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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外敌入侵之际，才会迸发出一个民族内心的最强音。能够迸发这最强音的民族，绝不会消亡;能够迸发出这最强音的民族，也定能自强奋起革命出一个新中国。
同样是海港城市，马赛诞生了法兰西的国歌《马赛曲》，上海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同样是民族危机外敌入侵之际，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迸发出一个民族内心的最强音。能够迸发这最强音的民族，绝不会消亡;能够迸发出这最强音的民族，也定能自强奋起革命出一个新中国。
回看抗战期间诞生的歌曲，“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关内，东北军撤退至关内，诞生了满怀悲戚与思乡情结的《松花江上》;长城抗战，催生奋勇杀敌的《大刀进行曲》;及至聂耳随朱庆澜将军到热河，听那抗日义勇军的战歌，为之所动，化作《义勇军进行曲》，并首先在上海唱响，这首歌还于1940年唱到了纽约，让美国人民知道了中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响彻苏州河南岸的高楼间。
延河畔、黄河旁、晋察冀边区，《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团结就是力量》……一曲曲雄壮战歌，撕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中国的新生！
流亡中的歌
《松花江上》这首歌并不是诞生在松花江上。“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纷纷四散到各地。由于“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作为军人不能执戟卫国，东北军将士们的心头郁结，久久不去。
1935年，左联作曲家、共产党员张寒晖从河北定县老家来到西安。刚在老家组织抗日救国会活动的张寒晖，目睹背井离乡的东北学生、士兵，不禁谱出令人潸然泪下之曲，并自己为之填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1936年12月，当爱国青年唱着这哀戚的歌到达临潼，行至城外的十里铺，正逢张学良车队。“‘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张学良听到这令人断肠的合唱，双手摆了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后，张寒晖到东北军政治部工作，率领“12·12”剧团随军演出。之后，由于《松花江上》传唱一时，人们一度竟然忘了张寒晖这一词曲作者，口口相传，人们的印象里，这首歌成了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在一些歌集里也都写着“作者佚名”。
在抗战胜利内战方起的时候，创作了《松花江上》、《国民大生产》、《去当兵》等著名歌曲的张寒晖，于1946年3月11日因病去世。他创作的《松花江上》，与刘雪庵创作的《流亡曲》、《复仇曲》，合称为“流亡三部曲”，其与《义勇军进行曲》一道，成为了全民抗战之前，中国人对日抗争最著名的歌曲。
与张寒晖一样，聂耳也是在抗日的最前线动心起念，写就了《义勇军进行曲》。
于1930年夏天来到上海的云南青年聂耳，他最初的落脚点是虹口公平路185弄同春里86号的后厢房。因为192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的言行受到当时昆明当局的注意，导致他在没能领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证的前提下离开昆明。来到上海的聂耳，就像如今“沪漂”一族一样，手头并不宽裕的他屡次租房，屡次搬家。从虹口、杨浦到静安寺附近，乃至霞飞路，都有他的落脚点。
他先以小提琴练习生的身份进入上海文艺圈。接着，又开始为电影谱曲。
1933年早春，聂耳随慰问团去热河四家子。这里有抗日义勇军军营。本次慰问的组织者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以及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将军。朱庆澜早年从事反清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朱庆澜发出第一份要求抗战的通电，成为向全国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第一人。
聂耳随朱庆澜到达冰天雪地的内蒙。在抗日义勇军营地里，他听到了官兵在演唱战歌。于是他循着歌声走过去，操着云南口音浓重的国语问：“你们唱的啥子歌？”
“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来自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联络副官高鹏告诉聂耳。
从热河回上海的途中，义勇军、誓词、战歌等等，在聂耳的脑海回荡。此际，朱庆澜正投资一部电影——《风云儿女》。这部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由田汉编剧。哪知道田汉刚交出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当局抓捕。《风云儿女》的台词剧本不得不交由夏衍修改。这时候，聂耳找到了夏衍，承揽下了为《风云儿女》谱曲的任务。
《风云儿女》的创作班底，可谓豪华阵容，导演许幸之，编剧田汉、夏衍，都是当时左联疾风劲草般的人物。在1930年代明星制的海上影坛，该片主演是大明星袁牧之、王人美。看看老照片就能明白，袁牧之作为那个年月的当红小生，十足风流倜傥好男儿;至于王人美，更是中国影坛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女星，1934年，她在蔡楚生导演的电影《渔光曲》中，饰演“小猫”一角。《渔光曲》于1935年在苏联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也正是在那一年，20岁的王人美加盟电通影片公司，成为《风云儿女》的女一号。明星们“粉丝”众多，号召力惊人。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的摄影，更是后来延安摄影界教父级的人物吴印咸。
