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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是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妇女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创办得益于社会需求的推动和社会各界对女子职教的支持。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办学特色鲜明，其创办主体呈现出了私人办学、联合办学和政府办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学校类型、科目设置多元化，重视学生学习环境和就业。在《申报》的舆论影响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在女性地位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其历史启示至今可鉴。
关键词：女子职业学校；申报；妇女解放；特色；影响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5-0090-07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职业学校的产生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根植于中国近代工业革命发展的土壤，具有浓厚的本土性特征。依此考察中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其产生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一系列技术革命推动，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妇女地位和社会对妇女劳动力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1927年，伴随着第一次国民革命的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928至1936年的九年间，中国教育的发展进入了1949年前的高潮期，这其中，职业教育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在培养高水平女性劳动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申报》创刊于1872年，停刊于1949年，是近代中国发行最久、影响最广泛的的主流报纸之一，它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屡见不鲜。媒体的视角有其特性，即善于捕捉“新而特”的事务。笔者拟从《申报》的视角，对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展开研究。
本文所谈的女子职业学校，既包括全日制的女子职业学校，也包括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和半日制学校。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多发迹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最早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妇女觉醒程度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中西部地区更为先进，其中以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最具代表性。针对目前学界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旨在从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动因和办学特色入手，以新闻媒体的视角洞察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并提炼其启示。
一、 创办动因
（一）近代妇女解放观念的影响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东西方文明在碰撞中交流，西学东渐思潮开始出现，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内部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在社会内部变化中，近代女性觉醒、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为近代女子教育发出了先声。
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中国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得到了有识之士及近代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他们提出了反对缠足、自由恋爱、提倡女子教育等新主张，努力为提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创造舆论支撑。光绪二十一年的《申报》刊登了《闻泰西妇女设天足会感而书此》一文，对中国妇女缠足提出质疑和抨击，文中提到：“惟有吾华妇女裹足之苦，西人亦明知之而莫能救之，此何也？己裹之足虽伶仃弱小举步艰难，而骨骸已伤断，难使之复原也。……今世俗之订婚者往往于媒约之前询问女足之大小如何，而定婚姻”[1]。缠足在生理上限制了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中国近代妇女觉醒自“反缠足”始。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之后，断定中国妇女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道德的压抑，才酿成她们蔽聪塞明，不了解世事的境况[2]。在康梁等维新派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女子解放被正式提出，开始受到社会较为广泛的关注。新政后期，中国近代女子受教育权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民国早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地妇女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与社会革命密切相关。
女子教育的发展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表现。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下，妇女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中走出，对“才”的追求日益广泛，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得到发展。近代中国人“兴女学”发端于戊戌变法，维新人士在西方思想和教会女学的影响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女学堂——经正女学堂。此后的清末新政中，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子教育合法地位予以承认，官方创办的女子学校纷纷出现。《申报》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关注也始于这一时期。在女性地位得到认可的情况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成为必然，女子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必有一两样娴熟的技能在身，这是妇女地位稳固的保障。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在满足女子掌握应用技能的同时，也为国家工业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新动力。
在妇女地位上升，妇女觉悟提高，社会需要为妇女解放提供参与能力和工作机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大批以“提高妇女劳动能力和地位”为目的的近代女子职业学校，这一影响贯穿整个近代，特别是在1928至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女子职业教育和妇女解放的九年间。
（二）社会需求的直接推动
