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明清陕西商人是我国古代社会传统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研究和探討方兴未艾。本文研究发现：秦人自古有经商传统，并曾经出现汉、唐两次高潮；唐宋鼎革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的移位，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陕西地区面临着远离政治和经济中心、农业水利发展迟缓、土地税负增加、人口膨胀超出土地承载等状况，使得陕西人急需要寻找新的出路；而明朝政府为了应付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状况所推出的有利经商政策，打消了陕西人再次经商的种种顾虑。
关键词：明清；陕商；背景；压力；机遇
中图分类号：F729；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曾先后兴起多股民间经商群体，其中被称为“西秦大贾”的陕西帮就是当时重要的传统商帮之一。陕西帮足迹全国多个地区，且商业资本较为雄厚，有学者将陕西帮与山西帮、湖南帮等传统商人群体称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十大商帮。[1]明清陕西商帮的兴起、发展、鼎盛、衰落等问题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更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就发表了《明代的陕西商人》[2]一文，并且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山西商人研究》。[3]这本专著虽命名为“山西商人”，仔细研读之下，不难发现其中涉及了大量中国北部边塞军事消费区的粮食、棉花、棉布需求及商业利润等方面的信息资料。这些基础条件就是当时“山陕商人”崛起的条件。寺田氏所谓的“山西商人”其中就包括“陕西帮商人”。藤井宏教授对明代山陕商人的联合经商情况作过较为客观的研究和估计。藤氏研究发现“有明一代，陕西商人帮经商的规模在晋商之上，特别是在食盐的经营方面，陕西商人的势力较长时间都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当时著名的陕西商人帮的老家为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4]国内早期研究明清陕商的学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傅衣凌先生[5]；此外，田培栋先生也颇为关注明清陕商的问题，并且在多部书稿中都发表过其独到的见解①；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倾数十年心血，将明清陕商的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公开出版的《陕西商帮史》一书[6]论述了陕西商帮形成的条件、明代陕西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清代陕西商帮的继续发展以及近代陕西商帮的衰落等问题，该著不仅资料丰富，而且论述较为精详，是明清陕西商人研究方面难得的大作。
前人的研究和探讨给了人们很多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从不同的侧面深入了解和认识陕西商人兴起的过程和原因。但是笔者同时也发现由于思想认识和对史料本身的分析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和偏颇，比如说对明代陕西人经商的原因及大背景的认识不够客观，许多研究带有一种主观上赞美和夸大，须知在我国自秦汉以来所出现的“重农抑商”思想影响下，很难说当时陕西人选择经商之路与某种压力无关。再者，就是对明清陕西商人经商的深层次原因缺乏综合的、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应该看到陕商在明代兴起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经济上原因也有政治上和社会、文化上的多方面的原因，非深入、全面分析不能全解。笔者不自量力，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明清陕西商人群体性兴起的原因做进一步地探究，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明清陕商兴起的前提
（一）陕西人悠久的经商传统
《易·系辞下》载：“（神农氏）日中为市，招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研究表明关中的幽岐之地即是最早出现集市的地方。西周以丰镐为都，史料记载周都城内“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②；由西周到东周，最晚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已成为比较独立的社会阶层。秦初期“孝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7]秦王朝虽以农业立国，奖励耕战、抑制商人，却历时有限。汉代秦立，朝廷多次迁徙天下高赀富人于咸阳，如汉高祖九年迁 “齐田，楚昭、屈、景、怀及诸功臣家于长陵”。[8]武帝元朔二年“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赀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③使得陕西“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8]这样就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并促成了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高峰。汉末天下大乱，后统一于隋唐。隋朝祚短，至唐代，由于唐王朝励精图治，使关中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是时中国强盛，自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9]当盛唐之时，北有丝绸之路，南有广州通海夷道，达于波斯，这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区域，使他们在更广大的时空里商业贩运，交流四方。唐长安城更是成为当时世界性的商贸中心之一，而陕西商人近水楼台，率先获得利益，出现了许多经营规模巨大、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即所谓的历史上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我们有理由相信，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特别是商人阶层的延续和经验的积累，这都为后世陕西商人的再次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
（二）经商大环境的改观
宋代以来，经商大环境的改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元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发达，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明弘治时大学士丘濬说：“今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④丘氏话语中充满对商人的赞许，且明显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所谓不商其身而已商其志，这是对当时经商蔚然成风的反映，亦是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改观的反映。嘉靖时归有光言道：“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⑤晚于归氏的王世贞对洞庭东山商人翁参以义行贾的行为亦赞叹曰：“处士豪迈绝伦若此，所至无不蒙其泽，岂区区章句腐儒所能测哉！”⑥通过这些文坛名人的表述，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其时社会对商人的肯定。明末梁份亦曾言到“（商贾）劳心力以殖货财、其候时转物，致远穷深，经日月出入地，所经营人不暇给，而处心应事有大过人者。乃以经术经世律之，不亦过乎？世之名儒，守一经以求荣一命，其深沉得丧，咸委之命，况乎其他！吾不知学之负人，人之负学也，可慨也。”⑦即认为商人从事商品经营比较那些守经求荣的所谓名儒大有过人之处，梁氏的话语固然有偏激之处，却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整个社会对商业、商人的看法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三）关中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
