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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疆天山武林大会轰动一时。从九大门派演绎到十一大门派，少林寺明确表示拒绝出席，所谓的少林达摩院首座是何方神圣？华山派、陈式太极拳等名门流派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武氏太极拳和孙氏太极拳。武林大会是否被演绎成了一场拉动旅游经济的商业秀？
这是一场以武侠为背景的闹剧。千古文人侠客梦，当武侠乌托邦遭遇现实，真正的“侠之大者”却了无踪影。
武侠是华人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武侠文化以各式侠客为主角，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客精神。甚至，武侠被与儒、道、禅并列为中国四大传统文化。
其实，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武侠是一种梦，罪恶不止，武侠不灭。《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仅仅是一百年前，还有最后一代‘坐而言，起而行’的‘当年游侠人’。”
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借郭靖之口，说出了古今侠客的终极目标。
赵盾的门客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之后，自尽而死。
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后，为了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自刎而死。豫让因感激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被赵襄子杀死后，毁了容，弄哑了嗓子，一次又一次为智伯报仇。三次失败后终被处死，临刑时豫让要求砍赵襄子的衣服，以了心愿。
伍子胥亡命之前对妻子割舍不下，妻子毅然而言：“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遂入户自缢。伍子胥逃亡途中，一浣纱女同情他，赠其饭食。只因伍子胥交待了一句“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回头一看，那女子已抱石投河了。伍再逃亡，途中又遇一老渔夫救助渡其过江，也是因为交待“倘追兵来临，勿泄吾机”，老翁毅然叹道：“吾以子含冤负屈，故渡汝过江。子犹见疑，请以一死绝君之疑！”说完，沉江而死。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幷游侠儿！”曹植的诗句，代表了典型的魏晋游侠。而李白本身就是剑客，他自诩只要你给钱，就能杀人，他的强项是剑术：“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明明白白地强调：自少年时，他就开始学剑。为了学剑术，提高武艺，李白还专门到山东，拜裴旻为师，裴旻是当时的龙华军使，大唐公认的第一高手。
唐代豪侠小说的兴起，大概与当时的藩镇割据有关，社会动荡使人们需要侠客来铲除世上的不平事，明代人张潮就说过：“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七剑十三侠》第一回称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等三种人为“王法治他不得”的“极恶之人”。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
“安得剑仙床下士，人间遍取不平人。”《醒世恒言》中的这句话在，不难理解剑仙侠客何以千载之下雄风不已。然而剑仙不易求，而人间不平却时时有。
武侠小说是小市民的“迷魂汤”，使其“从书页上和银幕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以此“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其社会效果是“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的这些批评，大体上是中肯的。
陈平原说：“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侠之流变：传统道德的乌托邦
关于侠的最早记载是《韩非·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时的侠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侠是不一致的，按照冯友兰的观点，那时候的侠就是武士阶层，也就是替人打仗的雇佣军，而墨家即脱胎于此。
直到《史记》才对侠的定义和行为有了具体的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根据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游侠列传中对朱家、郭解等人行为的描述，给后世的人们确立了侠的形象。
青少年多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骚客崇尚书剑飘零、仗剑远游的生活。这些游侠或隐身山林、或略显神技后便飘然遁去，不知所终，颇具道士之风。《史记·游侠列传》更是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游侠的潇洒执着，话语间赞誉之意溢满文笔。
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从武侠过渡到武侠小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魏晋笔记、唐传奇、明清小说都大肆渲染侠客的风度。金庸的《鹿鼎记》中韦小宝使用的化尸粉几乎与唐传奇《聂隐娘》中聂隐娘使用的药粉一样。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出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出，入出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从某种层面上看，中国四大传统文化可归为：武侠、儒、道、禅。
侠之堕落：从傲视王侯到攀附权贵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的珍视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读《春秋》、《战国策》和读清代《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这些“侠义小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侠义小说已经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观念的宣传品。侠义精神受到专制伦常观念的深刻侵蚀，礼教尊卑鲜明地取代了自尊独立。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这是一场以武侠为背景的闹剧。千古文人侠客梦，当武侠乌托邦遭遇现实，真正的“侠之大者”却了无踪影。