中国近代实业自洋务运动出现，一直处于“波浪式”发展状态，稳定性差。但1928至1936年间，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积极的经济政策支持下，中国近代实业发展进入高潮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特别是东部地区社会对应用技能型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女子走出闺门进入社会，参与工农业劳动日益增多。在社会需求的推动和社会各界对女子职教的鼓动下，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开始出现。
江南地区自古盛产丝织品，而其大量生产乃至供不应求出现在近代。近代以来，教会学校在江南地区发展迅速，女子识字学习的比例逐渐提高，女性日益成长为轻工业发展的新生力量，但女工数量依旧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例如，江南地区丝织品制造业对女工的社会需求十分明显，这一时期江苏省“力求发展（丝织业），所需制丝人员，日渐加多，需要制丝技能更甚……”[3]。在这样的情况下，江苏省农业厅以吴孙谱等人为首开办了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补充劳动力之不足。 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对有关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中多有提及“我国女子专门技术人才缺乏”[4]的现实情况。观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其创办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办学根源也在于此。又如《申报》刊及“近年来女子职业甚为发达，惟切于实用者较少，固仍感女子人才之缺乏。兹有谢彬，夏之华等有志于此，特创办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授女子以必备之职业技能”[5]。可见，社会对女子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是近代女子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动力。
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之发展不仅源于社会之需求，也源于社会对女子职业教育的支持。正如蔡元培所言，“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而一切依男子以生存”[6]。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发展迅速，社会对女子教育的关注度较之过去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1928至1936年间，教育部每年都会举办职教会，商讨职教之发展。1931年的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上，与会的女子职业学校领导，“因感觉女子职业教育特殊问题，有研究之必要，由湖北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江苏泰县女子职业学校周文铣，顾绍炎，镇江女子职业中学法謇仲……发起组织女子职业教育机关联合会，已于八月二日成立，以研究调查关于女子职业教育问题为宗旨，每年开会一次，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同时举行”[7]。女子职业教育机关联合会的成立，为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通过对女子职教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为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办学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同时，在近代女子教育中，对特殊人群的关注也一直存在。“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毕业周振韶君，于上海市利务本女子中学毕业施瑞玉女士，关于年轻失学与失业妇女补习教育之重要，发起创办上海妇女补习学校。[8]”可见，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的创办目的在于对失学失业的女子提供受教育的权利和场所，使其能依靠自身能力立足于社会。由于职业补习学校的培养模式具有周期短、成效快、开办方式机动灵活等特点，受到社会的欢迎。而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使职业补习学校更加正规合理。近代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的建设发展亦有推动近代女子职业技能的速成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改善之目的。
二、 办学特色
从《申报》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办学特色，与当下中国职业教育学校相对比，大体有三方面特色，即创办主体的“三足鼎立”、学校类型、科目设置的多样化以及重视学生学习条件与就业。
（一）创办主体的“三足鼎立”
相对于今天中国职业学校以政府办学为主导，私立职业学校次之，联合办学较少以及办学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较低的现状，从《申报》载文可知，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主体呈现出了私人办学、联合办学和政府办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其一，私人办学在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中屡见不鲜。除有前文所谈谢彬、夏之华、大夏大学周振韶君、上海施瑞玉女士等人外，有代表性的创办者、管理者还有很多。1929年初，“冯夫人李德全在平创办高级女子职业学校，委齐树芸帮办招生”[10]。作为政府内人、社会名流的李德全，一直都较为重视教育发展，而在北平地区创办女子职业学校，一方面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重视。南方的“合肥戴叔云女士，为北平师大高材生，富学识，具热心，对于教育事业愿牺牲一切而为之，现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创办一女子职业学校，名曰培华”，而《申报》更称赞戴叔云“富于学识经营之才”[11]。
其二，联合办学在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中也十分常见，如纺织企业“三友实业社”，因其企业特色，为培养中国近代女子纺织专业技工创造了条件。1930年秋的《申报》载：“上海三友实业社为提倡女子职业教育起见，特托中华女子职业教育社代办女子新式缝纫传习所……以毕业初中程度或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由三友社職教社合召杨南玉君为主任云。[12]”可见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存在工商业与教育团体的联合创办模式。
其三，政府办学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办学的第三种来源。“南京妇女职业半日学校，原名江苏省党部妇女部妇女半日学校，系鈕琨华等服务于江苏省党部时创办，现因江苏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已告结束，该校即由江苏省妇女协会接收继办，因欲加以扩充，特添设职业课程，藉谋妇女生活技能之增进，决定改称今名，以符设立之旨，该校经费除由省妇女协会负责以外，不数之处，即由私人协助维持之。校长鈕珉华，以请王秀端为教务主任。[13]”可知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二）学校类型、科目设置的多样化
1928—1936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在学生培养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学校、学制类型的多样与科目设置的丰富上。
在学制模式特色上，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在创办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制模式，有全日制的职业学校，也有短期职业学校。不同的办学模式，直接显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的办学目标，即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女子技能型人才，提高近代女性整体素质，提高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并为社会所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以全日制学校为主导，同时建立了半日制、补习学校和夜校等不同的学制模式，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妇女学习。