关中平原地处我国内陆地區，八百里狭长的河谷平原又被称为“四塞之国”，因此该地地貌条件较为复杂，自然交通状况也颇受限制。得益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关中地区也有多条联系各个地方的交通路线；特别是从秦王朝开始，统治者组织大量人力修筑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虽然当时主要的将其作为统治者官方物质运输及文书的驿路，但同时也凿通了关中与其他地区的沟通和贸易通道。据相关学者研究，经秦、汉、唐等多个朝代的努力，至明代时，关中地区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架构已基本完善，其主要的交通干线包括：一是东路交通线，即自长安出发，经华州（今华县）出潼关至河南洛阳地区；二是西北交通线，即自长安经咸阳、过卜州（今彬县）、长武至平凉至兰州，最终直达嘉峪关，这条路是所谓的西北官道，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主干线；三是西南交通线，即自长安过武功、凤翔、宝鸡南转汉中，经南北栈道到达四川，这条路为入蜀官道；四是北路交通线，即自长安过同官（今铜川市）、娜州（今富县）到达延州（今延安市）以远，这条路为北路官道。[10]这四条连接关中与全国各地的交通主干道形成了陆上交通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多条联通各地的交通线路，不仅有利于封建统治也为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极大的便利。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交通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进步和发展，如自长安过同州（今大荔县），至山西河中府（今永济县）的蒲津路，以及由长安至蓝田到商州达邓州的商山路等。[10]这些交通路线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交通道路连接了陕西与山西、陕西与山南地区，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二、明代陕西独特的社会经济状况
陕西是我国古老的农业区之一，陕西尤以关中平原的自然条件优越，自古就有“天府”、“陆海”的美誉。关中作为秦汉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为司马迁称赞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由于唐中后期的社会动荡和经济重心南移，曾经作为都城的长安慢慢变为偏居西北的城镇，战乱和社会动荡使得曾经的繁荣不复存在。
（一）农业水利发展迟缓
宋以来，关中平原的农业水利已经大大落后于南方地区，不仅鲜有新修灌渠、就连原有的灌渠也大多荒废无用。李刚曾在其《陕西商帮史》一书中称赞过明清陕西的水利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并不否认明代中前期，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也曾修过一些灌渠，如《太祖洪武实录》中有“洪武八年浚泾阳县洪渠堰”，⑧《宪宗成化实录》记录“天顺八年浚泾阳县瓠口郑、白二渠”，项忠巡抚陕西时曾多方组织、筹措“疏郑、白二渠”，巡抚余子俊也曾“于泾阳凿山引水，灌田……”。⑨但是我们必须澄清几个问题：第一，明清时期陕西的水利事业无论是朝廷的重视程度还是在规模上都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第二，查阅各种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陕西水利工程基本上是对已有水利灌渠的修补和疏通，由于官府的重视不够加上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灌渠的修补和疏通往往难以如人愿。如明代吕木冉所言：“今渠堰未通，虽通不均，而科征如故”；[11]清王朝统治时期，关中也曾有些许水利工程，然如陕南人张鹏飞所言“大抵水利之赋较陆粮加重，每见兴水利者数年后田淤不登而升科如故，关中陆粮较南北二山不啻加倍”；[12]第三，即使有部分水利依然存在或者新修水利设施，引水灌溉田亩，却因水渠管理不善、利益分配不均，而难以持久；更有甚者，水渠被当地恶霸或者地头蛇把持，成了个别人牟利的工具，广大种植户因无水灌溉而深受其害，使种植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看到了明清关中地区多数人不愿意拥有或者不能拥有更多土地的状况，导致这种情况不仅仅与当时的土地税负沉重的原因、同时也与农业水利等不利因素导致的土地经营难度加大有很大关联。可以说，正是因为明清时期陕西地区农业经营环境的恶化，特别是素以灌溉发达著称的关中地区，明清时期水利事业更趋衰落，比较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业经营的难度，使得当时的陕西人不得不考虑新的出路。
（二）土地税负增加
宋代之后，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发生变化，长江流域代替黄河流域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区，关中也不再是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其重要的政治地位也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处于落后与停滞的状态，该地区经济地理上的闭塞形势在宋以后也日渐增加。关中地区从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沦落为经济落后、地理上孤立闭塞的盆地，其自然经济化程度日益加深。笔者查阅史料发现，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人口较为稠密、且土地资源较为有限，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关中地区的土地税负却相对之前有增无减。相关的研究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苏松重赋为天下之最，而关中重赋则堪称北方之最。明人方孝标说：“江南、陕西、湖广……三省者财赋之重区也”。[13]方氏所谓的陕西，主要指西、同、凤“关中三府”而言。明人吕栩云：“即今西安之地，北有郑白诸渠，故其地称陆海，税额独重于他郡省也。”⑩在关中地区，较为富庶的一些县份承担的赋税更是沉重至极，如渭南县“渭南（土地）不当汉中二十之一，……而赋益汉中一郡。……民之贫，以税之多”。?在明代，仅渭南一县，竟“赋益汉中一郡”，而渭南实际面积“不当汉中二十之一”，[14]“灌溉无几，地硗赋重”，难怪乎“人弃土田如敝屣”[15]了。清中前期，统治者曾出台了一些减负增收的政策，然由于种种原因关中重赋不仅未减，清中后期还有所增加。出现了 “（泾阳）泾之饶，原不出于土，故民亦不甚爱土”，?“（三原）中人之家不能逾十亩”，及后来的“万金之子，身无寸土”。?总之，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环境大不如以前，而税负异常沉重，特别是自“两税法”之后的“一条鞭法”，再到后来的“摊丁入亩”，进一步增加了农业经营的负担和难度。千百年来以农业为第一选择的陕西人曾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而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变却使得他们不得不把发财致富的希望寄托转向别的地方。 （三）“内卷化”严重
