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为明宪宗。为了树立权威，18岁的明宪宗决定揽权亲政。然而现实情况是，当时的内阁三臣及“七卿”（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右都御史）都是其父皇留下的前朝老臣，他们德高望重，手握大权，明宪宗要想完全揽权，这十位老臣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
鉴于此，在即位的当年八月，借着老卿之一、户部尚书去世一事，明宪宗改任兵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又从地方官中挑选了两位分别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试图通过这两个人在“七卿”中掺沙子，布局揽权。
然而，明宪宗却并没有向大明王朝最核心的部门——内阁伸手。并不是他不想伸手，而是不敢，他忌惮的是内阁首辅李贤。李贤势力庞大，门生故吏遍天下，能稳坐高位长达十年之久，绝非偶然，明宪宗深知自己若在即位之初就和他对着干，并非明智之举。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宪宗只敢在七卿中安插自己人，却不敢对内阁作丝毫调整。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十二月，让明宪宗投鼠忌器的李贤病逝了，明宪宗才开始实施自己筹划多时的计划。
在李贤去世后仅两个月，明宪宗突然下诏，召前阁臣、已被罢官在家十年的商辂（lù）回京，任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在明宪宗看来，商辂是被前朝皇帝贬斥的，如今被自己重新重用，商辂必然会对自己感恩戴德，成为自己在内阁进行权力布局的一枚棋子。因而为笼络其心，明宪宗在商辂回朝之后，对商辂几乎是有求必应。
履任之初，为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商辂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八项建议，其中包括召回成化元年以来因进谏遭贬的诸位大臣。本来依照明宪宗的脾气，那些被他贬谪的官员，他根本不会重新起用，但既然是商辂提出的，则必然要答应，否则不利于新官上任的商辂建立威望，明宪宗便依言施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商辂回朝。成化四年九月，因彗星出现，天象异常，明宪宗下诏求言。几名言官先后上疏，把枪口对准了商辂，希望皇帝能将其罢免。明宪宗自然不会听从。转天，那几名言官又弹劾商辂，还不顾朝廷礼仪，违背正常上疏渠道地弹劾。这让明宪宗很不高兴，斥责他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将他们下了大狱。
明宪宗本打算把这几个言官狠狠处罚一番，但素来宽厚的商辂却劝他不要那样做，并说自己曾劝皇帝要优待言官，也因此得到了大臣们的认可与支持，但如果皇帝因为自己而把这几个言官重罚一顿，那自己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明宪宗一想也是这个理，便听从了商辂的建议，只将这几人打了一顿板子了事。
不过，尽管明宪宗对商辂很好，商辂也很感激皇帝的重用，但看似老实易控制的商辂却并不打算事事都按照明宪宗的意思来，对于朝政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成化四年六月，明宪宗的嫡母钱太后病逝。因为陈年旧怨，明宪宗的生母不愿看到钱太后与明英宗合葬，便希望明宪宗另选一块墓地来安葬钱太后。明宪宗孝顺，也赞同生母的观点，准备依言而行。但这个有悖礼制的旨意刚一发出，就引起了全体文官的反对。为迫使皇帝修改成命，百名官员下朝之后跪在文华门之前伏阙哭谏，差不多跪了整整一天。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明宪宗不得不接受百官的请求。
出乎明宪宗意料的是，因钱太后之事，自己竟与商辂之间开始出现隔阂。
原来，明宪宗在翻看官员们呈递的反对奏折时，赫然发现了商辂的名字。这让明宪宗顿时有种养了白眼狼的感觉。但失望归失望，明宪宗倒还没有太生气，毕竟商辂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钱太后之事招致了全体文官的反对，商辂如果此时不言不语，难免会惹来非议。再者，在反对的诸臣中，商辂并不激进，上疏进谏也多是随大流。所以，尽管对商辂不满，明宪宗却并未怪他。