在科目设置特色上，近代女子职业教育起步于清末民初，创办初期的女子职业学校提倡家事教育，即家庭手工业等劳动技能的传授，其科目设置也多偏向于缫丝、种桑、制衣等科目，这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科目设置内容与特点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伴随着社会政治风气的变化和实业的发展，女子职业学校的科目设置较民国初年亦有新的变化。
查阅《申报》，南京妇女职业半日学校在学科设置内容上，“分三民主义，家庭教育，家庭卫生，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国画，手工，缝纫，花边，机械十三门”[13]，凡是年满14周岁的女子均可入校学习，且学习期为半年，学制短，为女子尽快学习职业技能创造了条件；在南京妇女职业半日学校的学科内容上，除了传统的手工、缝纫、花边科目外，还增加了三民主义、家庭卫生和文化课与体育课，这势必为女子全面成才创造机会。又如上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除了缝纫手工科目外，还设置了“账簿纪”[5]，培养女子会计人才；国祥女子职业中学的教学科目“分化学、机械、缝纫三科”[4]。除了普通的女子职业学校，专业性职校的科目设置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女子理发学校、卫校等。创办于1935年的镇江农村护士学校，为了“使学后都能应用，所授之科目，为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饮食学、绷带学、护士伦理学、泌尿生殖科、皮肤科、儿科、党义、国文、数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外国文学等等”，基于卫校的专业性和护士培养的全面性，该校在科目设置上较为细致，在传授专业的医学知识的同时，也设立了基础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科目。 考察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科目设置的内容，笔者发现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科目设置上有三大特点：其一，政治教育成为必修课。据《申报》所刊，这一时期女子职校多设有三民主义教育、党义教育和训政教育等科目。其二，家庭生活技能与社会劳动技能的有机结合。在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科目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女子职校科目设置上新增账目计算、化学应用，增设女子护士学校，一方面巩固女性的家务能力，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女性学习社会实用技能。其三，重视学生的全方面发展。近代女子职校除了设置职业技能科目外，对文化课和体育课及家庭教育等方面都设有专门科目学习，重视女子的全面发展。
（三）重视学生学习条件与就业
近代中国职业学校的特征主要集中在资金投入的多渠道和校址选择较优越上。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实业的发展也引发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倾斜。例如，《申报》于1936年刊出的1934年全国职业教育统计，“农、工、商、家事及其他各类校数总计为三百七十二校，学生数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五人，经费数六百二十七万五千零六十八元”[14]。按照这一统计，平均每省就有十家职业教育学校，再观其经费投入，《申报》显示，1934年全国职教投入为627.5万，这一数字虽有待商榷，但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1934至1935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数额占中等教育经费百分比为24.4%①。
在职教办学高潮的背景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也得到了较多的社会资金捐助，从《申报》看，最明显的是名流的支持，如前文提及的培华女子学校，“由李伟侯君每月贴经费银伍佰元，陈立夫君等筹基金已得三万金，而华寅生太夫人暨张茂渊钟慕蘭二女士又各塾金矣，以为创始之用”[15]。可见，培华女子学校的创办来自于众筹。同一时期的国祥女子职业中学也“深得中央要人于右任，杨虎，熊克武，杨庶堪及上海名流黄金荣、费公侠等极力赞助”[4]，在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国祥女子职中成为上海地区女子学习实用技能的地区代表。
近代女子职业学校除了在资金上得到社会人士支持外，在校址的选择上也都选择较为优越的地点。根据《申报》对这一时期有关上海地区女子职业学校办学地点的报道，可获得如表1所示的统计结果。
上海地区的女子职业学校多选择在环境相对安全稳定的租界地区办学，一方面为学校办学提供较为安全稳定的场所，另一方面为女子职业教育创造比较优越的条件。
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创办根源于社会所需，毕业生旨在为社会所用，加之1928至1936年间东部地区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实业集中，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多集中在东部地区，根据《申报》的报道，这一时期中国女子职校毕业生的就业特色明显。
效果好、选择范围大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学生就业的显著特色。修满课程，符合要求的近代女子职业学校毕业生更多地投身社会工作中。“上海女子理发学校毕业学生，服务于国内省会商铺者甚多，兹该校校长沈叔夏，为推广于国外起见，与爪哇侨商张紫珍等发起组织南洋女子理发公司……第一批女技师姜自强等六人已于前日乘太古公司庆元船至香港转赴南洋。[16]”上海女子理发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不仅供职于国内社会，还在学校的支持下前往南洋工作，其就业的范围不局限在国内，这种中国职业学校“人才输出”的现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为数不多。
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在学生就业上基本遵循“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这一准则，学校对学生就业支持力度大、极为重视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学生的另一就业特色。如前文所列，女子职校在科目设置上尽量考虑学生能为社会所用，期望女子“造就实用技能”，国祥女子职业中学甚至“聘请专家教授，设有工厂，实习计划，极为完善，规模颇称宏大”[3]。可见，学校在平时的教学中就极为重视学生的实习能力；上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希望學生“可服务社会，为有用之才”，并承诺“毕业后并可代为介绍职业”[5]。这一系列举措直接影响着女子职业学校在社会上的公信力，以及社会对妇女劳动的认可度，足见女子职校对学生就业之重视。
三、 影响及启示
（一）《申报》的社会舆论影响
费正清认为：“报刊创造了一种引起思想激动的气氛，这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广泛地起着作用，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因此，这些新的渠道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17]”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新闻思想的传入，国人开始对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的舆论监督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近代的报刊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来自国家权力系统外部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所具有的舆论功能，将自己的观念和主张迅速、广泛地传递给社会各个阶层，推动社会变革[18]。作为消息传播的新载体，报刊舆论一方面反映大众的需求，展现社会热点，另一方面则对读者和民众的思想变化起着很大的引导作用。