地处西北地区内陆，关中当地的农业生产以旱作农业为主。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水利事业较汉唐大为衰落，加上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统治者长期以来对关中地区的残酷剥削，这些因素造成了关中地区商品经济落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田培栋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民的大多数为自耕农。[16]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区域里，自耕农特色的家庭式生产在面对人口压力时往往无能为力，即很难解决劳动力多余的问题；因此，当时关中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弹性相对较小，这也就决定了人们只能在原有的生产条件下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和资本，以达到提高农业生产的目的，这虽然短时间内可以缓解上述问题，但这样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必然慢慢走向“内卷化”。[17]卢勇在研究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分析认为明清时期的泾、三两县存在较为典型的“内卷化”现象，[18]卢氏在文章中提出：明清时期，泾阳、三原两县的农业生产常受到战乱的影响，政局稳定时期则有所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并且泾三两县的夏税秋粮位居全省前列；同时，明清时期泾三两县的总耕地面积虽然一直在缓慢扩展，只是由于该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呈下降的趋势，泾三地区农业生产的“内卷化”现象十分典型。笔者认为卢氏的研究结论与当时关中的实际是相符的，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黄宗智所提出的“过密型增长”，即以泾三地区为代表的关中地区农业经济也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通俗的说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再生产，农业的人均产值或收入却在渐渐减少。对于关中地区的自耕农来说，这种“过密型增长”也必然使其在日渐加重的人口压力下越来越贫穷，遇到灾荒之年，关中地区农业产量下降并且常常无法满足当地人生产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成千上万的陕西人背井离乡，远赴外地，长途贩运，求财于外，而这方面的史料记载遍布当时的州府志和县志，如三原赵宏祥“以家贫愿为贾养母”；高陵县张洛“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朝邑王子正“家贫……乃弃笔砚贸易吴卫荆楚之地”；仁鼎臣“以家贫故废业习贸易”；张树清“家贫不能养亲，弃儒就商”，?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说，三原多商贾是因为“商贩惮于农业”。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新的出路的寻找成为一种看似偶然的必然，经商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三、“开中”制与经商契机
明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加强边疆的巩固并且安抚北方的少数民族而颁布了许多新的经济政策，以食盐开中制为代表的经济政策为陕西商人在明代崛起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经商机遇，有效地打消了明清陕西人经商初期的疑虑。有学者认为能够有效利用明政府的边防和边贸政策是陕西商帮兴起的重要原因。[19]笔者认为此论虽略有偏颇，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明清陕商崛起的时代背景。明王朝建立之初，北方边防的压力十分巨大，为了阻止北方蒙古族的侵扰，朝廷在沿边地区设置了九个边镇，以达到保卫中原的目的，这些边镇中以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最为重要，常备兵力为20余万人。如此多的人口，仅仅靠兵士屯垦开荒显然是不能解决军需问题的。而外方转输，又路途遥远，花费巨大，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显然是难以支撑的。大明朝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设计了一个既能“转输之费省”又能够“军储之用足”的办法，让民间力量参与解决军需问题，即“输粟人亦可获利”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解决北方边防军需的供应问题。
（一）食盐开中
明朝的食盐开中政策，简言之就是鼓励商人运粮至边塞，用粮食换取食盐销售的许可证，商人售盐以获利。此政策首先在山西地区实施，至大明宣德十一年开始在陕西施行，即所谓“行在户部奏，陕西边卫急缺粮储，宜召商中纳盐粮”，?这种情况为陕西商人参与当时的食盐经营提供了极佳的历史机遇。机遇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陕西商人成功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参与粮食贩运与屯种，换引贩盐。对此，清人刘光姜分析认为：“……前明用开中法，以盐实边，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明边重西北，山陕输粟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然商极苦辽远，乃屯塞上，得粟即输，省运费，边益实，而商益富，则多赖陕。”?依靠“食盐开中”这一历史性的商机，陕西商人积极行动，一时间因运粮售盐而致富的陕西商人大有人在，如三原河浒公“以商起家，一用盐荚，起货淮上”，?富平李因笃家，“起盐笑，种粟塞下，擅素封”?；咸宁张臻“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泾阳王舆“家世农…入淮阳贾盐，……已富有资”。?史料记载，大明弘治五年开始实行开中纳银政策，即所谓的“输银于运司”，?使得贩盐成为一般性的商品买卖。当时，“垦田塞下”的西北地区商人，“悉撤业归，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上以便盐”，?许多陕西盐商也转而长驻扬州成为专业盐商。随后，明清时期全国各大盐场均有陕西商人，无怪乎田培栋有“明清时期陕西商帮是依赖盐业，借助于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观点。[22]59
（二）茶马贸易
明代朝廷出于增强北部边疆安全的考虑，在武力备战的同时，也积极通过开展双边贸易，特别是茶叶和马匹的贸易，以此来缓和与强化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料记载，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素产马，嗜奶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中原王朝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自唐宋以来便出台了“茶马交易”作为安抚少数民族的治边策略。明政府继承了这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以茶易马” 法，即通过茶马交易，巧妙地将“边贸”与“边防”结合起来，即在边贸发展的同時，大明边防也得以巩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陕西商人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的意图，并且率先积极响应，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的边贸政策。
