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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5年9月，东北文艺工作团在东北地区开展文艺运动，东北文工团开始对东北的旧秧歌、旧戏剧进行改造，在东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秧歌剧运动。除此之外，东北本土人民也响应党的政策，踊跃进行秧歌剧创作，参与秧歌剧演出，秧歌剧活跃在东北地区的大街小巷。作为独特的艺术形象，因战争退出戏剧舞台的女性，在东北秧歌剧运动中，逐渐成为创作主体。生理上逊色于男性的女性，在文艺创作中，以其包含女儿、妻子、母亲的特殊地位重新成为完整的人，以其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灵魂重新活跃在秧歌剧中。
关键词：东北秧歌剧 妇女解放 女性形象
一、影响女性形象塑造的东北解放区环境因素
解放后的东北社会，社会话语叛离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情况，女性被纳入到叙述话语中。无论是社会生产、政治革新方面，还是成人教育方面，随处可见女性的身影。在“妇女可顶半边天”的东北地区，女性被忽视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合江日报》就解放后的东北地区女性现状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以朴实的语言、务实的内容记载着女性为东北解放所做的贡献，女性开始在社会上找回话语权，为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合江日报》对女性参与生产劳动进行大量报道，为后来的秧歌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在黑龙江汤原、吉祥区的秋收中妇女作用极大，桦南参加秋收的妇女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劳动热忱颇高，在依兰中心区妇女秋收中，“全区共183个妇女生产组，组织形式可分两种：一是妇女单独编成组……一是参加男子组。这两种各有好处……”a在劳动中，女性已然可以承擔和男性一样的工作量。由此可见，东北妇女的生产劳动，就妇女自身而言，不再处于生产工具的地位，而是与男人平等，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种平等不仅是权利的平等，更是义务的平等，把女性看作单独的、与男性平等的人。东北女性的这种特征被广泛运用在后期的秧歌剧创作中，东北秧歌剧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行为举止处处见人格的独立。秧歌剧 《夫妇订生产计划》 中男争当劳动模范，女争当生产模范，夫妻共同承担生产劳动。文艺来源于生活，东北妇女在秧歌剧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能看到自身的影子，有深厚的代入感。
《合江日报》中也有大量关于女性干部活跃在各项工作中的报道，“据依兰、鹤立、集贤、宝清、林口五县的统计，计有区级女干部69人，村级女干部1507人，全省已有女党员1800人”。桦南在“九月中旬……各区单独召开了妇女干部会议，经讨论，订了计划，提出任务……故在秋收中各区妇女大多数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依兰中心区长腾村干部分头参加秋收小组，“党员杨秀清、王淑珍等均参加小组，推动妇女”b，组织委员及党员苗日英以身作则，亲自带头。这些女干部在斗争、生产、支援前线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并且与广大妇女群众建立了联系。秧歌剧《全家光荣》张老汉的女儿张秀兰担任妇女主任，以身作则，积极进取，带领全家响应党的号召。可见，解放后，东北妇女干部已经广泛存在。秧歌剧宣传女性在家庭外依旧存在价值的先进思想，自然得到了东北人民的认同，肯定了东北秧歌剧运动的必要性。
在《东北日报》《合江日报》等资料中，每周必有一至两篇关于东北妇女积极学习文化的报道，如汤原妇女完成秋收后开始学习文化，“在妇女干部、党员领导下，已纷纷转入学习文化的热潮中。向阳区合作、新民等村的妇女……成立识字班，合作村五十二名妇女由妇女主任樊桂珍、宫淑珍领头参加”，“汤原香兰区新立村、勃利吉兴区等地的妇女，均自动组织识字班，抽空到识字班里学习，最多的十天功夫学会四十三个字”c。桦川妇女王树范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学识字，保证一天学会五个字。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到先进的妇女知识分子，女性在学习上的积极自主加快了她们的学习进度。接受教育的女性在遇到秧歌剧这集音乐、舞蹈、戏剧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再难克制心中翻身做主的激动心情，积极地参加演出。本土女性的加入，使秧歌剧这一符合东北人民审美的集体活动掀起了更大的热潮，1947年元宵节，哈尔滨的秧歌大赛观众达数十万。
二、东北解放区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东北秧歌剧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吸收东北本土素材，从满头银丝的老大娘、勤劳能干的小媳妇到力争先进的女工人、雷厉风行的女主任，农村妇女、城市女工、妇女干部一时间都成为主要的塑造目标，女性逐渐转变成秧歌剧的描写主体。
（一）发出呐喊、恢复平等的完整的人