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明宪宗对商辂彻底失望，并直接导致商辂被罢免。
成化十三年正月，明宪宗成立西厂，由心腹宦官汪直掌管，意图加强对朝廷官员，尤其是对外朝文官的监管。汪直在短短几个月间大兴文字狱，将朝堂的原有秩序搅乱了。当年五月，在明宪宗的提拔下已升为内阁首辅的商辂首先发难，请求裁罢西厂，并上奏说，自汪直上任，“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看到商辂的奏疏后，明宪宗怒吼着反问道：“我重用的是自己的心腹太监，怎么会危害天下？！”没想到，商辂又把汪直的罪状念叨了一遍，坚持说“汪直不除，天下不安”！
明宪宗这才意识到，他亲手提拔的首辅已经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了，本就有隔阂的两人至此矛盾再也无法调和。
更让明宪宗头大的是，在商辂上疏之后，六部九卿在兵部尚书的积极联络下，也联名弹劾汪直，集体向明宪宗施压。明宪宗深知自己若继续死扛，内阁及六部九卿搞不好会集体罢工，于是当天就下旨宣布裁罢西厂，并将汪直调回了原岗位。消息传来，商辂等人一片欢呼，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但文官们并不知道，不甘失败的明宪宗正在筹划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反击。
在西厂停罢仅仅一个月之后，借某御史上疏颂扬汪直的机会，明宪宗再开西厂。过了不久，通过汪直之手，明宪宗对文官们发动雷霆一击，兵部尚书等数十名省部级高官先后去职，朝堂高层进行了大换血。
当然，明宪宗也没放过挑头的商辂。
在明宪宗的暗示之下，汪直进言说商辂曾收受贿赂，罪大恶极。这让商辂心绪不宁，再也无法安心工作，便上疏请辞。对此，一贯不喜欢高官请辞的明宪宗一反常态，非常利索地批准了商辂的请求。
不过，毕竟商辂是自己召回来的，也对自己收权起过一些帮助，明宪宗并未让这位首辅离去时太过难堪。他先是给商辂加了一个从一品少保的荣誉头衔，又允许商辂在返乡路上可以使用官府驿站，使其回程不是那么辛苦。
商辂被罢免后，士大夫唯汪直马首是瞻，实际上就是对明宪宗服了软。至此，明宪宗彻底掌握了朝中大权。
以明宪宗的角度看，汪直与商辂都是自己揽权的棋子。明宪宗本来对商辂寄予厚望，因而在商辂遭言官围攻时，他毫不犹豫地打压了言官。然而，随着商辂地位的升高、登上首辅大位，以及汪直的崛起，商辂就成了明宪宗揽权路上的绊脚石，所以明宪宗果断舍弃自己亲自召回又曾无比信任的首辅就成了必然。
编辑/夏涵
鉴于此，在即位的当年八月，借着老卿之一、户部尚书去世一事，明宪宗改任兵部尚书为户部尚书，又从地方官中挑选了两位分别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试图通过这两个人在“七卿”中掺沙子，布局揽权。
然而，明宪宗却并没有向大明王朝最核心的部门——内阁伸手。并不是他不想伸手，而是不敢，他忌惮的是内阁首辅李贤。李贤势力庞大，门生故吏遍天下，能稳坐高位长达十年之久，绝非偶然，明宪宗深知自己若在即位之初就和他对着干，并非明智之举。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宪宗只敢在七卿中安插自己人，却不敢对内阁作丝毫调整。直到成化二年（1466年）十二月，让明宪宗投鼠忌器的李贤病逝了，明宪宗才开始实施自己筹划多时的计划。
在李贤去世后仅两个月，明宪宗突然下诏，召前阁臣、已被罢官在家十年的商辂（lù）回京，任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在明宪宗看来，商辂是被前朝皇帝贬斥的，如今被自己重新重用，商辂必然会对自己感恩戴德，成为自己在内阁进行权力布局的一枚棋子。因而为笼络其心，明宪宗在商辂回朝之后，对商辂几乎是有求必应。
履任之初，为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商辂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八项建议，其中包括召回成化元年以来因进谏遭贬的诸位大臣。本来依照明宪宗的脾气，那些被他贬谪的官员，他根本不会重新起用，但既然是商辂提出的，则必然要答应，否则不利于新官上任的商辂建立威望，明宪宗便依言施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商辂回朝。成化四年九月，因彗星出现，天象异常，明宪宗下诏求言。几名言官先后上疏，把枪口对准了商辂，希望皇帝能将其罢免。明宪宗自然不会听从。转天，那几名言官又弹劾商辂，还不顾朝廷礼仪，违背正常上疏渠道地弹劾。这让明宪宗很不高兴，斥责他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将他们下了大狱。