明代北方地区的茶马贸易的具体的情况，研究者们将其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两个方面。[19]大明洪武初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茶叶专卖政策，开始为纯官方运销模式，专门在河州、洮州、西宁、甘州等地设置茶马司，即洪武三年令陕西产茶的“诸处茶园……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番马”。?到明成化年间， 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有所改变，即成化五年题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究问如律……”。?朝廷这一政策的转变，无疑为民间资本进入茶叶市场打开了大门，特别是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于是大批陕西商人开始经营茶叶，茶商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陕西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西北边界地区茶叶贸易的主力。 西南边茶，即汉藏边茶，西南边茶贸易开展的目的是用川南和川北诸县的茶叶与康藏、松藩藏人的马匹相互交易。据《明经世文编》载：洪武十六年置雅安茶马司实行官运官销，之后，由于“商旅不行，课额遂亏”，至洪武二十一年朝廷开始开放商茶，即“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法，公私两便”，?在这种利好的政策之下，西南边茶贸易也走上了商运商销之路，即由商人按引赴茶产区收买自行运茶和销茶。研究发现，由于明代边防重点在西北，因此朝廷对西南边茶贸易的管理相对较为宽松，这也导致了西南商茶贸易得以较快发展。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朝廷曾在碉门、黎州、雅安等地设茶马司，后移至打箭炉，大规模组织汉藏之间的茶马交易，并且在嘉靖三年额定：“……四川茶引5千道，隆庆三年又裁引l万2千，其时划定了3万归黎、雅，4千归松藩”。?如此以来，就形成了“南路边茶”和“北路边茶”的两路格局，据相关学者研究表明陕西商人同样是经营南路边茶的重要力量。[19]
四、小结
一些研究者对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持肯定态度，认为商业的兴起是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并且农业生产为许多陕西商人提供了经商的“第一桶金”。[6]而笔者在查阅资料后发现“以农致富”的情况并不普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不惜动用多年的农业生产积蓄作为经商的‘第一桶金’”这一史实也证明了农业生产在当时已经不再是让人留恋的“本业”了。简而言之，元明时期的陕西人需要有新的途径和渠道发财致富、改变自己的命运，其经商的内生性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说陕西商人再次崛起于明代表面偶然实则必然，陕西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至明代，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抑商”思想出现松动、商品生产有所发展、支付手段更加便捷、交通状况得到改观的情况之下，饱受农业水利发展迟缓、人口和税负大幅增加的多重压力的陕西人决定抓住“中开”政策的契机走上经商的道路。俗话说穷则思变，当时的陕西人就迫切地需要寻找到本业之外的事情，而在封建的传统社会里，手工业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并且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商业的发展，关中“泾三地区”兴盛一时的茶叶加工、皮革硝制业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意味着经商是明清陕西人发财致富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明清政府迫于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压力所出台的种种有利于经商的政策正好给了这种压力舒缓、排解的渠道。最初期是部分陕西人在农业水利发展迟缓、税负和人口的多重压力下尝试着外出经商，而一旦出现经商成功的范例便迅速蔓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注 释：
①田培栋：《明清时期秦商的几个问题》，《平准学刊》第5辑下册；田培栋：《陕
西商帮》，《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②《周礼·考工记》。
③《关中记》，《说郛》本。
④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O《江湖胜游诗序》。
⑤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四部丛刊本。
⑥王世贞《春山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乾隆《翁氏宗谱》卷一一《墓志铭》。
⑦梁份《怀葛堂集》卷五《王文佐传》，豫章丛书本。
⑧《太祖洪武实录》，台湾史语所校印本。
⑨《宪宗成化实录》，台湾史语所校印本。
⑩万历《陕西通志》卷11《水利》。
?顺治《渭南县志》录《旧志》。
??康熙《泾阳县志》卷3《贡赋志》，康熙九年刊本；道光《泾阳县志》卷4《食
货略》，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乾隆《三原县（刘）志》卷1《地理志》，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光绪《三原县志》
卷8《杂记》，第14页。
?《明实录》洪武二十二年条，隆庆二年条；宣德十一年条；永乐实录卷33。
?刘光《烟霞草堂文集》卷四。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四。
?李因笃《续刻受棋堂文集》卷四。
?王思九《肢集》卷一五。
?????《明史·食货志》卷八O。
?《明经世文编》卷四四。
?《甘肃通志》卷一九。
?刘孔贵：《边茶贸易今昔》，《贸易月刊》，1933年1月号。
参考文献：
[1]王贤辉.中国十大商帮[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
[2]（日）寺田隆信.明代的陕西商人[J].陕西历史学会会刊，1980（2）.
[3]（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4]平淮学刊编辑委员会.平淮学刊（第5辑）[C].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5]傅衣凌.明代陕西商人考略[A]//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C].人民出版社，
1982.
[6]李刚.陕西商帮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7]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82.
[8]班固.汉书·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5.
[9]李林甫.唐六典（卷五）[Z].中华书局，1955.
[10]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11]（明）吕木冉.嘉靖高陵县志（卷1）[Z].光绪十年（1884年）重刊本.
[12]（清）张鹏飞.关中水利议[Z].陕西通志馆，关中丛书本.
[13]（清）方孝標.纯斋文选（卷1）[M].石钟扬，郭春萍校点.合肥：黄山出版社，
2007.
[14]汪以诚.乾隆渭南县志（卷12）[Z].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本.
[15]丁应松.雍正高陵县志（卷1）[Z].雍正十年（1732）刊本.
[16]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M].陕西三秦出版社，2007.
[17]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中华书局，2000.
[18]卢勇.“内卷化”与陕西商帮在泾阳、三原两县兴起原因探讨[J].安徽农业
科学，2005（1）.
[19]李刚.论明清陕西商人对中央政策的有效利用[J].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4）.