武侠是华人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武侠文化以各式侠客为主角，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客精神。甚至，武侠被与儒、道、禅并列为中国四大传统文化。
其实，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武侠是一种梦，罪恶不止，武侠不灭。《千古文人侠客梦》作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就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仅仅是一百年前，还有最后一代‘坐而言，起而行’的‘当年游侠人’。”
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借郭靖之口，说出了古今侠客的终极目标。
赵盾的门客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之后，自尽而死。
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后，为了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自刎而死。豫让因感激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被赵襄子杀死后，毁了容，弄哑了嗓子，一次又一次为智伯报仇。三次失败后终被处死，临刑时豫让要求砍赵襄子的衣服，以了心愿。
伍子胥亡命之前对妻子割舍不下，妻子毅然而言：“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遂入户自缢。伍子胥逃亡途中，一浣纱女同情他，赠其饭食。只因伍子胥交待了一句“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回头一看，那女子已抱石投河了。伍再逃亡，途中又遇一老渔夫救助渡其过江，也是因为交待“倘追兵来临，勿泄吾机”，老翁毅然叹道：“吾以子含冤负屈，故渡汝过江。子犹见疑，请以一死绝君之疑！”说完，沉江而死。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幷游侠儿！”曹植的诗句，代表了典型的魏晋游侠。而李白本身就是剑客，他自诩只要你给钱，就能杀人，他的强项是剑术：“十五好剑术，……三十成文章。”明明白白地强调：自少年时，他就开始学剑。为了学剑术，提高武艺，李白还专门到山东，拜裴旻为师，裴旻是当时的龙华军使，大唐公认的第一高手。
唐代豪侠小说的兴起，大概与当时的藩镇割据有关，社会动荡使人们需要侠客来铲除世上的不平事，明代人张潮就说过：“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七剑十三侠》第一回称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等三种人为“王法治他不得”的“极恶之人”。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
“安得剑仙床下士，人间遍取不平人。”《醒世恒言》中的这句话在，不难理解剑仙侠客何以千载之下雄风不已。然而剑仙不易求，而人间不平却时时有。
武侠小说是小市民的“迷魂汤”，使其“从书页上和银幕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以此“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其社会效果是“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的这些批评，大体上是中肯的。
陈平原说：“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侠之流变：传统道德的乌托邦
关于侠的最早记载是《韩非·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时的侠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侠是不一致的，按照冯友兰的观点，那时候的侠就是武士阶层，也就是替人打仗的雇佣军，而墨家即脱胎于此。
直到《史记》才对侠的定义和行为有了具体的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根据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游侠列传中对朱家、郭解等人行为的描述，给后世的人们确立了侠的形象。
青少年多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骚客崇尚书剑飘零、仗剑远游的生活。这些游侠或隐身山林、或略显神技后便飘然遁去，不知所终，颇具道士之风。《史记·游侠列传》更是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游侠的潇洒执着，话语间赞誉之意溢满文笔。
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从武侠过渡到武侠小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魏晋笔记、唐传奇、明清小说都大肆渲染侠客的风度。金庸的《鹿鼎记》中韦小宝使用的化尸粉几乎与唐传奇《聂隐娘》中聂隐娘使用的药粉一样。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出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出，入出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从某种层面上看，中国四大传统文化可归为：武侠、儒、道、禅。
侠之堕落：从傲视王侯到攀附权贵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的珍视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而《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四十五回钻天鼠卢方初次见到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读《春秋》、《战国策》和读清代《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这些“侠义小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侠义小说已经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观念的宣传品。侠义精神受到专制伦常观念的深刻侵蚀，礼教尊卑鲜明地取代了自尊独立。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