1872年创办的《申报》在其发刊词《本馆告白》中即写到：“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19]”可见《申报》在创办之初就定下了坚持力求全面报道社会事物的办报原则。作为近代社会颇具影响力的报刊，立足江南，报道全国，其视角既有普通黎民的家常小事，也有世界性的大事件，其报道范围之广，影响能力之强，在近代社会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据其报道分析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舆论影响，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以倡导女性解放为目的报道女子职业学校。《申报》倡导女性解放自清末开始，这一时期的报道多偏重于开化民风，对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也多是指出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申报》在清末曾刊《创办锡金女子职业学校意见书》一文，文中提出“男子终岁勤动出就各种职业，以博取薪水资平均计之人岁入数十金或百金耳，最多者二三百金而止耳。然一人生之众人仰而食之”的观点，认为女子无业可执仰食于男子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进而倡导女子应该摆脱对男子的仰食自己为国家创造财富，也就把兴女学上升到谋国家强盛的角度[20]。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东部地区女子学校的大范围开办，《申报》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开始侧重于强调女子受教育的效果，社会对女子职业教育的紧迫需求，这无疑比清末时期《申报》的报道更深入了一个层次。前文所提江苏农厅发展蚕业女学，“办理多年，成绩卓著，有成蚕丝人员，服务社会，多能称职”[3]。江苏省蚕业女学的创办是要培养具有一定丝织技术和服务社会能力的女性，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亦是“藉谋妇女生活技能之增进”[13]。从倡导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到体察女子职业教育的社会效果，《申报》在近代对女子职业学校的累积报道中对女性解放的倡导不断深入，为社会营造了“女子解放”和“女子接受职业教育”是利己、利国、利民的舆论效果。 其二，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女子职业学校广告宣传。《申报》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不仅仅是以倡导女性解放为目的，作为报刊，获取收入和利益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因此，《申报》中常有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办学招生的广告，这些广告在帮助《申报》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普及度提高创造了条件。查阅《申报》，其每日报纸中广告的篇幅几乎都超过了整版的三分之二，以1930年6月1日《申报》为例，该日《申报》刊行30版，其中每一版都有广告，无新闻纯粹是广告的占10版以上，可见当时广告占《申报》中消息的比重。这些广告设计医疗卫生、食品五金、教育书刊等，其中不乏各地女子职业学校招生的广告，女子职业学校招生广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吸引生源、提高知名度和促进女子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的效果。如1932年9月1日《申报》中有关大中小学校招生的广告达71篇，其中注明女子学校招生或男女同学招生的有30所学校，关于女子职业学校或女子职业教育的招生开学报道有14篇之多，多集中在助产学校、打字科、会计和体育专科学校等。近代报刊通过刊发女子职业学校或男女同校的职业院校招生广告，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扩大了女子职业学校的知名度，拓展了生源。
（二）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历史影响及启示
查阅《申报》，1928至1936年，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在社会各界和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了深远意义和历史启示。
对个体而言，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促进了女性职业技能的培养。全日制、半日制、补习制等不同学校类型的出现，家庭教育、技术教育、文化课教育等多样化的科目设置，为不同需求、不同类型的女学生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学校对就业的重视，提高了职校女子毕业生对社会劳动的参与度。可以说，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女性独立自主追求自由和解放贡献了力量。
在社会层面上，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补充了女子教育的短板，培养了一批女子职业专业性人才，完善了职业教育的科目设置，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就业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渊源于女性解放，并融入了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中。
立足当下，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历史启示至今可鉴：
其一，职业教育应始终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培养与就业。在职业院校治理中，应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立足社会之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如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一样，重视学生就业，关注学生就业质量，并不断拓展学生的就业渠道。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女性技能人才的作用。
其二，探索新的职业学校办学类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全日制、半日制、补习制等不同的办学模式，一方面促进了学校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社会对职教的重视度。当前中国地方职业学校应该立足于地方经济发展，探索符合当地发展的办学模式，摒弃单一的全日制办学模式，取消对学生年龄的上限限制，为地区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提供智力支持。
其三，加大办学投入，转变培养方式。应促进社会力量对职业学校的支持，拓宽企业和社会人士对职业教育的捐助渠道。在学生培养上，重视家庭生活技能与社会劳动技能的双向培养和职校学生的全面发展。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在办学中，不仅注重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更注重其家庭教育和家庭观念的养成，这种家庭生活技能与社会劳动技能的双向培养，有利于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促进家庭社会和谐。同时，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对学生文化课，体育课的重视，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为当下职业学校“重专业技能，轻文体素质”的现状提供了借鉴方向。
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是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妇女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创办得益于社会需求的推动和社会各界对女子职教的鼓动。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以培养女子技能型人才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在办学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方呈现出私人办学、联合办学和政府办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且办学投入相对较高，学校类型多元，在科目设置上兼顾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与自身素质的发展，以学生培养为本，关注学生的就业，这一系列办学特色都是我国当今职业教育值得学习与反思的。同时，我们也应以史为鉴，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努力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应用型人才，把职业教育办出更高的水平。