[20]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M].黄山书社，1993.
关键词：明清；陕商；背景；压力；机遇
中图分类号：F729；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曾先后兴起多股民间经商群体，其中被称为“西秦大贾”的陕西帮就是当时重要的传统商帮之一。陕西帮足迹全国多个地区，且商业资本较为雄厚，有学者将陕西帮与山西帮、湖南帮等传统商人群体称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十大商帮。[1]明清陕西商帮的兴起、发展、鼎盛、衰落等问题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更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极大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就发表了《明代的陕西商人》[2]一文，并且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山西商人研究》。[3]这本专著虽命名为“山西商人”，仔细研读之下，不难发现其中涉及了大量中国北部边塞军事消费区的粮食、棉花、棉布需求及商业利润等方面的信息资料。这些基础条件就是当时“山陕商人”崛起的条件。寺田氏所谓的“山西商人”其中就包括“陕西帮商人”。藤井宏教授对明代山陕商人的联合经商情况作过较为客观的研究和估计。藤氏研究发现“有明一代，陕西商人帮经商的规模在晋商之上，特别是在食盐的经营方面，陕西商人的势力较长时间都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当时著名的陕西商人帮的老家为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4]国内早期研究明清陕商的学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傅衣凌先生[5]；此外，田培栋先生也颇为关注明清陕商的问题，并且在多部书稿中都发表过其独到的见解①；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倾数十年心血，将明清陕商的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公开出版的《陕西商帮史》一书[6]论述了陕西商帮形成的条件、明代陕西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清代陕西商帮的继续发展以及近代陕西商帮的衰落等问题，该著不仅资料丰富，而且论述较为精详，是明清陕西商人研究方面难得的大作。
前人的研究和探讨给了人们很多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从不同的侧面深入了解和认识陕西商人兴起的过程和原因。但是笔者同时也发现由于思想认识和对史料本身的分析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和偏颇，比如说对明代陕西人经商的原因及大背景的认识不够客观，许多研究带有一种主观上赞美和夸大，须知在我国自秦汉以来所出现的“重农抑商”思想影响下，很难说当时陕西人选择经商之路与某种压力无关。再者，就是对明清陕西商人经商的深层次原因缺乏综合的、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应该看到陕商在明代兴起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经济上原因也有政治上和社会、文化上的多方面的原因，非深入、全面分析不能全解。笔者不自量力，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明清陕西商人群体性兴起的原因做进一步地探究，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明清陕商兴起的前提
（一）陕西人悠久的经商传统
《易·系辞下》载：“（神农氏）日中为市，招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研究表明关中的幽岐之地即是最早出现集市的地方。西周以丰镐为都，史料记载周都城内“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②；由西周到东周，最晚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已成为比较独立的社会阶层。秦初期“孝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7]秦王朝虽以农业立国，奖励耕战、抑制商人，却历时有限。汉代秦立，朝廷多次迁徙天下高赀富人于咸阳，如汉高祖九年迁 “齐田，楚昭、屈、景、怀及诸功臣家于长陵”。[8]武帝元朔二年“又徙郡国豪杰及高赀富人三百万以上于茂陵”，③使得陕西“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8]这样就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并促成了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高峰。汉末天下大乱，后统一于隋唐。隋朝祚短，至唐代，由于唐王朝励精图治，使关中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是时中国强盛，自开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路，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9]当盛唐之时，北有丝绸之路，南有广州通海夷道，达于波斯，这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区域，使他们在更广大的时空里商业贩运，交流四方。唐长安城更是成为当时世界性的商贸中心之一，而陕西商人近水楼台，率先获得利益，出现了许多经营规模巨大、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即所谓的历史上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我们有理由相信，汉唐以来数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特别是商人阶层的延续和经验的积累，这都为后世陕西商人的再次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
（二）经商大环境的改观
宋代以来，经商大环境的改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元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发达，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明弘治时大学士丘濬说：“今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见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④丘氏话语中充满对商人的赞许，且明显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所谓不商其身而已商其志，这是对当时经商蔚然成风的反映，亦是商人社会地位有所改观的反映。嘉靖时归有光言道：“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⑤晚于归氏的王世贞对洞庭东山商人翁参以义行贾的行为亦赞叹曰：“处士豪迈绝伦若此，所至无不蒙其泽，岂区区章句腐儒所能测哉！”⑥通过这些文坛名人的表述，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其时社会对商人的肯定。明末梁份亦曾言到“（商贾）劳心力以殖货财、其候时转物，致远穷深，经日月出入地，所经营人不暇给，而处心应事有大过人者。乃以经术经世律之，不亦过乎？世之名儒，守一经以求荣一命，其深沉得丧，咸委之命，况乎其他！吾不知学之负人，人之负学也，可慨也。”⑦即认为商人从事商品经营比较那些守经求荣的所谓名儒大有过人之处，梁氏的话语固然有偏激之处，却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整个社会对商业、商人的看法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三）关中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