明宪宗本打算把这几个言官狠狠处罚一番，但素来宽厚的商辂却劝他不要那样做，并说自己曾劝皇帝要优待言官，也因此得到了大臣们的认可与支持，但如果皇帝因为自己而把这几个言官重罚一顿，那自己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明宪宗一想也是这个理，便听从了商辂的建议，只将这几人打了一顿板子了事。
不过，尽管明宪宗对商辂很好，商辂也很感激皇帝的重用，但看似老实易控制的商辂却并不打算事事都按照明宪宗的意思来，对于朝政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成化四年六月，明宪宗的嫡母钱太后病逝。因为陈年旧怨，明宪宗的生母不愿看到钱太后与明英宗合葬，便希望明宪宗另选一块墓地来安葬钱太后。明宪宗孝顺，也赞同生母的观点，准备依言而行。但这个有悖礼制的旨意刚一发出，就引起了全体文官的反对。为迫使皇帝修改成命，百名官员下朝之后跪在文华门之前伏阙哭谏，差不多跪了整整一天。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明宪宗不得不接受百官的请求。
出乎明宪宗意料的是，因钱太后之事，自己竟与商辂之间开始出现隔阂。
原来，明宪宗在翻看官员们呈递的反对奏折时，赫然发现了商辂的名字。这让明宪宗顿时有种养了白眼狼的感觉。但失望归失望，明宪宗倒还没有太生气，毕竟商辂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因为钱太后之事招致了全体文官的反对，商辂如果此时不言不语，难免会惹来非议。再者，在反对的诸臣中，商辂并不激进，上疏进谏也多是随大流。所以，尽管对商辂不满，明宪宗却并未怪他。
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明宪宗对商辂彻底失望，并直接导致商辂被罢免。
成化十三年正月，明宪宗成立西厂，由心腹宦官汪直掌管，意图加强对朝廷官员，尤其是对外朝文官的监管。汪直在短短几个月间大兴文字狱，将朝堂的原有秩序搅乱了。当年五月，在明宪宗的提拔下已升为内阁首辅的商辂首先发难，请求裁罢西厂，并上奏说，自汪直上任，“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看到商辂的奏疏后，明宪宗怒吼着反问道：“我重用的是自己的心腹太监，怎么会危害天下？！”没想到，商辂又把汪直的罪状念叨了一遍，坚持说“汪直不除，天下不安”！
明宪宗这才意识到，他亲手提拔的首辅已经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了，本就有隔阂的两人至此矛盾再也无法调和。
更让明宪宗头大的是，在商辂上疏之后，六部九卿在兵部尚书的积极联络下，也联名弹劾汪直，集体向明宪宗施压。明宪宗深知自己若继续死扛，内阁及六部九卿搞不好会集体罢工，于是当天就下旨宣布裁罢西厂，并将汪直调回了原岗位。消息传来，商辂等人一片欢呼，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但文官们并不知道，不甘失败的明宪宗正在筹划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反击。
在西厂停罢仅仅一个月之后，借某御史上疏颂扬汪直的机会，明宪宗再开西厂。过了不久，通过汪直之手，明宪宗对文官们发动雷霆一击，兵部尚书等数十名省部级高官先后去职，朝堂高层进行了大换血。
当然，明宪宗也没放过挑头的商辂。
在明宪宗的暗示之下，汪直进言说商辂曾收受贿赂，罪大恶极。这让商辂心绪不宁，再也无法安心工作，便上疏请辞。对此，一贯不喜欢高官请辞的明宪宗一反常态，非常利索地批准了商辂的请求。
不过，毕竟商辂是自己召回来的，也对自己收权起过一些帮助，明宪宗并未让这位首辅离去时太过难堪。他先是给商辂加了一个从一品少保的荣誉头衔，又允许商辂在返乡路上可以使用官府驿站，使其回程不是那么辛苦。
商辂被罢免后，士大夫唯汪直马首是瞻，实际上就是对明宪宗服了软。至此，明宪宗彻底掌握了朝中大权。
以明宪宗的角度看，汪直与商辂都是自己揽权的棋子。明宪宗本来对商辂寄予厚望，因而在商辂遭言官围攻时，他毫不犹豫地打压了言官。然而，随着商辂地位的升高、登上首辅大位，以及汪直的崛起，商辂就成了明宪宗揽权路上的绊脚石，所以明宪宗果断舍弃自己亲自召回又曾无比信任的首辅就成了必然。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