是，被遗忘的多利羊之父却令人想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情况。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被誉为“东方的居里夫人”，她与李政道、杨振宁一道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原理”，后二人从理论上提出了这个原理，而前者从实验中验证了李、杨二人的理论。但是最终，李、杨二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吴健雄的名字却并不在列。
对于这一结果，物理学界深感意外。美国物理学泰斗、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为李、杨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就说，证明宇称不守恒有三个人的功劳最大，除了李政道和杨振宁之外，就是吴健雄，而且他特别强调，不可忽视吴健雄的功劳。
由于无法得知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评选经过，直至今天，人们也只能推测为什么吴健雄未能获奖。有人认为这是对女性的歧视。也有人认为，吴健雄的实验可能牵涉到与其他科学家的合作，而评委会不好平衡吴健雄与其他科学家的关系。由于在相关领域的科研过程中，科学家对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争议，诺奖评委会最终只好以舍弃吴健雄而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
诺奖的缺憾与无奈
与当年吴健雄的情形相比，今年威尔穆特和坎贝尔的落选，原因似乎更为复杂，其中最特殊的原因就在于，谁才是克隆羊多利之父，这个问题本身就一直存在争议，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甚至对簿公堂。
2005年11月23日，一直被誉为多利之父的威尔穆特被其前亚裔同事普瑞姆一辛格指控，索赔100万英镑，理由是，威尔穆特涉嫌种族歧视和非法解雇辛格，窃取多利羊研究成果。
令人惊讶的是，在法庭上威尔穆特承认，多利羊的诞生，66%的成果要归功于坎贝尔，他之所以在描述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报告上将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是因为事先已和坎贝尔达成了协议。威尔穆特是多利羊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坎贝尔则在1991年以博士后身份进入罗斯林研究所，并参与到多利羊的研究项目中，完成了很多具体工作。威尔穆特的研究偏重生理学，所以需要招募在遗传学方丽有专长的坎贝尔一起研究。坎贝尔加入的时候，克隆羊技术几乎没有进展。所以，在两个人的分工上，威尔穆特是团队的负责人，而技术方面的问题则完全落到坎贝尔身上。1997年，有关多利羊的论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上，引起全世界轰动。但是由于名利之争，作为多利羊排名第二的“父亲”，坎贝尔很快就离开了罗斯林研究所。在评价威尔穆特与坎贝尔在克隆羊多利研究中的贡献时，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多利羊论文的署名并无不当，威尔穆特公开阐述过，自己的角色是领导多利羊的研究，并且肯定了研究团队中的其他人，特别是坎贝尔的贡献。
尽管如此，威尔穆特与坎贝尔在克隆羊多利的研究中贡献孰轻孰重，成为了一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当谁是多利之父并不能确认之时，授奖给多利之父也就无从谈起。也许，诺贝尔奖评委会在表彰生命逆转的技术时，将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二人“遗漏”，是他们的一个无奈选择。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和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获奖理由是：他们“发现成熟、特化的细胞可以被重新编程，变成身体的所有组织”。如果把这句由专业术语组成的颁奖词“翻译”成通俗的说法，听起来似乎会简单很多：他们发现了生命可以通过克隆而逆转。
然而，相关的技术历经几代科学家的探索，戈登和山中伸弥只不过是这一主题研究的两位代表性人物。提到克隆，人们不免会想起克隆羊多利，那么，被誉为“多利之父”的英国人伊恩·威尔穆特和基思·坎贝尔为何未能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得一席之地呢？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技术发展的历程
生命逆转的最初设想来自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他在1938年出版的《胚胎发育和诱导作用》一书中提出：移植细胞核可能会产生新生命，即克隆动物。1952年，美国生物学家伯里格斯和金提取了豹蛙囊胚细胞的细胞核，并移植到另一个豹蛙去掉细胞核的卵细胞中。最后，组装的卵细胞发育成蝌蚪，再发育为一只成熟的蛙。但是，囊胚细胞本身就是分化早期的胚胎细胞，因而他们的这一实验并不能说明成体细胞可以逆转为生命。
196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任职的戈登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显示，已经定性、定型的成体细胞是可以逆转的。戈登用青蛙小肠细胞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的核，此后，这个改变了的卵细胞发育成蝌蚪，最后长成为一只成体青蛙。根据这一实验结果，戈登提出细胞可以“重编程”的概念，并初步证明：可以利用已经特化的成体细胞，如肠细胞、皮肤细胞等来重新孕育生命。这就是克隆技术的基础。
但是，戈登及其同事所采用的实验动物都是两栖类，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动物。其后，苏格兰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威尔穆特和坎贝尔等人对哺乳动物绵羊进行了克隆研究，直至1996年7月5日，威尔穆特和坎贝尔终于利用相关技术孕育了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克隆羊多利。这一结果当时令世人震惊。