关中平原地处我国内陆地區，八百里狭长的河谷平原又被称为“四塞之国”，因此该地地貌条件较为复杂，自然交通状况也颇受限制。得益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作为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关中地区也有多条联系各个地方的交通路线；特别是从秦王朝开始，统治者组织大量人力修筑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虽然当时主要的将其作为统治者官方物质运输及文书的驿路，但同时也凿通了关中与其他地区的沟通和贸易通道。据相关学者研究，经秦、汉、唐等多个朝代的努力，至明代时，关中地区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架构已基本完善，其主要的交通干线包括：一是东路交通线，即自长安出发，经华州（今华县）出潼关至河南洛阳地区；二是西北交通线，即自长安经咸阳、过卜州（今彬县）、长武至平凉至兰州，最终直达嘉峪关，这条路是所谓的西北官道，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主干线；三是西南交通线，即自长安过武功、凤翔、宝鸡南转汉中，经南北栈道到达四川，这条路为入蜀官道；四是北路交通线，即自长安过同官（今铜川市）、娜州（今富县）到达延州（今延安市）以远，这条路为北路官道。[10]这四条连接关中与全国各地的交通主干道形成了陆上交通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多条联通各地的交通线路，不仅有利于封建统治也为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极大的便利。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交通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进步和发展，如自长安过同州（今大荔县），至山西河中府（今永济县）的蒲津路，以及由长安至蓝田到商州达邓州的商山路等。[10]这些交通路线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交通道路连接了陕西与山西、陕西与山南地区，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二、明代陕西独特的社会经济状况
陕西是我国古老的农业区之一，陕西尤以关中平原的自然条件优越，自古就有“天府”、“陆海”的美誉。关中作为秦汉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为司马迁称赞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由于唐中后期的社会动荡和经济重心南移，曾经作为都城的长安慢慢变为偏居西北的城镇，战乱和社会动荡使得曾经的繁荣不复存在。
（一）农业水利发展迟缓
宋以来，关中平原的农业水利已经大大落后于南方地区，不仅鲜有新修灌渠、就连原有的灌渠也大多荒废无用。李刚曾在其《陕西商帮史》一书中称赞过明清陕西的水利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并不否认明代中前期，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也曾修过一些灌渠，如《太祖洪武实录》中有“洪武八年浚泾阳县洪渠堰”，⑧《宪宗成化实录》记录“天顺八年浚泾阳县瓠口郑、白二渠”，项忠巡抚陕西时曾多方组织、筹措“疏郑、白二渠”，巡抚余子俊也曾“于泾阳凿山引水，灌田……”。⑨但是我们必须澄清几个问题：第一，明清时期陕西的水利事业无论是朝廷的重视程度还是在规模上都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第二，查阅各种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陕西水利工程基本上是对已有水利灌渠的修补和疏通，由于官府的重视不够加上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灌渠的修补和疏通往往难以如人愿。如明代吕木冉所言：“今渠堰未通，虽通不均，而科征如故”；[11]清王朝统治时期，关中也曾有些许水利工程，然如陕南人张鹏飞所言“大抵水利之赋较陆粮加重，每见兴水利者数年后田淤不登而升科如故，关中陆粮较南北二山不啻加倍”；[12]第三，即使有部分水利依然存在或者新修水利设施，引水灌溉田亩，却因水渠管理不善、利益分配不均，而难以持久；更有甚者，水渠被当地恶霸或者地头蛇把持，成了个别人牟利的工具，广大种植户因无水灌溉而深受其害，使种植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看到了明清关中地区多数人不愿意拥有或者不能拥有更多土地的状况，导致这种情况不仅仅与当时的土地税负沉重的原因、同时也与农业水利等不利因素导致的土地经营难度加大有很大关联。可以说，正是因为明清时期陕西地区农业经营环境的恶化，特别是素以灌溉发达著称的关中地区，明清时期水利事业更趋衰落，比较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农业经营的难度，使得当时的陕西人不得不考虑新的出路。
（二）土地税负增加
宋代之后，我国传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发生变化，长江流域代替黄河流域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区，关中也不再是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其重要的政治地位也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处于落后与停滞的状态，该地区经济地理上的闭塞形势在宋以后也日渐增加。关中地区从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沦落为经济落后、地理上孤立闭塞的盆地，其自然经济化程度日益加深。笔者查阅史料发现，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人口较为稠密、且土地资源较为有限，更为出乎意料的是关中地区的土地税负却相对之前有增无减。相关的研究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苏松重赋为天下之最，而关中重赋则堪称北方之最。明人方孝标说：“江南、陕西、湖广……三省者财赋之重区也”。[13]方氏所谓的陕西，主要指西、同、凤“关中三府”而言。明人吕栩云：“即今西安之地，北有郑白诸渠，故其地称陆海，税额独重于他郡省也。”⑩在关中地区，较为富庶的一些县份承担的赋税更是沉重至极，如渭南县“渭南（土地）不当汉中二十之一，……而赋益汉中一郡。……民之贫，以税之多”。?在明代，仅渭南一县，竟“赋益汉中一郡”，而渭南实际面积“不当汉中二十之一”，[14]“灌溉无几，地硗赋重”，难怪乎“人弃土田如敝屣”[15]了。清中前期，统治者曾出台了一些减负增收的政策，然由于种种原因关中重赋不仅未减，清中后期还有所增加。出现了 “（泾阳）泾之饶，原不出于土，故民亦不甚爱土”，?“（三原）中人之家不能逾十亩”，及后来的“万金之子，身无寸土”。?总之，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环境大不如以前，而税负异常沉重，特别是自“两税法”之后的“一条鞭法”，再到后来的“摊丁入亩”，进一步增加了农业经营的负担和难度。千百年来以农业为第一选择的陕西人曾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而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变却使得他们不得不把发财致富的希望寄托转向别的地方。 （三）“内卷化”严重