文艺活动中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在东北秧歌剧的创作中后期，受到东北本土文化的影响，重新掌握了话语权。1947年春节，佳木斯的街头出现了一支“奇怪”的本土秧歌队，让人惊奇的是，这队伍中的女演员很多，几乎和男演员比例相当，打破了东北女人不允许参加秧歌队的旧俗。东北地区女性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在秧歌剧中发出女性的声音。在工业题材和农业题材的秧歌剧中，都塑造了发出呐喊、恢复平等的完整的女性角色。在工业题材方面，哈尔滨机械工厂、沈阳皇姑屯工厂等联合工厂的工人都参与了秧歌剧创作与演出，其中工业题材秧歌剧《模范兄妹》写的是东北解放区某城市，铁路女工和她的哥哥双双成为学习模范的故事。由于时间久远，女工姓名和具体细节已不可察，但从秧歌剧情节来看，相比农村，解放得更彻底的东北城市，女子已经可以依靠自己赢取荣誉，男女同工同酬、地位平等不再是妄想。由此可见，女性在东北秧歌剧中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在农业题材方面，由韩彤等人创作的秧歌剧《杨小林》，生动地刻画了普通农村妇女杨小林的高尚品质。十九岁的杨小林坚定地反对了包办婚姻，与丈夫自由结合，在丈夫参军后，她成为家中的顶梁柱，看顾家人，积极生产，是广大农村妇女心中的榜样。秧歌剧中的杨小林拥有自己的名字与自由的婚姻，不再仅仅是谁的女儿与妻子，享受着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为自己和千万女性发声，以完整的人的形象活在秧歌剧里。而在剧外，东北地区千千万万个杨小林受到该剧目的影响，勇敢地反对包办婚姻的陋习，实现自由恋爱，承担和男性同等的家庭责任，期待像她们的标杆“杨小林”一样，平等地活着。农民在看了该剧目后说，这比开三天会都有用。道出秧歌剧在宣传上的有效性和广泛性，从侧面指出东北秧歌剧运动开展的必要性。 （二）拥军优属、军民齐心的后方援军
秧歌剧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体作用的发挥，女人站起来，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女性在新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具体表现在拥军优属、军民齐心方面，秧歌剧对此体现在拥军题材中。拥军秧歌剧的描写主体多为女性，女性在拥护军队、军民齐心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合江日报》中可以看到，女性已经成了军队物资支援的顶梁柱，如三街十闾的苑张氏是做棉军衣的生产好手，十三天完成了十三件，一天做了四床被子。勃利茄子河村的妇女李淑琴“积极生产支前”d，组织妇女打洋草一千斤支援前线。《姑嫂劳军》中姑嫂捐送物资，皆以丈夫为荣。《送郎参军》写的是二嫂送二哥去参军，唱词中满满的不舍与期望，“一送我郎君……处处要小心。……二送我郎君……步步求上进”e。秧歌剧中生动地体现了东北女性奋力支前、维护军人的优秀品德。
李之华《光荣灯》中，作为军属的农村妇女王二嫂，收到象征“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光荣灯，力所能及地为部队筹集物资，体现干部优待军属、军属支援部队，军民一家亲的鱼水之情；《沃老大娘瞅“孩儿”》中的孩儿并不是沃老大娘的儿女，而是被老大娘照顾过的军人，“老大娘您福气好儿女满门，有在家有跑外各守其分。……前方打后方把粮草供应，抬担架看伤兵胜过亲人”，唱出了军民一体、温暖和谐的场景；《收割》中的老大娘更是唱出了对军民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军爱民民拥军，亲亲热热一家人”f。东北秧歌剧刻画的女性形象反映的正是数以万计的东北女性，东北女性不仅在行为上支持亲友参军，并且是维护军民关系的重要力量，她们是敌后战场的援军。这些剧目上演后，在东北地区引起极大反响，在战争中素来没有存在感的女性，找到了自我定位。女性从战争中的受害者转变为军人在后方的心灵慰藉者和物资支援者。
（三）自我觉醒、翻身做主的独立灵魂
解放后的东北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拥有自己的土地，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力军，文化水平大大提升。这对日渐成熟的东北秧歌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创作中后期的东北秧歌剧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放在了人类的整体生存中。解放后，东北女性抛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达到自我意识的觉醒，翻身做主，成为与男性并肩而立的社会的主人。无论是《杨小林》中杨小林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努力争取恋爱自由；《模范兄妹》中妹妹的积极参与生产，争当生产劳模的行为；还是《欢天喜地》中的刘三妻子督促丈夫进步，夫妻共同承担责任；《沃老大娘瞅“孩儿”》中的沃老大娘救助伤兵，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女性包含农村妇女、城市女工、年轻的妻子、年老的大娘，她们在东北秧歌剧中是自我意识觉醒、翻身做主的独立的灵魂，是文艺中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是广大东北女性的时代缩影。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是文艺工作者和东北本土人民扎根东北本土文化从而塑造出的具有独特魅力的角色。人文不盛的东北地区经历数十年的风霜后，重新孕育出全新的风土人情。东北秧歌剧成为东北人民新的精神支柱，更影响了解放后大众文艺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三、对解放后大众文艺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不同于以往，女性不只是文化心理角度的解放，更多的是社会地位的回归。文艺中的女性形象在社会生产、政治地位等方面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从男性的背景板，变成了文艺的创作主体。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受到妇女解放政策的影响，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与男性同工同酬、婚姻自由、事业自主，实现了女性的人生价值。“而承继了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十七年’文学， 基本上也贯彻了这种由制度化加以保障的男女平等精神”g。