这样的剧组班底，加之抗战背景的故事，无疑能打造出一部优秀的影片。然而，它竟然让一个伟大共和国的国歌由此诞生，那只能说是时代使然，上海这座城市使然。 1939年1月，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怀揣诗稿的光未然来到延安，正赶上中央机关在延安的陕北公学礼堂举办除夕晚会。光未然激情澎湃的朗诵，令台下一个人兴奋异常。那就是曾在上海大场陶行知学校与之结识的冼星海。在1939年的农历正月里，冼星海为《黄河吟》谱曲。之后，这全新的艺术品以大合唱的形式，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上演。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毛泽东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演出，连声大赞。同年7月，周恩来观看《黄河大合唱》演出，并亲笔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一用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元素混合表现的大合唱史诗巨作，从此唱响华夏。
不仅《黄河大合唱》，从延安流传下来的抗战歌曲众多。比如1939年诞生的《八路军大合唱》。这一由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谱曲、公木作词的大合唱，其中的进行曲，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现今韩国全罗南道光州的郑律成，他于1933年来到南京，参加朝鲜人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开始了一边革命、一边学习音乐的生活。1939年，郑律成创作《延安颂》一举成名，并于193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郑律成携夫人回到朝鲜后，为朝鲜军民谱写了《“8·15”颂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朝鲜解放进行曲》等十余部作品。1950年，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定居北京。
和诞生在延安的《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类似，诞生在中共抗日最前线的一些歌曲，亦传唱至今。比如《游击队之歌》。1937年，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同仁北上做抗日宣传，年底到达山西临汾。就在老乡土炕上的油灯下，他写出了《游击队之歌》。这首歌在临汾刘庄八路军总部首演时，只有口哨充当伴奏，但仍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还有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诞生的《团结就是力量》，虽然是作者卢肃和牧虹为反映减租减息斗争而作的一部小歌剧的幕终曲，却不胫而走在北平、重庆等地的学生中流传开来，不仅成为鼓舞人心的抗日歌曲，还成为抗战胜利后学生们在国统区游行示威时高唱的一首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首歌依旧是激励人们团结奋战的号角。
同样是海港城市，马赛诞生了法兰西的国歌《马赛曲》，上海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同样是民族危机外敌入侵之际，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会迸发出一个民族内心的最强音。能够迸发这最强音的民族，绝不会消亡;能够迸发出这最强音的民族，也定能自强奋起革命出一个新中国。
回看抗战期间诞生的歌曲，“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关内，东北军撤退至关内，诞生了满怀悲戚与思乡情结的《松花江上》;长城抗战，催生奋勇杀敌的《大刀进行曲》;及至聂耳随朱庆澜将军到热河，听那抗日义勇军的战歌，为之所动，化作《义勇军进行曲》，并首先在上海唱响，这首歌还于1940年唱到了纽约，让美国人民知道了中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响彻苏州河南岸的高楼间。
延河畔、黄河旁、晋察冀边区，《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团结就是力量》……一曲曲雄壮战歌，撕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中国的新生！
流亡中的歌
《松花江上》这首歌并不是诞生在松花江上。“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纷纷四散到各地。由于“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作为军人不能执戟卫国，东北军将士们的心头郁结，久久不去。
1935年，左联作曲家、共产党员张寒晖从河北定县老家来到西安。刚在老家组织抗日救国会活动的张寒晖，目睹背井离乡的东北学生、士兵，不禁谱出令人潸然泪下之曲，并自己为之填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1936年12月，当爱国青年唱着这哀戚的歌到达临潼，行至城外的十里铺，正逢张学良车队。“‘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张学良听到这令人断肠的合唱，双手摆了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后，张寒晖到东北军政治部工作，率领“12·12”剧团随军演出。之后，由于《松花江上》传唱一时，人们一度竟然忘了张寒晖这一词曲作者，口口相传，人们的印象里，这首歌成了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在一些歌集里也都写着“作者佚名”。
在抗战胜利内战方起的时候，创作了《松花江上》、《国民大生产》、《去当兵》等著名歌曲的张寒晖，于1946年3月11日因病去世。他创作的《松花江上》，与刘雪庵创作的《流亡曲》、《复仇曲》，合称为“流亡三部曲”，其与《义勇军进行曲》一道，成为了全民抗战之前，中国人对日抗争最著名的歌曲。
与张寒晖一样，聂耳也是在抗日的最前线动心起念，写就了《义勇军进行曲》。
