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98年原则”是美国早期州控制国家的一种方式,即制定宪法契约的各州有权废止违宪的联邦法令,通过这种对抗性的行动,州可以阻止国家持续的权力扩张,维护自身的保留权力。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警惕国家权力的增长。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宪法的反对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国家权力,明确宪法的解释规则,以维护弗吉尼亚的安全。宪法支持者的保证为“98年原则”奠定了宪法论辩的基础。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迫使弗吉尼亚共和党人思考怎样进行反抗的问题,而通过州政府抵制联邦政府是重要选项。在更严重的宪法
【机 构】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8年原则”是美国早期州控制国家的一种方式,即制定宪法契约的各州有权废止违宪的联邦法令,通过这种对抗性的行动,州可以阻止国家持续的权力扩张,维护自身的保留权力。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警惕国家权力的增长。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宪法的反对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国家权力,明确宪法的解释规则,以维护弗吉尼亚的安全。宪法支持者的保证为“98年原则”奠定了宪法论辩的基础。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迫使弗吉尼亚共和党人思考怎样进行反抗的问题,而通过州政府抵制联邦政府是重要选项。在更严重的宪法危机面前,他们最终提出了“98年原则”,宣布州有权判定联邦法令违宪。“98年原则”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早期以州为核心的宪法秩序,意在维护州层面的公民自治,严格限定中央国家的行动范围。
其他文献
从本质上讲,中国现代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国民教育运动。20世纪20年代公民教育运动兴起后,晏阳初等人虽然也曾致力于此,但无论从其思想认识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均不出国民教育的范围。平民教育运动在塑造现代国民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这从当时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本中可以看出来。平教运动期间通过平民千字课向底层社会播散现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的做法,对我们今天完成民族复兴大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
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每当讲到西汉时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不朽名著《史记》,中国学者都会有双倍的自豪。司马迁全面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演化史,其内容之丰富详实,结构体例之严密精当,人物形象之生动饱满,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因而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又一份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的是,司马迁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的精警语句,高度概括其对著述目标的自觉追求,画龙点睛,发人深省。
“通史家风”的提法始自章学诚,然却是对中国史学重视贯通古今、强调通识观念传统的概括。章学诚把这一传统追溯到司马迁:“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他认为“通史家风”发端于司马迁,而到郑樵著《通志》“益以博雅”,达到了“通史家风”的最高境界
礼书所见先秦各种饮酒器中,有一类可称“玉爵”,即如《礼记·明堂位》中所见夏琖、殷斝、周爵及璧散、璧角,同书《祭统》所见玉爵、瑶爵、散爵;玉爵、瑶爵又见于《周礼》。诸玉爵的用途之一是祭祀献酒。根据礼书及注疏,可以推断诸玉爵既非三足爵,也不是青铜器,而都是漆木筒形杯,所谓玉、瑶、璧,指的是漆木爵上的嵌饰物。各种爵的礼制等级关系,是有玉饰的诸玉爵最高贵,其次是“五爵”爵、觚、觯、角、散,它们是无玉饰的漆木筒形杯;再次是废爵、足爵与繶爵三爵,它们是斗形爵。礼书所见圭瓒、璋瓒,与“废、足、繶”三爵同形异名,相当于斗
唐代洛阳宫城,太宗、高宗时期,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轴线上三朝建筑群(即应天门、乾元殿、贞观殿)的营造。武则天时期,因出临外朝之需要,宫城西侧的武成殿政治功能凸显;而天堂建筑的隳废,不仅消解了太宗、高宗时期对于“三朝”的建设成果,且最终促成武成殿正衙地位的确立。及至唐末迁都洛阳,以武成殿及其北侧崇勋殿为核心的政治运作轴线确立,宫城内部正式演化出中、西二轴,以含元、武成、崇勋三殿构成的三朝建筑呈“L”形布局。因旧都长安已遭隳废,洛阳宫室制度于唐祚之标志性意义渐显,故五代及北宋初年之洛阳宫城皆因袭唐末之模
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
《退想斋日记》详尽地记述了乡村“非农经营”情状,也大量描述了乡村危机的情势。一方面,“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该地方经济衰败、民生困窘,也是一个持续演进的长期态势。“非农化”稳定发展的态势与乡村危机相伴而生且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即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
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其占领区各阶层民众的政治流向主要表现为加入、接受和与之对抗三种类型。包立身事件、沈掌大事件和“盖天王”事件是太平天国后期占领浙江后发生的三起平民领导的民众反抗太平军事件,它们与一般的团练不同,三位领导者均是平民出身,起事之因大都反映了民众求生求安的朴素初衷,即反抗基本是与民生相关的经济问题。这说明后期太平天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