東北秧歌剧中的女性角色不仅影响到了农村及城市女性形象塑造，同样也影响到了革命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孟祥英翻身》《红豆》等文章可能更多地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但不能否认这些文学作品受到了东北秧歌剧的直接影响。赵树理《孟祥英翻身》的主人公孟祥英在妇女解放政策的支持下，从受苦的媳妇到村主任，不仅解放了自己，也拯救了其他饱受压迫的女人。在文学中，孟祥英这一女性形象处于主人公地位，是文学展开的中心；在文本中，孟祥英拥有政治话语权，成功找回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新女性形象频频出现在“十七年”文学中，《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最初出走就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后与知识分子余永泽坠入爱河，又发现他的落后和庸俗。林道静在卢嘉川和江华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建立开阔的人生格局，从追求自我解放到追求社会解放，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林道静是作家塑造出的典型的新时代女性，反抗封建、意识觉醒、爱情自由、自我成长这些特点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红豆》中的江玫和恋人是自由恋爱，最终发现两人的人生观不同。江玫割舍感情，毅然地投身革命。这是江玫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女性的选择，她放弃错误的爱情，选择正确的信仰。女性不再被名义上的他人掌控，生活里出现了选择的机会，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是“十七年”文学中新女性形象对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发展。东北秧歌剧作为塑造自我觉醒的独立女性的前锋，“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女性形象特点的影响。这种文学上的衔接，更加强了东北秧歌剧与共和国文学的联系，从而使东北秧歌剧——共和国文学形成了完整的链条，进一步确立东北秧歌剧的新文学起点地位。
从秧歌剧女性角色可以看到东北女性的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新的精神面貌及真实的生活现状。对东北秧歌剧女性角色的研究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的新特质，填补了东北秧歌剧的研究空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更影响了共和国大众文艺中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塑造，完整了女性形象塑造的整体链条，让东北解放区文学——共和国文学成为一个接续发展的整体，确立了东北秧歌剧的新文学开端地位。
a 《桦南妇女大部参加秋收》，《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阴历十月二十九日。
b 《鸡宁等六县妇女参加秋收成绩显著》，《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一日。
c 《各地妇女积极学文化》，《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d 《勃利茄子河模范妇女李淑琴积极生产支前》，《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阴历九月十八日。
e 鲁绩： 《送郎参军》，《东北日报》1947年1月8日。
f 任惜时：《东北解放区的新秧歌剧创作》，《东北文艺》1995年第1期，第26页。
g 向延平：《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文学教育》2008年第4期，第117页。
参考文献：
[1] 肖振宇，张哲旺.再论东北解放区秧歌剧叙事策略[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0 （7）.
[2] 杨立军.略论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女性艺术形象塑造的主要特征[J].音乐创作，2014 （3）.
[3] 单炜鸿.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7.
[4] 周青民.东北解放区戏剧研究述评[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9 （3）.
[5] 宋喜坤.东北解放区戏剧创作导论[J].学术交流，2020（4）.
[6] 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局妇委关于冬季农村妇女工作的指示[N].东北日报，1948-11-10.