注释：
① “24.4%”这一数据来自钟道赞“一九三六年中国职业教育之检讨”，载于《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2号。转引自吳洪成：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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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维佳）
关键词：女子职业学校；申报；妇女解放；特色；影响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5-0090-07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职业学校的产生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根植于中国近代工业革命发展的土壤，具有浓厚的本土性特征。依此考察中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其产生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一系列技术革命推动，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妇女地位和社会对妇女劳动力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1927年，伴随着第一次国民革命的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928至1936年的九年间，中国教育的发展进入了1949年前的高潮期，这其中，职业教育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在培养高水平女性劳动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申报》创刊于1872年，停刊于1949年，是近代中国发行最久、影响最广泛的的主流报纸之一，它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屡见不鲜。媒体的视角有其特性，即善于捕捉“新而特”的事务。笔者拟从《申报》的视角，对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展开研究。
本文所谈的女子职业学校，既包括全日制的女子职业学校，也包括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和半日制学校。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多发迹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最早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妇女觉醒程度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中西部地区更为先进，其中以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最具代表性。针对目前学界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旨在从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动因和办学特色入手，以新闻媒体的视角洞察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并提炼其启示。
一、 创办动因
（一）近代妇女解放观念的影响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东西方文明在碰撞中交流，西学东渐思潮开始出现，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内部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在社会内部变化中，近代女性觉醒、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为近代女子教育发出了先声。
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中国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得到了有识之士及近代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他们提出了反对缠足、自由恋爱、提倡女子教育等新主张，努力为提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创造舆论支撑。光绪二十一年的《申报》刊登了《闻泰西妇女设天足会感而书此》一文，对中国妇女缠足提出质疑和抨击，文中提到：“惟有吾华妇女裹足之苦，西人亦明知之而莫能救之，此何也？己裹之足虽伶仃弱小举步艰难，而骨骸已伤断，难使之复原也。……今世俗之订婚者往往于媒约之前询问女足之大小如何，而定婚姻”[1]。缠足在生理上限制了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中国近代妇女觉醒自“反缠足”始。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之后，断定中国妇女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道德的压抑，才酿成她们蔽聪塞明，不了解世事的境况[2]。在康梁等维新派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女子解放被正式提出，开始受到社会较为广泛的关注。新政后期，中国近代女子受教育权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民国早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地妇女解放运动进入高潮，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与社会革命密切相关。
女子教育的发展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表现。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刻影响下，妇女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中走出，对“才”的追求日益广泛，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得到发展。近代中国人“兴女学”发端于戊戌变法，维新人士在西方思想和教会女学的影响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女学堂——经正女学堂。此后的清末新政中，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子教育合法地位予以承认，官方创办的女子学校纷纷出现。《申报》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关注也始于这一时期。在女性地位得到认可的情况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成为必然，女子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必有一两样娴熟的技能在身，这是妇女地位稳固的保障。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在满足女子掌握应用技能的同时，也为国家工业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新动力。
在妇女地位上升，妇女觉悟提高，社会需要为妇女解放提供参与能力和工作机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大批以“提高妇女劳动能力和地位”为目的的近代女子职业学校，这一影响贯穿整个近代，特别是在1928至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倡导女子职业教育和妇女解放的九年间。
（二）社会需求的直接推动
中国近代实业自洋务运动出现，一直处于“波浪式”发展状态，稳定性差。但1928至1936年间，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相对积极的经济政策支持下，中国近代实业发展进入高潮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特别是东部地区社会对应用技能型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女子走出闺门进入社会，参与工农业劳动日益增多。在社会需求的推动和社会各界对女子职教的鼓动下，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开始出现。