地处西北地区内陆，关中当地的农业生产以旱作农业为主。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水利事业较汉唐大为衰落，加上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统治者长期以来对关中地区的残酷剥削，这些因素造成了关中地区商品经济落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田培栋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民的大多数为自耕农。[16]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区域里，自耕农特色的家庭式生产在面对人口压力时往往无能为力，即很难解决劳动力多余的问题；因此，当时关中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弹性相对较小，这也就决定了人们只能在原有的生产条件下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和资本，以达到提高农业生产的目的，这虽然短时间内可以缓解上述问题，但这样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必然慢慢走向“内卷化”。[17]卢勇在研究中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分析认为明清时期的泾、三两县存在较为典型的“内卷化”现象，[18]卢氏在文章中提出：明清时期，泾阳、三原两县的农业生产常受到战乱的影响，政局稳定时期则有所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并且泾三两县的夏税秋粮位居全省前列；同时，明清时期泾三两县的总耕地面积虽然一直在缓慢扩展，只是由于该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呈下降的趋势，泾三地区农业生产的“内卷化”现象十分典型。笔者认为卢氏的研究结论与当时关中的实际是相符的，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也就是黄宗智所提出的“过密型增长”，即以泾三地区为代表的关中地区农业经济也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通俗的说只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再生产，农业的人均产值或收入却在渐渐减少。对于关中地区的自耕农来说，这种“过密型增长”也必然使其在日渐加重的人口压力下越来越贫穷，遇到灾荒之年，关中地区农业产量下降并且常常无法满足当地人生产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成千上万的陕西人背井离乡，远赴外地，长途贩运，求财于外，而这方面的史料记载遍布当时的州府志和县志，如三原赵宏祥“以家贫愿为贾养母”；高陵县张洛“赡养不给，遂服贾江淮”；朝邑王子正“家贫……乃弃笔砚贸易吴卫荆楚之地”；仁鼎臣“以家贫故废业习贸易”；张树清“家贫不能养亲，弃儒就商”，?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说，三原多商贾是因为“商贩惮于农业”。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新的出路的寻找成为一种看似偶然的必然，经商无疑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三、“开中”制与经商契机
明王朝建立之后，为了加强边疆的巩固并且安抚北方的少数民族而颁布了许多新的经济政策，以食盐开中制为代表的经济政策为陕西商人在明代崛起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经商机遇，有效地打消了明清陕西人经商初期的疑虑。有学者认为能够有效利用明政府的边防和边贸政策是陕西商帮兴起的重要原因。[19]笔者认为此论虽略有偏颇，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明清陕商崛起的时代背景。明王朝建立之初，北方边防的压力十分巨大，为了阻止北方蒙古族的侵扰，朝廷在沿边地区设置了九个边镇，以达到保卫中原的目的，这些边镇中以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最为重要，常备兵力为20余万人。如此多的人口，仅仅靠兵士屯垦开荒显然是不能解决军需问题的。而外方转输，又路途遥远，花费巨大，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显然是难以支撑的。大明朝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设计了一个既能“转输之费省”又能够“军储之用足”的办法，让民间力量参与解决军需问题，即“输粟人亦可获利”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解决北方边防军需的供应问题。
（一）食盐开中
明朝的食盐开中政策，简言之就是鼓励商人运粮至边塞，用粮食换取食盐销售的许可证，商人售盐以获利。此政策首先在山西地区实施，至大明宣德十一年开始在陕西施行，即所谓“行在户部奏，陕西边卫急缺粮储，宜召商中纳盐粮”，?这种情况为陕西商人参与当时的食盐经营提供了极佳的历史机遇。机遇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陕西商人成功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参与粮食贩运与屯种，换引贩盐。对此，清人刘光姜分析认为：“……前明用开中法，以盐实边，输粟塞上，得捆盐于淮南北，明边重西北，山陕输粟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然商极苦辽远，乃屯塞上，得粟即输，省运费，边益实，而商益富，则多赖陕。”?依靠“食盐开中”这一历史性的商机，陕西商人积极行动，一时间因运粮售盐而致富的陕西商人大有人在，如三原河浒公“以商起家，一用盐荚，起货淮上”，?富平李因笃家，“起盐笑，种粟塞下，擅素封”?；咸宁张臻“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泾阳王舆“家世农…入淮阳贾盐，……已富有资”。?史料记载，大明弘治五年开始实行开中纳银政策，即所谓的“输银于运司”，?使得贩盐成为一般性的商品买卖。当时，“垦田塞下”的西北地区商人，“悉撤业归，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上以便盐”，?许多陕西盐商也转而长驻扬州成为专业盐商。随后，明清时期全国各大盐场均有陕西商人，无怪乎田培栋有“明清时期陕西商帮是依赖盐业，借助于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观点。[22]59
（二）茶马贸易
明代朝廷出于增强北部边疆安全的考虑，在武力备战的同时，也积极通过开展双边贸易，特别是茶叶和马匹的贸易，以此来缓和与强化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料记载，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以游牧为生，素产马，嗜奶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中原王朝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自唐宋以来便出台了“茶马交易”作为安抚少数民族的治边策略。明政府继承了这政策，并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以茶易马” 法，即通过茶马交易，巧妙地将“边贸”与“边防”结合起来，即在边贸发展的同時，大明边防也得以巩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陕西商人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的意图，并且率先积极响应，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的边贸政策。