于1930年夏天来到上海的云南青年聂耳，他最初的落脚点是虹口公平路185弄同春里86号的后厢房。因为192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的言行受到当时昆明当局的注意，导致他在没能领取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证的前提下离开昆明。来到上海的聂耳，就像如今“沪漂”一族一样，手头并不宽裕的他屡次租房，屡次搬家。从虹口、杨浦到静安寺附近，乃至霞飞路，都有他的落脚点。
他先以小提琴练习生的身份进入上海文艺圈。接着，又开始为电影谱曲。
1933年早春，聂耳随慰问团去热河四家子。这里有抗日义勇军军营。本次慰问的组织者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以及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将军。朱庆澜早年从事反清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朱庆澜发出第一份要求抗战的通电，成为向全国发出呼吁、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第一人。
聂耳随朱庆澜到达冰天雪地的内蒙。在抗日义勇军营地里，他听到了官兵在演唱战歌。于是他循着歌声走过去，操着云南口音浓重的国语问：“你们唱的啥子歌？”
“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来自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联络副官高鹏告诉聂耳。
从热河回上海的途中，义勇军、誓词、战歌等等，在聂耳的脑海回荡。此际，朱庆澜正投资一部电影——《风云儿女》。这部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由田汉编剧。哪知道田汉刚交出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当局抓捕。《风云儿女》的台词剧本不得不交由夏衍修改。这时候，聂耳找到了夏衍，承揽下了为《风云儿女》谱曲的任务。
《风云儿女》的创作班底，可谓豪华阵容，导演许幸之，编剧田汉、夏衍，都是当时左联疾风劲草般的人物。在1930年代明星制的海上影坛，该片主演是大明星袁牧之、王人美。看看老照片就能明白，袁牧之作为那个年月的当红小生，十足风流倜傥好男儿;至于王人美，更是中国影坛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女星，1934年，她在蔡楚生导演的电影《渔光曲》中，饰演“小猫”一角。《渔光曲》于1935年在苏联第一届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也正是在那一年，20岁的王人美加盟电通影片公司，成为《风云儿女》的女一号。明星们“粉丝”众多，号召力惊人。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影片的摄影，更是后来延安摄影界教父级的人物吴印咸。
这样的剧组班底，加之抗战背景的故事，无疑能打造出一部优秀的影片。然而，它竟然让一个伟大共和国的国歌由此诞生，那只能说是时代使然，上海这座城市使然。 1939年1月，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岁月，怀揣诗稿的光未然来到延安，正赶上中央机关在延安的陕北公学礼堂举办除夕晚会。光未然激情澎湃的朗诵，令台下一个人兴奋异常。那就是曾在上海大场陶行知学校与之结识的冼星海。在1939年的农历正月里，冼星海为《黄河吟》谱曲。之后，这全新的艺术品以大合唱的形式，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上演。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校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毛泽东观看了冼星海亲自指挥的演出，连声大赞。同年7月，周恩来观看《黄河大合唱》演出，并亲笔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一用西洋音乐和民族音乐元素混合表现的大合唱史诗巨作，从此唱响华夏。
不仅《黄河大合唱》，从延安流传下来的抗战歌曲众多。比如1939年诞生的《八路军大合唱》。这一由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谱曲、公木作词的大合唱，其中的进行曲，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值得一提的是，出生于现今韩国全罗南道光州的郑律成，他于1933年来到南京，参加朝鲜人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开始了一边革命、一边学习音乐的生活。1939年，郑律成创作《延安颂》一举成名，并于193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郑律成携夫人回到朝鲜后，为朝鲜军民谱写了《“8·15”颂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朝鲜解放进行曲》等十余部作品。1950年，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定居北京。
和诞生在延安的《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类似，诞生在中共抗日最前线的一些歌曲，亦传唱至今。比如《游击队之歌》。1937年，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同仁北上做抗日宣传，年底到达山西临汾。就在老乡土炕上的油灯下，他写出了《游击队之歌》。这首歌在临汾刘庄八路军总部首演时，只有口哨充当伴奏，但仍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还有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诞生的《团结就是力量》，虽然是作者卢肃和牧虹为反映减租减息斗争而作的一部小歌剧的幕终曲，却不胫而走在北平、重庆等地的学生中流传开来，不仅成为鼓舞人心的抗日歌曲，还成为抗战胜利后学生们在国统区游行示威时高唱的一首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首歌依旧是激励人们团结奋战的号角。