江南地区自古盛产丝织品，而其大量生产乃至供不应求出现在近代。近代以来，教会学校在江南地区发展迅速，女子识字学习的比例逐渐提高，女性日益成长为轻工业发展的新生力量，但女工数量依旧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例如，江南地区丝织品制造业对女工的社会需求十分明显，这一时期江苏省“力求发展（丝织业），所需制丝人员，日渐加多，需要制丝技能更甚……”[3]。在这样的情况下，江苏省农业厅以吴孙谱等人为首开办了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补充劳动力之不足。 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对有关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中多有提及“我国女子专门技术人才缺乏”[4]的现实情况。观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其创办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办学根源也在于此。又如《申报》刊及“近年来女子职业甚为发达，惟切于实用者较少，固仍感女子人才之缺乏。兹有谢彬，夏之华等有志于此，特创办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授女子以必备之职业技能”[5]。可见，社会对女子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是近代女子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动力。
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之发展不仅源于社会之需求，也源于社会对女子职业教育的支持。正如蔡元培所言，“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而一切依男子以生存”[6]。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发展迅速，社会对女子教育的关注度较之过去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1928至1936年间，教育部每年都会举办职教会，商讨职教之发展。1931年的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上，与会的女子职业学校领导，“因感觉女子职业教育特殊问题，有研究之必要，由湖北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江苏泰县女子职业学校周文铣，顾绍炎，镇江女子职业中学法謇仲……发起组织女子职业教育机关联合会，已于八月二日成立，以研究调查关于女子职业教育问题为宗旨，每年开会一次，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同时举行”[7]。女子职业教育机关联合会的成立，为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通过对女子职教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为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办学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同时，在近代女子教育中，对特殊人群的关注也一直存在。“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毕业周振韶君，于上海市利务本女子中学毕业施瑞玉女士，关于年轻失学与失业妇女补习教育之重要，发起创办上海妇女补习学校。[8]”可见，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的创办目的在于对失学失业的女子提供受教育的权利和场所，使其能依靠自身能力立足于社会。由于职业补习学校的培养模式具有周期短、成效快、开办方式机动灵活等特点，受到社会的欢迎。而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使职业补习学校更加正规合理。近代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的建设发展亦有推动近代女子职业技能的速成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改善之目的。
二、 办学特色
从《申报》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办学特色，与当下中国职业教育学校相对比，大体有三方面特色，即创办主体的“三足鼎立”、学校类型、科目设置的多样化以及重视学生学习条件与就业。
（一）创办主体的“三足鼎立”
相对于今天中国职业学校以政府办学为主导，私立职业学校次之，联合办学较少以及办学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较低的现状，从《申报》载文可知，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主体呈现出了私人办学、联合办学和政府办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其一，私人办学在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中屡见不鲜。除有前文所谈谢彬、夏之华、大夏大学周振韶君、上海施瑞玉女士等人外，有代表性的创办者、管理者还有很多。1929年初，“冯夫人李德全在平创办高级女子职业学校，委齐树芸帮办招生”[10]。作为政府内人、社会名流的李德全，一直都较为重视教育发展，而在北平地区创办女子职业学校，一方面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重视。南方的“合肥戴叔云女士，为北平师大高材生，富学识，具热心，对于教育事业愿牺牲一切而为之，现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创办一女子职业学校，名曰培华”，而《申报》更称赞戴叔云“富于学识经营之才”[11]。
其二，联合办学在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中也十分常见，如纺织企业“三友实业社”，因其企业特色，为培养中国近代女子纺织专业技工创造了条件。1930年秋的《申报》载：“上海三友实业社为提倡女子职业教育起见，特托中华女子职业教育社代办女子新式缝纫传习所……以毕业初中程度或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由三友社職教社合召杨南玉君为主任云。[12]”可见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存在工商业与教育团体的联合创办模式。
其三，政府办学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办学的第三种来源。“南京妇女职业半日学校，原名江苏省党部妇女部妇女半日学校，系鈕琨华等服务于江苏省党部时创办，现因江苏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已告结束，该校即由江苏省妇女协会接收继办，因欲加以扩充，特添设职业课程，藉谋妇女生活技能之增进，决定改称今名，以符设立之旨，该校经费除由省妇女协会负责以外，不数之处，即由私人协助维持之。校长鈕珉华，以请王秀端为教务主任。[13]”可知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二）学校类型、科目设置的多样化
1928—1936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在学生培养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学校、学制类型的多样与科目设置的丰富上。
在学制模式特色上，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在创办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制模式，有全日制的职业学校，也有短期职业学校。不同的办学模式，直接显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女子职业教育的办学目标，即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女子技能型人才，提高近代女性整体素质，提高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并为社会所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以全日制学校为主导，同时建立了半日制、补习学校和夜校等不同的学制模式，以适应不同类型的妇女学习。