无论是戈登的研究结果，还是威尔穆特等人的克隆羊，都只是告诉人们，一个成体细胞的细胞核经过组装可以被逆转到非成熟、多能化的状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无需将成体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卵细胞中，直接让一个完整的成体细胞逆转成多能干细胞？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等人的研究结果给予的回答是肯定的。2006年，山中伸弥的团队利用“逆转录病毒载体”向小鼠的两种成体细胞转入了4个基因，结果诱导了这些细胞重新编程，产生了类似小鼠胚胎干细胞的特征，这就是“诱导多能干细胞”。
至此，生命逆转的技术经历了从克隆，到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克隆羊多利之父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似乎完全有资格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为何2012年的诺贝尔奖在表彰这一技术的时候却“遗漏”了他们二人呢？
落选背后的猜测
诺贝尔奖的评选有其规则，其中之一就是，每次一个奖项的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据此推测，除了今年获奖的戈登和山中伸弥之外，假如评委会将克隆羊技术纳入考虑的范围，由于多利的诞生并非威尔穆特一人之功，那么获奖的人数必然超过3人的上限，因而评委会可能以舍弃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作为简化这一问题的办法。
不为人所知的是，在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宣布3天前的10月5日，坎贝尔就去世了（享年58岁）。每年的诺奖早在10月之前就确定了，以此观之，落下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也是早就决定的。否则，评委会就可能会依照诺贝尔奖“不授予去世者”的规定而排除掉坎贝尔，把威尔穆特加到获奖者之列，使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正好达到3人。
相对应的情形发生在去年：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的布鲁斯·博伊特勒、法国的朱尔斯·霍夫曼和加拿大的拉尔夫·斯坦曼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免疫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但是，斯坦曼在当年奖项宣布之前的9月30日去世，因而他生前并不知道自己获奖。诺贝尔奖评委会解释说，尽管诺贝尔奖有“不授予去世者”的规则，但鉴于确定获奖者之时斯坦曼还在世，所以当年颁奖的结果并不违背这一规则。去年的这一情形也证明，每年的诺贝尔奖早在10月之前就决定了。所以，2012年的诺贝尔奖只授予戈登和山中伸弥二人，而落下在这一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威尔穆特和坎贝尔应该是早就决定了的。
实际上，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到底是如何评出的，人们对此的好奇也只能靠推测来满足。但是，被遗忘的多利羊之父却令人想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情况。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被誉为“东方的居里夫人”，她与李政道、杨振宁一道发现了“宇称不守恒原理”，后二人从理论上提出了这个原理，而前者从实验中验证了李、杨二人的理论。但是最终，李、杨二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吴健雄的名字却并不在列。
对于这一结果，物理学界深感意外。美国物理学泰斗、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为李、杨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就说，证明宇称不守恒有三个人的功劳最大，除了李政道和杨振宁之外，就是吴健雄，而且他特别强调，不可忽视吴健雄的功劳。
由于无法得知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评选经过，直至今天，人们也只能推测为什么吴健雄未能获奖。有人认为这是对女性的歧视。也有人认为，吴健雄的实验可能牵涉到与其他科学家的合作，而评委会不好平衡吴健雄与其他科学家的关系。由于在相关领域的科研过程中，科学家对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争议，诺奖评委会最终只好以舍弃吴健雄而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
诺奖的缺憾与无奈
与当年吴健雄的情形相比，今年威尔穆特和坎贝尔的落选，原因似乎更为复杂，其中最特殊的原因就在于，谁才是克隆羊多利之父，这个问题本身就一直存在争议，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甚至对簿公堂。
2005年11月23日，一直被誉为多利之父的威尔穆特被其前亚裔同事普瑞姆一辛格指控，索赔100万英镑，理由是，威尔穆特涉嫌种族歧视和非法解雇辛格，窃取多利羊研究成果。
令人惊讶的是，在法庭上威尔穆特承认，多利羊的诞生，66%的成果要归功于坎贝尔，他之所以在描述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报告上将自己署名为第一作者，是因为事先已和坎贝尔达成了协议。威尔穆特是多利羊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坎贝尔则在1991年以博士后身份进入罗斯林研究所，并参与到多利羊的研究项目中，完成了很多具体工作。威尔穆特的研究偏重生理学，所以需要招募在遗传学方丽有专长的坎贝尔一起研究。坎贝尔加入的时候，克隆羊技术几乎没有进展。所以，在两个人的分工上，威尔穆特是团队的负责人，而技术方面的问题则完全落到坎贝尔身上。1997年，有关多利羊的论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上，引起全世界轰动。但是由于名利之争，作为多利羊排名第二的“父亲”，坎贝尔很快就离开了罗斯林研究所。在评价威尔穆特与坎贝尔在克隆羊多利研究中的贡献时，学术界也有人认为，多利羊论文的署名并无不当，威尔穆特公开阐述过，自己的角色是领导多利羊的研究，并且肯定了研究团队中的其他人，特别是坎贝尔的贡献。
尽管如此，威尔穆特与坎贝尔在克隆羊多利的研究中贡献孰轻孰重，成为了一个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当谁是多利之父并不能确认之时，授奖给多利之父也就无从谈起。也许，诺贝尔奖评委会在表彰生命逆转的技术时，将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二人“遗漏”，是他们的一个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