[7] 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10222013）的研究成果
作 者： 刘美洋，佳木斯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朱煜，佳木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师范类）本科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徐晓杰，博士，佳木斯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文艺批评。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东北秧歌剧 妇女解放 女性形象
一、影响女性形象塑造的东北解放区环境因素
解放后的东北社会，社会话语叛离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情况，女性被纳入到叙述话语中。无论是社会生产、政治革新方面，还是成人教育方面，随处可见女性的身影。在“妇女可顶半边天”的东北地区，女性被忽视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合江日报》就解放后的东北地区女性现状进行了一系列报道，以朴实的语言、务实的内容记载着女性为东北解放所做的贡献，女性开始在社会上找回话语权，为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合江日报》对女性参与生产劳动进行大量报道，为后来的秧歌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在黑龙江汤原、吉祥区的秋收中妇女作用极大，桦南参加秋收的妇女达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劳动热忱颇高，在依兰中心区妇女秋收中，“全区共183个妇女生产组，组织形式可分两种：一是妇女单独编成组……一是参加男子组。这两种各有好处……”a在劳动中，女性已然可以承擔和男性一样的工作量。由此可见，东北妇女的生产劳动，就妇女自身而言，不再处于生产工具的地位，而是与男人平等，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种平等不仅是权利的平等，更是义务的平等，把女性看作单独的、与男性平等的人。东北女性的这种特征被广泛运用在后期的秧歌剧创作中，东北秧歌剧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行为举止处处见人格的独立。秧歌剧 《夫妇订生产计划》 中男争当劳动模范，女争当生产模范，夫妻共同承担生产劳动。文艺来源于生活，东北妇女在秧歌剧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能看到自身的影子，有深厚的代入感。
《合江日报》中也有大量关于女性干部活跃在各项工作中的报道，“据依兰、鹤立、集贤、宝清、林口五县的统计，计有区级女干部69人，村级女干部1507人，全省已有女党员1800人”。桦南在“九月中旬……各区单独召开了妇女干部会议，经讨论，订了计划，提出任务……故在秋收中各区妇女大多数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依兰中心区长腾村干部分头参加秋收小组，“党员杨秀清、王淑珍等均参加小组，推动妇女”b，组织委员及党员苗日英以身作则，亲自带头。这些女干部在斗争、生产、支援前线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并且与广大妇女群众建立了联系。秧歌剧《全家光荣》张老汉的女儿张秀兰担任妇女主任，以身作则，积极进取，带领全家响应党的号召。可见，解放后，东北妇女干部已经广泛存在。秧歌剧宣传女性在家庭外依旧存在价值的先进思想，自然得到了东北人民的认同，肯定了东北秧歌剧运动的必要性。
在《东北日报》《合江日报》等资料中，每周必有一至两篇关于东北妇女积极学习文化的报道，如汤原妇女完成秋收后开始学习文化，“在妇女干部、党员领导下，已纷纷转入学习文化的热潮中。向阳区合作、新民等村的妇女……成立识字班，合作村五十二名妇女由妇女主任樊桂珍、宫淑珍领头参加”，“汤原香兰区新立村、勃利吉兴区等地的妇女，均自动组织识字班，抽空到识字班里学习，最多的十天功夫学会四十三个字”c。桦川妇女王树范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学识字，保证一天学会五个字。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到先进的妇女知识分子，女性在学习上的积极自主加快了她们的学习进度。接受教育的女性在遇到秧歌剧这集音乐、舞蹈、戏剧于一体的文艺形式，再难克制心中翻身做主的激动心情，积极地参加演出。本土女性的加入，使秧歌剧这一符合东北人民审美的集体活动掀起了更大的热潮，1947年元宵节，哈尔滨的秧歌大赛观众达数十万。
二、东北解放区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东北秧歌剧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吸收东北本土素材，从满头银丝的老大娘、勤劳能干的小媳妇到力争先进的女工人、雷厉风行的女主任，农村妇女、城市女工、妇女干部一时间都成为主要的塑造目标，女性逐渐转变成秧歌剧的描写主体。
（一）发出呐喊、恢复平等的完整的人