在科目设置特色上，近代女子职业教育起步于清末民初，创办初期的女子职业学校提倡家事教育，即家庭手工业等劳动技能的传授，其科目设置也多偏向于缫丝、种桑、制衣等科目，这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科目设置内容与特点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伴随着社会政治风气的变化和实业的发展，女子职业学校的科目设置较民国初年亦有新的变化。
查阅《申报》，南京妇女职业半日学校在学科设置内容上，“分三民主义，家庭教育，家庭卫生，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育，国画，手工，缝纫，花边，机械十三门”[13]，凡是年满14周岁的女子均可入校学习，且学习期为半年，学制短，为女子尽快学习职业技能创造了条件；在南京妇女职业半日学校的学科内容上，除了传统的手工、缝纫、花边科目外，还增加了三民主义、家庭卫生和文化课与体育课，这势必为女子全面成才创造机会。又如上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除了缝纫手工科目外，还设置了“账簿纪”[5]，培养女子会计人才；国祥女子职业中学的教学科目“分化学、机械、缝纫三科”[4]。除了普通的女子职业学校，专业性职校的科目设置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女子理发学校、卫校等。创办于1935年的镇江农村护士学校，为了“使学后都能应用，所授之科目，为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饮食学、绷带学、护士伦理学、泌尿生殖科、皮肤科、儿科、党义、国文、数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外国文学等等”，基于卫校的专业性和护士培养的全面性，该校在科目设置上较为细致，在传授专业的医学知识的同时，也设立了基础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科目。 考察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科目设置的内容，笔者发现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科目设置上有三大特点：其一，政治教育成为必修课。据《申报》所刊，这一时期女子职校多设有三民主义教育、党义教育和训政教育等科目。其二，家庭生活技能与社会劳动技能的有机结合。在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科目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女子职校科目设置上新增账目计算、化学应用，增设女子护士学校，一方面巩固女性的家务能力，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女性学习社会实用技能。其三，重视学生的全方面发展。近代女子职校除了设置职业技能科目外，对文化课和体育课及家庭教育等方面都设有专门科目学习，重视女子的全面发展。
（三）重视学生学习条件与就业
近代中国职业学校的特征主要集中在资金投入的多渠道和校址选择较优越上。1928年至1936年间中国实业的发展也引发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倾斜。例如，《申报》于1936年刊出的1934年全国职业教育统计，“农、工、商、家事及其他各类校数总计为三百七十二校，学生数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五人，经费数六百二十七万五千零六十八元”[14]。按照这一统计，平均每省就有十家职业教育学校，再观其经费投入，《申报》显示，1934年全国职教投入为627.5万，这一数字虽有待商榷，但事实上，据不完全统计，1934至1935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数额占中等教育经费百分比为24.4%①。
在职教办学高潮的背景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也得到了较多的社会资金捐助，从《申报》看，最明显的是名流的支持，如前文提及的培华女子学校，“由李伟侯君每月贴经费银伍佰元，陈立夫君等筹基金已得三万金，而华寅生太夫人暨张茂渊钟慕蘭二女士又各塾金矣，以为创始之用”[15]。可见，培华女子学校的创办来自于众筹。同一时期的国祥女子职业中学也“深得中央要人于右任，杨虎，熊克武，杨庶堪及上海名流黄金荣、费公侠等极力赞助”[4]，在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国祥女子职中成为上海地区女子学习实用技能的地区代表。
近代女子职业学校除了在资金上得到社会人士支持外，在校址的选择上也都选择较为优越的地点。根据《申报》对这一时期有关上海地区女子职业学校办学地点的报道，可获得如表1所示的统计结果。
上海地区的女子职业学校多选择在环境相对安全稳定的租界地区办学，一方面为学校办学提供较为安全稳定的场所，另一方面为女子职业教育创造比较优越的条件。
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创办根源于社会所需，毕业生旨在为社会所用，加之1928至1936年间东部地区社会环境较为稳定，实业集中，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多集中在东部地区，根据《申报》的报道，这一时期中国女子职校毕业生的就业特色明显。
效果好、选择范围大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学生就业的显著特色。修满课程，符合要求的近代女子职业学校毕业生更多地投身社会工作中。“上海女子理发学校毕业学生，服务于国内省会商铺者甚多，兹该校校长沈叔夏，为推广于国外起见，与爪哇侨商张紫珍等发起组织南洋女子理发公司……第一批女技师姜自强等六人已于前日乘太古公司庆元船至香港转赴南洋。[16]”上海女子理发学校的学生毕业后不仅供职于国内社会，还在学校的支持下前往南洋工作，其就业的范围不局限在国内，这种中国职业学校“人才输出”的现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为数不多。
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在学生就业上基本遵循“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这一准则，学校对学生就业支持力度大、极为重视是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学生的另一就业特色。如前文所列，女子职校在科目设置上尽量考虑学生能为社会所用，期望女子“造就实用技能”，国祥女子职业中学甚至“聘请专家教授，设有工厂，实习计划，极为完善，规模颇称宏大”[3]。可见，学校在平时的教学中就极为重视学生的实习能力；上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希望學生“可服务社会，为有用之才”，并承诺“毕业后并可代为介绍职业”[5]。这一系列举措直接影响着女子职业学校在社会上的公信力，以及社会对妇女劳动的认可度，足见女子职校对学生就业之重视。
三、 影响及启示
（一）《申报》的社会舆论影响
费正清认为：“报刊创造了一种引起思想激动的气氛，这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广泛地起着作用，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因此，这些新的渠道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现代的社会舆论的事物。[17]”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新闻思想的传入，国人开始对报刊等大众传播工具的舆论监督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近代的报刊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来自国家权力系统外部的舆论监督和引导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所具有的舆论功能，将自己的观念和主张迅速、广泛地传递给社会各个阶层，推动社会变革[18]。作为消息传播的新载体，报刊舆论一方面反映大众的需求，展现社会热点，另一方面则对读者和民众的思想变化起着很大的引导作用。