明代北方地区的茶马贸易的具体的情况，研究者们将其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两个方面。[19]大明洪武初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实施茶叶专卖政策，开始为纯官方运销模式，专门在河州、洮州、西宁、甘州等地设置茶马司，即洪武三年令陕西产茶的“诸处茶园……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令有司收贮，于西番易番马”。?到明成化年间， 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有所改变，即成化五年题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究问如律……”。?朝廷这一政策的转变，无疑为民间资本进入茶叶市场打开了大门，特别是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于是大批陕西商人开始经营茶叶，茶商的队伍越来越庞大，陕西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西北边界地区茶叶贸易的主力。 西南边茶，即汉藏边茶，西南边茶贸易开展的目的是用川南和川北诸县的茶叶与康藏、松藩藏人的马匹相互交易。据《明经世文编》载：洪武十六年置雅安茶马司实行官运官销，之后，由于“商旅不行，课额遂亏”，至洪武二十一年朝廷开始开放商茶，即“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法，公私两便”，?在这种利好的政策之下，西南边茶贸易也走上了商运商销之路，即由商人按引赴茶产区收买自行运茶和销茶。研究发现，由于明代边防重点在西北，因此朝廷对西南边茶贸易的管理相对较为宽松，这也导致了西南商茶贸易得以较快发展。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朝廷曾在碉门、黎州、雅安等地设茶马司，后移至打箭炉，大规模组织汉藏之间的茶马交易，并且在嘉靖三年额定：“……四川茶引5千道，隆庆三年又裁引l万2千，其时划定了3万归黎、雅，4千归松藩”。?如此以来，就形成了“南路边茶”和“北路边茶”的两路格局，据相关学者研究表明陕西商人同样是经营南路边茶的重要力量。[19]
四、小结
一些研究者对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持肯定态度，认为商业的兴起是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的，并且农业生产为许多陕西商人提供了经商的“第一桶金”。[6]而笔者在查阅资料后发现“以农致富”的情况并不普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不惜动用多年的农业生产积蓄作为经商的‘第一桶金’”这一史实也证明了农业生产在当时已经不再是让人留恋的“本业”了。简而言之，元明时期的陕西人需要有新的途径和渠道发财致富、改变自己的命运，其经商的内生性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说陕西商人再次崛起于明代表面偶然实则必然，陕西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至明代，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抑商”思想出现松动、商品生产有所发展、支付手段更加便捷、交通状况得到改观的情况之下，饱受农业水利发展迟缓、人口和税负大幅增加的多重压力的陕西人决定抓住“中开”政策的契机走上经商的道路。俗话说穷则思变，当时的陕西人就迫切地需要寻找到本业之外的事情，而在封建的传统社会里，手工业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并且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商业的发展，关中“泾三地区”兴盛一时的茶叶加工、皮革硝制业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意味着经商是明清陕西人发财致富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明清政府迫于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压力所出台的种种有利于经商的政策正好给了这种压力舒缓、排解的渠道。最初期是部分陕西人在农业水利发展迟缓、税负和人口的多重压力下尝试着外出经商，而一旦出现经商成功的范例便迅速蔓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注 释：
①田培栋：《明清时期秦商的几个问题》，《平准学刊》第5辑下册；田培栋：《陕
西商帮》，《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②《周礼·考工记》。
③《关中记》，《说郛》本。
④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一O《江湖胜游诗序》。
⑤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四部丛刊本。
⑥王世贞《春山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乾隆《翁氏宗谱》卷一一《墓志铭》。
⑦梁份《怀葛堂集》卷五《王文佐传》，豫章丛书本。
⑧《太祖洪武实录》，台湾史语所校印本。
⑨《宪宗成化实录》，台湾史语所校印本。
⑩万历《陕西通志》卷11《水利》。
?顺治《渭南县志》录《旧志》。
??康熙《泾阳县志》卷3《贡赋志》，康熙九年刊本；道光《泾阳县志》卷4《食
货略》，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乾隆《三原县（刘）志》卷1《地理志》，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光绪《三原县志》
卷8《杂记》，第14页。
?《明实录》洪武二十二年条，隆庆二年条；宣德十一年条；永乐实录卷33。
?刘光《烟霞草堂文集》卷四。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四。
?李因笃《续刻受棋堂文集》卷四。
?王思九《肢集》卷一五。
?????《明史·食货志》卷八O。
?《明经世文编》卷四四。
?《甘肃通志》卷一九。
?刘孔贵：《边茶贸易今昔》，《贸易月刊》，1933年1月号。
参考文献：
[1]王贤辉.中国十大商帮[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
[2]（日）寺田隆信.明代的陕西商人[J].陕西历史学会会刊，1980（2）.
[3]（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4]平淮学刊编辑委员会.平淮学刊（第5辑）[C].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5]傅衣凌.明代陕西商人考略[A]//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C].人民出版社，
1982.
[6]李刚.陕西商帮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7]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82.
[8]班固.汉书·地理志[M].中华书局，1975.
[9]李林甫.唐六典（卷五）[Z].中华书局，1955.
[10]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11]（明）吕木冉.嘉靖高陵县志（卷1）[Z].光绪十年（1884年）重刊本.
[12]（清）张鹏飞.关中水利议[Z].陕西通志馆，关中丛书本.
[13]（清）方孝標.纯斋文选（卷1）[M].石钟扬，郭春萍校点.合肥：黄山出版社，
2007.
[14]汪以诚.乾隆渭南县志（卷12）[Z].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本.
[15]丁应松.雍正高陵县志（卷1）[Z].雍正十年（1732）刊本.
[16]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M].陕西三秦出版社，2007.
[17]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中华书局，2000.
[18]卢勇.“内卷化”与陕西商帮在泾阳、三原两县兴起原因探讨[J].安徽农业
科学，2005（1）.
[19]李刚.论明清陕西商人对中央政策的有效利用[J].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4）.
[20]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M].黄山书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