文艺活动中长期被忽视的女性，在东北秧歌剧的创作中后期，受到东北本土文化的影响，重新掌握了话语权。1947年春节，佳木斯的街头出现了一支“奇怪”的本土秧歌队，让人惊奇的是，这队伍中的女演员很多，几乎和男演员比例相当，打破了东北女人不允许参加秧歌队的旧俗。东北地区女性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在秧歌剧中发出女性的声音。在工业题材和农业题材的秧歌剧中，都塑造了发出呐喊、恢复平等的完整的女性角色。在工业题材方面，哈尔滨机械工厂、沈阳皇姑屯工厂等联合工厂的工人都参与了秧歌剧创作与演出，其中工业题材秧歌剧《模范兄妹》写的是东北解放区某城市，铁路女工和她的哥哥双双成为学习模范的故事。由于时间久远，女工姓名和具体细节已不可察，但从秧歌剧情节来看，相比农村，解放得更彻底的东北城市，女子已经可以依靠自己赢取荣誉，男女同工同酬、地位平等不再是妄想。由此可见，女性在东北秧歌剧中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在农业题材方面，由韩彤等人创作的秧歌剧《杨小林》，生动地刻画了普通农村妇女杨小林的高尚品质。十九岁的杨小林坚定地反对了包办婚姻，与丈夫自由结合，在丈夫参军后，她成为家中的顶梁柱，看顾家人，积极生产，是广大农村妇女心中的榜样。秧歌剧中的杨小林拥有自己的名字与自由的婚姻，不再仅仅是谁的女儿与妻子，享受着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为自己和千万女性发声，以完整的人的形象活在秧歌剧里。而在剧外，东北地区千千万万个杨小林受到该剧目的影响，勇敢地反对包办婚姻的陋习，实现自由恋爱，承担和男性同等的家庭责任，期待像她们的标杆“杨小林”一样，平等地活着。农民在看了该剧目后说，这比开三天会都有用。道出秧歌剧在宣传上的有效性和广泛性，从侧面指出东北秧歌剧运动开展的必要性。 （二）拥军优属、军民齐心的后方援军
秧歌剧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女性主体作用的发挥，女人站起来，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女性在新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具体表现在拥军优属、军民齐心方面，秧歌剧对此体现在拥军题材中。拥军秧歌剧的描写主体多为女性，女性在拥护军队、军民齐心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合江日报》中可以看到，女性已经成了军队物资支援的顶梁柱，如三街十闾的苑张氏是做棉军衣的生产好手，十三天完成了十三件，一天做了四床被子。勃利茄子河村的妇女李淑琴“积极生产支前”d，组织妇女打洋草一千斤支援前线。《姑嫂劳军》中姑嫂捐送物资，皆以丈夫为荣。《送郎参军》写的是二嫂送二哥去参军，唱词中满满的不舍与期望，“一送我郎君……处处要小心。……二送我郎君……步步求上进”e。秧歌剧中生动地体现了东北女性奋力支前、维护军人的优秀品德。
李之华《光荣灯》中，作为军属的农村妇女王二嫂，收到象征“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光荣灯，力所能及地为部队筹集物资，体现干部优待军属、军属支援部队，军民一家亲的鱼水之情；《沃老大娘瞅“孩儿”》中的孩儿并不是沃老大娘的儿女，而是被老大娘照顾过的军人，“老大娘您福气好儿女满门，有在家有跑外各守其分。……前方打后方把粮草供应，抬担架看伤兵胜过亲人”，唱出了军民一体、温暖和谐的场景；《收割》中的老大娘更是唱出了对军民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军爱民民拥军，亲亲热热一家人”f。东北秧歌剧刻画的女性形象反映的正是数以万计的东北女性，东北女性不仅在行为上支持亲友参军，并且是维护军民关系的重要力量，她们是敌后战场的援军。这些剧目上演后，在东北地区引起极大反响，在战争中素来没有存在感的女性，找到了自我定位。女性从战争中的受害者转变为军人在后方的心灵慰藉者和物资支援者。
（三）自我觉醒、翻身做主的独立灵魂
解放后的东北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拥有自己的土地，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力军，文化水平大大提升。这对日渐成熟的东北秧歌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创作中后期的东北秧歌剧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放在了人类的整体生存中。解放后，东北女性抛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达到自我意识的觉醒，翻身做主，成为与男性并肩而立的社会的主人。无论是《杨小林》中杨小林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努力争取恋爱自由；《模范兄妹》中妹妹的积极参与生产，争当生产劳模的行为；还是《欢天喜地》中的刘三妻子督促丈夫进步，夫妻共同承担责任；《沃老大娘瞅“孩儿”》中的沃老大娘救助伤兵，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女性包含农村妇女、城市女工、年轻的妻子、年老的大娘，她们在东北秧歌剧中是自我意识觉醒、翻身做主的独立的灵魂，是文艺中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是广大东北女性的时代缩影。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是文艺工作者和东北本土人民扎根东北本土文化从而塑造出的具有独特魅力的角色。人文不盛的东北地区经历数十年的风霜后，重新孕育出全新的风土人情。东北秧歌剧成为东北人民新的精神支柱，更影响了解放后大众文艺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三、对解放后大众文艺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不同于以往，女性不只是文化心理角度的解放，更多的是社会地位的回归。文艺中的女性形象在社会生产、政治地位等方面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从男性的背景板，变成了文艺的创作主体。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受到妇女解放政策的影响，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与男性同工同酬、婚姻自由、事业自主，实现了女性的人生价值。“而承继了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十七年’文学， 基本上也贯彻了这种由制度化加以保障的男女平等精神”g。