1872年创办的《申报》在其发刊词《本馆告白》中即写到：“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19]”可见《申报》在创办之初就定下了坚持力求全面报道社会事物的办报原则。作为近代社会颇具影响力的报刊，立足江南，报道全国，其视角既有普通黎民的家常小事，也有世界性的大事件，其报道范围之广，影响能力之强，在近代社会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据其报道分析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舆论影响，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以倡导女性解放为目的报道女子职业学校。《申报》倡导女性解放自清末开始，这一时期的报道多偏重于开化民风，对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也多是指出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申报》在清末曾刊《创办锡金女子职业学校意见书》一文，文中提出“男子终岁勤动出就各种职业，以博取薪水资平均计之人岁入数十金或百金耳，最多者二三百金而止耳。然一人生之众人仰而食之”的观点，认为女子无业可执仰食于男子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进而倡导女子应该摆脱对男子的仰食自己为国家创造财富，也就把兴女学上升到谋国家强盛的角度[20]。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东部地区女子学校的大范围开办，《申报》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开始侧重于强调女子受教育的效果，社会对女子职业教育的紧迫需求，这无疑比清末时期《申报》的报道更深入了一个层次。前文所提江苏农厅发展蚕业女学，“办理多年，成绩卓著，有成蚕丝人员，服务社会，多能称职”[3]。江苏省蚕业女学的创办是要培养具有一定丝织技术和服务社会能力的女性，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亦是“藉谋妇女生活技能之增进”[13]。从倡导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到体察女子职业教育的社会效果，《申报》在近代对女子职业学校的累积报道中对女性解放的倡导不断深入，为社会营造了“女子解放”和“女子接受职业教育”是利己、利国、利民的舆论效果。 其二，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女子职业学校广告宣传。《申报》对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报道不仅仅是以倡导女性解放为目的，作为报刊，获取收入和利益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因此，《申报》中常有近代女子职业学校办学招生的广告，这些广告在帮助《申报》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普及度提高创造了条件。查阅《申报》，其每日报纸中广告的篇幅几乎都超过了整版的三分之二，以1930年6月1日《申报》为例，该日《申报》刊行30版，其中每一版都有广告，无新闻纯粹是广告的占10版以上，可见当时广告占《申报》中消息的比重。这些广告设计医疗卫生、食品五金、教育书刊等，其中不乏各地女子职业学校招生的广告，女子职业学校招生广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吸引生源、提高知名度和促进女子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的效果。如1932年9月1日《申报》中有关大中小学校招生的广告达71篇，其中注明女子学校招生或男女同学招生的有30所学校，关于女子职业学校或女子职业教育的招生开学报道有14篇之多，多集中在助产学校、打字科、会计和体育专科学校等。近代报刊通过刊发女子职业学校或男女同校的职业院校招生广告，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扩大了女子职业学校的知名度，拓展了生源。
（二）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历史影响及启示
查阅《申报》，1928至1936年，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在社会各界和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了深远意义和历史启示。
对个体而言，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促进了女性职业技能的培养。全日制、半日制、补习制等不同学校类型的出现，家庭教育、技术教育、文化课教育等多样化的科目设置，为不同需求、不同类型的女学生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学校对就业的重视，提高了职校女子毕业生对社会劳动的参与度。可以说，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女性独立自主追求自由和解放贡献了力量。
在社会层面上，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补充了女子教育的短板，培养了一批女子职业专业性人才，完善了职业教育的科目设置，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就业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度。中国近代女子职业学校渊源于女性解放，并融入了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中。
立足当下，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的历史启示至今可鉴：
其一，职业教育应始终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培养与就业。在职业院校治理中，应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立足社会之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如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一样，重视学生就业，关注学生就业质量，并不断拓展学生的就业渠道。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女性技能人才的作用。
其二，探索新的职业学校办学类型。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全日制、半日制、补习制等不同的办学模式，一方面促进了学校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社会对职教的重视度。当前中国地方职业学校应该立足于地方经济发展，探索符合当地发展的办学模式，摒弃单一的全日制办学模式，取消对学生年龄的上限限制，为地区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提供智力支持。
其三，加大办学投入，转变培养方式。应促进社会力量对职业学校的支持，拓宽企业和社会人士对职业教育的捐助渠道。在学生培养上，重视家庭生活技能与社会劳动技能的双向培养和职校学生的全面发展。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在办学中，不仅注重对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更注重其家庭教育和家庭观念的养成，这种家庭生活技能与社会劳动技能的双向培养，有利于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促进家庭社会和谐。同时，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对学生文化课，体育课的重视，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为当下职业学校“重专业技能，轻文体素质”的现状提供了借鉴方向。
近代中国女子职业学校是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妇女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创办得益于社会需求的推动和社会各界对女子职教的鼓动。近代女子职业学校以培养女子技能型人才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在办学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近代女子职业学校的创办方呈现出私人办学、联合办学和政府办学“三足鼎立”的局面，且办学投入相对较高，学校类型多元，在科目设置上兼顾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与自身素质的发展，以学生培养为本，关注学生的就业，这一系列办学特色都是我国当今职业教育值得学习与反思的。同时，我们也应以史为鉴，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努力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应用型人才，把职业教育办出更高的水平。
注释：
① “24.4%”这一数据来自钟道赞“一九三六年中国职业教育之检讨”，载于《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2号。转引自吳洪成：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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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