東北秧歌剧中的女性角色不仅影响到了农村及城市女性形象塑造，同样也影响到了革命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孟祥英翻身》《红豆》等文章可能更多地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但不能否认这些文学作品受到了东北秧歌剧的直接影响。赵树理《孟祥英翻身》的主人公孟祥英在妇女解放政策的支持下，从受苦的媳妇到村主任，不仅解放了自己，也拯救了其他饱受压迫的女人。在文学中，孟祥英这一女性形象处于主人公地位，是文学展开的中心；在文本中，孟祥英拥有政治话语权，成功找回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样的新女性形象频频出现在“十七年”文学中，《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最初出走就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后与知识分子余永泽坠入爱河，又发现他的落后和庸俗。林道静在卢嘉川和江华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建立开阔的人生格局，从追求自我解放到追求社会解放，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林道静是作家塑造出的典型的新时代女性，反抗封建、意识觉醒、爱情自由、自我成长这些特点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红豆》中的江玫和恋人是自由恋爱，最终发现两人的人生观不同。江玫割舍感情，毅然地投身革命。这是江玫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女性的选择，她放弃错误的爱情，选择正确的信仰。女性不再被名义上的他人掌控，生活里出现了选择的机会，根据自己的心意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是“十七年”文学中新女性形象对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发展。东北秧歌剧作为塑造自我觉醒的独立女性的前锋，“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女性形象特点的影响。这种文学上的衔接，更加强了东北秧歌剧与共和国文学的联系，从而使东北秧歌剧——共和国文学形成了完整的链条，进一步确立东北秧歌剧的新文学起点地位。
从秧歌剧女性角色可以看到东北女性的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新的精神面貌及真实的生活现状。对东北秧歌剧女性角色的研究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东北解放区秧歌剧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东北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的新特质，填补了东北秧歌剧的研究空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更影响了共和国大众文艺中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塑造，完整了女性形象塑造的整体链条，让东北解放区文学——共和国文学成为一个接续发展的整体，确立了东北秧歌剧的新文学开端地位。
a 《桦南妇女大部参加秋收》，《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阴历十月二十九日。
b 《鸡宁等六县妇女参加秋收成绩显著》，《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一日。
c 《各地妇女积极学文化》，《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d 《勃利茄子河模范妇女李淑琴积极生产支前》，《合江日报》民国三十七年阴历九月十八日。
e 鲁绩： 《送郎参军》，《东北日报》1947年1月8日。
f 任惜时：《东北解放区的新秧歌剧创作》，《东北文艺》1995年第1期，第26页。
g 向延平：《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文学教育》2008年第4期，第117页。
参考文献：
[1] 肖振宇，张哲旺.再论东北解放区秧歌剧叙事策略[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20 （7）.
[2] 杨立军.略论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女性艺术形象塑造的主要特征[J].音乐创作，2014 （3）.
[3] 单炜鸿.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7.
[4] 周青民.东北解放区戏剧研究述评[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9 （3）.
[5] 宋喜坤.东北解放区戏剧创作导论[J].学术交流，2020（4）.
[6] 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局妇委关于冬季农村妇女工作的指示[N].东北日报，1948-11-10.
[7] 王建中，任惜时，李春林等.东北解放区文学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910222013）的研究成果
作 者： 刘美洋，佳木斯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朱煜，佳木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师范类）本科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徐晓杰，博士，佳木斯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文艺批评。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